徐庆群:你不是杨改兰,你不知道她的痛 除了贫穷和绝望还有…

杨改兰,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人,一位年轻的母亲。2016年8月24日,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后不治身亡,年仅28岁。

今天,这桩惨案震惊全国。其中细节媒体也已经披露很多,当然调查还在进行中。各种言论也甚嚣尘上,批评杨改兰的,批评政府的。的确都该批评。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端出来一碗一碗鸡汤。但是,你不是杨改兰,你不知道她的痛。


从前,有一个母亲。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十年前我到贵州深山里采访志愿者的时候,到一户马家家访。当时只有五个孩子在家。老大当年14年已经到贵阳打工了,父亲那天去煤窑挖煤了,母亲呢?
志愿者把声音压到最低:母亲上吊自杀了。
为什么?我张大嘴巴,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贫穷。
志愿者说母亲在的时候还好,还可以烧酒卖,现在更穷了。
五个孩子和父亲住在一间20多平米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没有间隔。家徒四壁、破烂不堪。家里的口粮堆在房顶,我爬上梯子,看到了一堆霉迹斑斑的玉米。
家里没有猪也没有牛。
母亲自己走了,没有带走六个孩子。


又一个母亲。
她叫杨改兰。
她在甘肃,大抵也是(一定)因为贫穷,而更加决绝,她不仅自己走了,还带走了四个孩子。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决绝,她的离开也和贵州那位母亲离开一样,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丝波纹,也许我们的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所以,在广大贫困地区,被贫穷吞噬的母亲有多少?
贫穷很坚硬,很可怕。可怕到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没有钱,怎么活得精致?
今天,这桩惨案震惊全国。其中细节媒体也已经披露很多,当然调查还在进行中。
各种言论也甚嚣尘上,批评杨改兰的,批评政府的。的确都该批评。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端出来一碗一碗鸡汤。但是,你不是杨改兰,你不知道她的痛。
杨改兰的爷爷在奶奶年轻的时候离家出走。
杨改兰的妈妈在爸爸年轻的时候离家出走。
杨改兰11岁便没有了母亲。
杨改兰19岁嫁人。
杨改兰没有上过一天学。
报道说都是因为家境贫穷。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读过书、上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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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爱喝酒,偶尔酗酒。做点小生意是挣一分赔两分。给地主扛过活儿、还打过鬼子。小时候,他喝完酒,就会撩起裤管给我们看他腿上的枪眼。那是他的勋章。
奶奶善良但是脾气火爆,见火就着,整天跟爷爷吵吵闹闹。给地主家做过保姆。20世纪50年代末,赶上自然灾害,爷爷牵着奶奶,奶奶踮着小脚领着爸爸,一路从山东跑到黑龙江,一边走路一边讨饭。最终他们在黑土地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其实,他们活下去的勇气还有就是他们的独生子——我的爸爸。他们就是吵着闹着、逃着要着,也供爸爸读书。后来,爸爸读了中师,当上人民教师、成为国家公职人员。
因为爸爸有文化,又娶了喜欢读书人的妈妈。
妈妈生了六个孩子,又把六个孩子从农村供到城市,从小学供到博士后。
奶奶也没有读过书,妈妈身为九个孩子的长女也只念到小学三年级。
但是她们都有文化自觉,知道读书上学的重要性。
这种自觉源于眼界。
然而眼界源于环境。


报道说,杨家很少与邻居来往,杨家好像生活在一个孤岛中,贫穷、飘零,自然不堪一击。
杨改兰奶奶也说自己的命苦。啥是命呢?
杨改兰用斧头和农药向命运发出怒吼和抗争。


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痛;更是因为只是批评没有意义,我们要行动。
我曾经采访过复旦大学在宁夏西海固的研究生支教团,领导曾问支教了十年的学校校长:这十年来,复旦大学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变化?
校长没有说,孩子们喝上了干净的水(建水窖),坐进了多媒体教室,有了宽阔的操场……当然,这些就是客观存在的,复旦大学用十年的行动改变了当地学校贫穷落后的面貌。
但是校长这样说:十年了,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女娃们敢说话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分量有多大?我听了,心里冲进千军万马。
是的,支教志愿者们,教会孩子们知识,打开了孩子们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孩子们可以把目光伸向远方,远方虽然还会有泥泞,但那也是希望。


9月8日,首届寻找最美教师志愿者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全国只有10位教师志愿者和5个教师志愿服务团队获奖。虽然获奖人数和团队有点少,但是这给了我们希望。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师志愿者的关注和认可,更是对整个志愿者群体的尊重和认可。
至此,我不想再评价政府以及村委会在这场惨案中的作用,也不想批评杨改兰的决绝,更不想煮一碗热腾腾的鸡汤。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无论你是谁?因为你不是杨家,你不会体味到那彻骨的痛苦和绝望。
我想说,中国志愿服务事业需要每一个人搭把手,让更多有志青年走进山区、更深更深的山区,让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都有关爱。
活着才有希望,读书才能前途。


你不是杨改兰,你不知道她的痛。
但是你可以做志愿者,帮助更多像杨改兰一样生活在贫穷中的母亲,走近她们,带着爱和书。


一路走好!

2016年9月11日深夜
【文/徐庆群 (小的爱 微信号:xiaodeai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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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媒体:甘肃一家六口死亡悲剧肇因未必是贫穷

    8月26日,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阿姑山村发生一起惨剧。80后母亲杨改兰,用钝器杀死四个亲生骨肉之后,喝农药自杀死亡。9月4日,在料理完家人的后事之后,这个女人的丈夫李克英也被发现服毒自杀死亡。

    面对这起惨剧,大部分人似乎就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认同了一个结论:是贫困导致了这个家庭的悲剧。很少有人质疑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结论。说来也不奇怪,毕竟,通过记者的探访所得的信息有限,人们能够一眼看到的东西,只有那破败的房屋、近乎赤贫的生活。只是,这个结论真有那么理所当然吗?

    从常识的角度思考,这家人并不是最近才突然变得贫困的。在2013年底低保取消之前,近乎赤贫的日子已经持续多年,如果真是贫困导致这场悲剧,那么为何杨改兰不选择在此之前或之后,而选择在8月26日自杀呢?显然,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就算真正压死骆驼的是千钧重担,但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才最为关键。

    我阅读过不少关于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著作,也专门读过研究农民自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调查来看,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自杀与贫困存在必然联系。否则,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是自杀人数比较多的时期,贫穷的地方应该比富裕的地方出现更多的自杀者。事实上,农村妇女自杀人数最多的时期,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那个时候,农民的生活相对过去,有了比较大的改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最活跃的地区,经济状态也未必是最差的。所以,猜测贫困导致自杀,仅仅就是个猜测而已,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在贫困导致自杀惨剧的观点下,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政府扶贫不到位、取消杨家低保一事上。为了应对舆论质疑,9月9日,康乐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弄了一个情况通报。我发现这个通报提供的数据,也刚好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观点:即贫困和惨剧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杨家在2013年12月被取消低保,正是政府通过入户调查表明,杨家那一年的平均收入已经高于低保标准,所以核销了他们家的低保。一直到惨剧发生,这个家庭的低保资格都没有恢复。换句话说,当地政府的收入数据似乎是说,惨剧并非发生于杨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这真是个讽刺的证明啊,因为一旦赞成贫困和惨剧没有必然联系,好像是为当地政府辩护。但我并无此意。恰恰相反,我想说,这种浅表归因,很有可能遮盖掉更为重要和深入的信息,也容易误导追责的方向。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是为了应对舆论质疑。很多人是不相信的。我也一样存疑。

    暂且放下数据是否真实这事,其实除了低保外,杨家和地方政府之间还有一件事也一直在较着劲。这事在我看来,跟低保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只是在低保疑云的焦点之下,被大多数观察者忽略了,这就是杨家的危房改造。从2013年开始,各级镇、村里的干部频繁到杨家动员,要对他家进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年4月,已经动员6次之多。但,杨家的危房一直没改成。政府通报说,主要不是我们不积极,而是户主杨满堂总以补助资金少、自己拿不出钱为由拒绝,加之杨兰芳极力反对。

    在扶贫过程中,危房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指标,而且是一眼就能看见的东西。在数据上,很容易造出数字证明一个家庭不是低保户也不是贫困户,但低矮破烂的土房子却不太容易掩盖。摇摇欲坠的危房就摆在那里,它那丑陋的样子时刻都在提醒人们:这个家还很贫困、需要低保。在网络上,有康乐县的网友贴出一所破烂房子的照片,质问当地的官员,为何住这种房子的人得不到扶助?这样的质问,无疑会给当地官员带来压力。更何况,康乐县阿古村,一直被当地自夸为精准扶贫的典型。像杨家这样的危房,不是在打“精准扶贫”的脸吗?这是给扶贫政绩抹黑啊。

    对于甘肃这样的穷省,扶贫政绩直接影响官员的升迁。2013年9月,甘肃省启动“1236扶贫攻坚行动”。这个行动确定,提前脱贫的扶贫工作重点县,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县委书记和县长优先提拔重用。相反,延期摘帽或扶贫不力的,先摘掉县委书记、县长的“乌纱帽”。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绩考核,一方面当然会加大当地官员扶贫动力,但另外一方面,这种考核也很有可能会形成形式主义和造假之风。实际上,为了让上级考察时看到自己的扶贫政绩,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简直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据说,有个地方让一些小学生披着装化肥的白塑料袋,趴在领导路过的山路上,远远望去,山坡上尽是“美羊羊”。

    杨家从低保户变成了非低保户,也已经不是贫困户,但危房却实实在在摆在那。我们不知道当地干部和杨家,在危房改造上是如何博弈和讨价还价的。在通报中,顺着人们相信贫困导致惨剧这个观点,当地政府用自说自话的数据证明杨家非贫困户,从而撇清了所有责任。但这个数据,却没法遮盖住危房这一看得见的贫困标志。危房改造这事在提醒我们:闹剧和悲剧,可能源自扶贫不给力,但同样也可能源自扶贫政绩压力。所以,除了低保一事外,必须继续追问,危房改造和惨剧之间是否有关联。

    杨改兰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跟她的堂姑杨雪丽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这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随着死者的离去,也许它会成为永远的秘密。不过在这个秘密未解之时,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贫困两个字,恕我直言,实在过于轻飘。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地政府站上这股轻飘的民意“风口”,几乎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在逐条研读当地政府关于这起事件的通报时,我的感受是极其悲凉和愤怒的。整个通报3200字,当地政府试图给出的信息就只有5个字:我们没责任。

  2. 服农药自杀的惨剧在农村有多普遍?

    甘肃一家六口服毒自杀的惨剧,带给每个人的都是震惊。在此之前,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赤贫的家庭,很难想象杨改兰在自杀之前,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而当我们的心情稍许平复,我们又想知道,这样的惨剧,在农村的其它地方,到底还有多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并没有针对自杀的具体研究。这项研究真正开展,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1999年,卫生部第一次公开报道了我国1993年的自杀率,为13.9/10万,其中女性比例为14.8,男性为13.0,在世界上属于平均水平。不过,这个数据存在一定的质疑。当时所做的调查,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人口,而这一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不到30%。因此统计的数据样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代表性。

    相对更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的学者费立鹏(Philips)2002年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所发表的《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在这个统计中,费立鹏按照人口比例,将广大农村的自杀情况统计进去了。所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的自杀率为23.2/10万,在世界上处于高水平。

    但无论是卫生部的统计,或是费立鹏的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自杀率有和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三个特点:

    1.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杀率都高于农村人口。但在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高于城市,而且是高出数倍。(根据费立鹏的数据,1995-1999年我国农村自杀率为27.1/10万,城市为8.3/10万)

    2.除了中国,所有国家男性的自杀率都显著高于女性,但在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两成多(费立鹏的数据是自杀的男女比例为0.78:1)。

    3.西方国家的自杀案例中,90%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而在中国,60%的自杀未遂者和30%的自杀者是没有精神障碍的。

    在中国,"农村"、"女性",这两个就是高自杀率的代名词。

    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否能够成功自杀,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自杀方式的便利性,也就是自杀工具获得的容易程度。

    同时期的美国,53%的自杀者是以枪杀作为自杀方式的,在男性自杀者中这个比例更高,为63%。而女性的首要自杀方式,则是服用有毒物质。

    在中国,由于对枪支和有毒化学物品的管控,一般人很难获得这些物品,尤其在城市里就更加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自杀,尤其是男性自杀的发生。

    然而在农村,有一个有毒物质却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是:农药。

    随手可得的农药,成为农村人自杀的首选方式

    农民要种地,要驱除虫害,就要用到农药。但当一个人处于绝望的时候,随手可得的农药,也会成为他们自杀的首选方式。在中国农村,55%的自杀者和43%的自杀者,都是服用农药。而杨改兰一家喝下的,也是剧毒的农药。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女性在家庭之中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从心理上说,传统思想要求女性谨小慎微,即使有负面的情感,也必须压抑下去而不能表达出来,这进一步增加了女性自杀的危险性。在有些人口不过千余的村庄,有时一天就有几个喝农药的女性,搞得医院都忙不过来。

    好的消息是,自新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在全世界范围内,自杀率每年都在攀升。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根据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对我国自杀进行的研究发现,在20多年中,中国的自杀率出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2014年,香港大学的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所做的自杀报告,也支持了景军的观点。

    下表是根据我国卫生部每年的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制成的从1997-2012年我国自杀率的表格(单位1/10万):

    由上表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自杀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农村自杀率和女性自杀率的降幅尤其明显。农村自杀率尽管依然显著高于城市(剧毒农药的获得尚无法解决),但已经不足城市自杀率的2倍。而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从2006年起,就低于农村男性的自杀率,再也没有超过。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城市化率仅有30%左右,而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村居民离开了他们熟悉的土地和家庭,到城市寻求新的机会。

    对于农村的女性来说,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离开了传统和压抑的农村家庭环境,来到了更开放、男女地位更加平等的城市。这里女性有更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不是被束缚在土地和传统压抑的家庭观念中陷入绝望(绝望是自杀最重要的因素)。她们离开了农村,也意味着她们远离了最容易获得的自杀工具–农药。

    即便在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农村家庭中,媳妇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不在从属于丈夫或婆婆。即便生活困苦,她们也有了两个选择,一是离婚,二是进城打工。这两种选择在当今社会都变得更加容易,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她们寻死的念头。

    但是剧毒农药容易获得的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农药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自杀的首选方式,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提议禁止剧毒农药,或者让它们的获得变得困难。在西萨摩亚,最常见的自杀方式是服用除草剂。1982年,政府部门限制了人群获得除草剂的方式,发现自杀率显著下降。更令人欣慰的是,其它方式的自杀也没有显著的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自杀率最高,但由于经济原因,他们只会尝试最容易获得的自杀方式。如果不能成功,他们经常会选择放弃。

    从国际经验来说,展开大规模的精神卫生预防工作有助于减低自杀率。但在中国,自杀者中有精神障碍的人并不像国外有那么高的比例;其次,我国城市的精神卫生预防尚且有诸多困难,在农村展开这种预防就更加难以做到,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对于精神心理还有较高的抵触情绪。所以,限制自杀工具的获得(在城市是枪支、刀具,在农村是剧毒农药),是目前减少自杀发生最为可行的手段。当然,消除贫困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但那就要付出比管制自杀工具高出几倍的努力。

    希望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参考文献:
    张杰、景军,《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
    张芳,《社会变迁与我国农村自杀率变化》
    冯珊珊、肖水源,《我国农村自杀问题的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