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平:不要因为雾霾而葬送了明天

很久以来一直都想写一篇关于雾霾的分析,但却一直没有动笔,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太过复杂的话题,且更重要的是,在群情激奋的时候,如果谁站出来说一些实话,往往是会成为众矢之的的。但是随着北京入冬之后,越来越多的谣言和暗藏毒箭的雾霾分析在网上横流之后,我愈发忧心忡忡,不得不奋笔疾书,以期驱散人们心中的雾霾。

在执笔之前,我想先强调本文的两个前提。第一: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刻不容缓。第二:没有必要否认中国现阶段所存在的污染状况。因此,以下所有的分析均是以这两点为前提而展开的。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在微信流传,大约是说当年伦敦PM2.5达到1600时,上万人因此死去。而今北京的PM2.5峰值也突破了1600,因此中国人命在旦夕。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则彻彻底底的谣言,pm2.5是1977年才确立的标准和概念,谁也无法乘坐时光机回到1952年去测量伦敦当年的PM2.5。至于北京的PM2.5值也不是一个手持设备可以测量的,因为手持设备测试面是很窄的,测量人只要一边测一边抽一支烟就能在达到数值。因此具体城市的pm2.5数值需要几百个大型监测点连续的测算才可以精确得出,因此只有气象站公布的才是最为正确的。那么既然所谓超过伦敦1952雾霾是一则谣言,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制造这则谣言的人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毕竟面对雾霾,我们都有太多的困惑需要解答。

第一:中国雾霾的成因

很多人认为,工业发展是中国雾霾的主要成因。理由是比如当年英国在大发展时期就曾经爆发雾霾,美国在当年大发展时期也出现过洛杉矶光化学物事件雾霾也很严重,而今都得到了治理。但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却一直没跟上。

但实际上,这样的认识是不完全严谨的。首先当年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发展时期,正处于工业文明的早中期阶段,当时人类的工业技术是比较落后的。英国当年就是直接把煤炭放入炉内燃烧,而化工厂的废水废气100%是直接向大气当中排放。而美国当初爆发雾霾的时候情况也是差不多的,以至于直到今天美国五大湖区的淡水鱼身上的重金属都还是严重超标的,曾有华侨钓淡水鱼欲食用,结果大倒胃口。让中餐拯救美国亚洲鲤鱼泛滥的计划从此流产。

而中国作为后发展的国家,拥有“后发优势”。那就是中国进入工业化大发展时期时,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中国的工业化生产绝大部分都不再是直接排放,人类科技对煤炭的处理和净化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提升。比起当初英美发展时期直接烧煤来说,今天中国烧的煤炭全部100%经过了脱硫处理、脱硝处理,洗煤技术十分发达。能做到“采煤不见煤,烧煤不见灰。”

化工厂也是如此,今天除了极个别的不法工厂偶尔出现直接排污问题之外,作为世界上产生能力最强的国家,我们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在环保上的投入都是巨大的,污水和污染物气体先处理后排放已经成为了标准配置。当前出现问题的企业更多的是处理后排放依然不达标的问题,而不是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的问题。

那么讲到这里,也许读者会问我:“周小平你别扯这么多,你说了这么多,那雾霾为什么还是在发生呢?我可是亲眼看见的,你总不能说这是幻觉吧?”

雾霾当然不是幻觉,本文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否定雾霾的存在,而是找到真实的原因,切勿因为雾霾而错怪了什么。如果我们认为工业发展是雾霾的罪魁祸首。那么有两点原因经不起推敲。

第一:“中国工业一年四季不停工,产能分布也很均衡。那么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没有雾霾发生?即便在无风的季节,夏天连续半个月的蓝天白云也很常见的现象,去年北京170多个蓝天时,难道全中国的工厂都停产了吗?并没有。”

第二:“即便是冬天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头一天整个华北地区都还是晴空万里,风力也很大,但第二天突然整个华北地区就布满了雾霾。” 如果这是工业排放造成的问题,那么我们算一下华北地区的雾霾立方量,就绝对能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不要说中国,全人类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在一夜之间排放如此之多的雾霾气体。除非三体人降临。”

那么这就说明,雾霾有很强的气象偶发性,与工业生产水平不能形成直接的因果联系,它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也有人认为,汽车尾气是雾霾的主要原因。的确北京地区的车辆日益增多,即便每一辆汽车排放很少,加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在连续半个月的蓝天白云里,北京的汽车也只少不多,但并没有形成雾霾。

2014年国庆,北京大量的汽车离京到外地旅游,平时有几百万辆车上路,但国庆期间只有几十万量。但是此时北京却突然爆发了严重的雾霾,连续三四天无法消散。 难道车越少雾霾越容易出现? 但紧接着,2015年国庆节,北京大量汽车离京到外地旅游,平时有几百万辆车上路,但国庆期间只有几十万量。结果原本轻度雾霾了好几天的北京突然晴空万里,大放异彩。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行为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情况就足以说明,冬天雾霾的发生,与汽车尾气是很难车上直接因果关系的。

至于焚烧秸秆说也无法与雾霾的发生相吻合。比如今年几场雾霾都发生在大雪之后,秸秆焚烧期也早就过了。看来,雾霾的形成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今天中国的雾霾与当年的伦敦和美国有巨大的区别。英美当年的雾霾成分基本都是直接烧粗煤和直接排放污染物而形成的干霾,几乎都是有害成分。而北京现在面临的雾霾,只在冬天发生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其中包含的水汽更为充分,干霾充分较之要少得多。(冬天自然界大雾混合干霾为雾霾。农家烟囱里烧稻草直接排放出来的滚滚白烟,为干霾。)

值得一提的是,干霾最显而易见的排放地其实就是网络环保爱好者、摄友最喜欢拍摄的婺源农村做饭时,那一排排袅袅升起的炊烟。但大家一般不会骂这种真正的干霾,反而是谓之为极美。这说明即便是在雾霾界,“颜值“也是最重要的!

因此再次呼吁,请国家立法以实时公布空气中的有害成分浓度为大气污染物的标准,据了解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如果我们仅仅以pm2.5数值为标准的话,那么只要起雾,就必然是严重污染,这种算法显然是不科学的,不利于我们真正解决大气污染的问题。人类不可能做到让地球的冬天不起雾,即便是神农架冬天起雾pm2.5也堪忧,但这岂能算做污染数值?

第二:中国雾霾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我们把前100个人口大城市空气污染程度进行一个排名的话,你就会看到:全世界25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3个在印度,兰州是污染最严重的50个城市里唯一的中国城市;北京的污染程度排名仅为79。——(本段摘自纽约时报Gardiner Harris)(【备注:本段纽约日报的报道数据来自国外的检测机构,国外检测机构有些不是单纯地用pm2.5来衡量污染程度,因为水汽也可能造成pm2.5浓度上升。所以纽约时报记者报道的污染指数排名可能是以大气中有害成分浓度来衡量的,并非特指雾霾。】

今年这位《纽约时报》驻新德里的记者Gardiner Harris放弃驻外记者优厚的待遇,离开印度回美国工作。临行前他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自己作这个决定的原因——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极度严重,他的小儿子患了严重的哮喘,肺部功能出现了终生无法恢复的损伤。 他描绘的新德里,让人望而生畏,宛如地狱。那里一半的学龄儿童肺部受损;孩子们踢球的场边,人工呼吸器扔满了一地;外籍人士纷纷逃离,甚至让那里的美国学校面临招生不足。他不无悲愤地这样写道:“在北京,PM2.5值超过500就会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而德里的数值是北京的两倍,却基本上无人在意。”

实际上,早在两年前我就在我的书籍里写过:“越是面临污染,就越要大力发展工业,因为工业越发达,污染就越小。工业越被限制,污染就越严重。”结果当时一大批网络大V对我群起而攻之,说我周小平是指鹿为马,胡说八道。然而根据各个大气数据监测结果,如今都验证了我的判断。越是像美国这样的工业技术发达国家,它的污染反而就越小。越是印度这样崇尚自然,工业落后的国家,现在反而污染更为严重。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在污染和生存面前,生存永远是第一压力。只有吃饱喝足的民族有权利抱怨污染。而那些没有抱怨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污染,而是因为他们还在解决更基本的需求:即如何吃饱饭,穿暖衣,赚到钱问题。

中国的空气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了吗?我好奇的查了一下环保吗监测站数据。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PM2.5平均值,(注意,是历年的 平均值)连续9年下跌。这是因为这9年来,中国几乎在所有的发电站安装了排放过滤设备,以及在所有的煤厂上马了脱硫和脱硝的处理环节的原因,以及推行了节能减排政策的因数。

可是为什么有了这么多措施,大家反而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对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的心态,以及西方媒体刻意渲染和夸大中国环境污染等综合因素所造成的。

如果我们的记忆没有被刻意消除的话,就不难记得早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城市的污染是何等的可怕。那时候中国农村兴许还好,但城市污染比现在严重太多太多。当年由于中国贫困落后,包括北京在内的城市平时做饭大多采用污染极其可怕的蜂窝煤作为燃料,冬天取暖也是如此。结果就是一到冬天经常马路上伸手不见五指,灰茫茫的一片。但那时候我们没有pm2.5的概念,还经常三五成群地和小伙伴一起到雾霾里去躲猫猫玩,而那时候的雾霾混杂着蜂窝煤燃烧所产生的各种有害物质,灰中带黄硫磺味熏人,简直令人不堪忍受。

其实关于这个记忆,习大大也两次提起过。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在谈及到关于雾霾天气的时候,他说:“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回忆到说,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沙尘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学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一层。到了冬天,加上煤烟子气,情况就更糟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

但今天,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燃料几乎已经100%使用上了天然气,北京的城市取暖也绝大部分完成了“煤改气”的改造工程。因此,从各个国家科学数据监测长期宏观上来看,中国的空气质量一直都是在不断改善当中的。

第三:西方媒体为何要夸大中国的雾霾问题?

其实从数据上看,排名地79位的北京无论如何算不得空气污染的排头兵,但在西方所谓的国际舆论上,中国和北京却永远是众矢之的。这就非常奇怪,100个城市里,排名靠前的无人关注,却偏偏揪着并不靠前的中国不放,一到冬天就疯狂炒作,谣言百出,惹得群情激奋,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西方的目的有两重。1:迫使中国签署丧权辱国的“大气排放框架协议”。2:由于中国发展太快,西方担心自己的优势地位被中国取代,于是希望借环保牌,毁灭中国。

1:迫使中国签署丧权辱国的“大气排放框架协议”。去年一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在网上疯狂流传。其中主持人煽情地讲了她小女儿得肺部肿瘤的故事,也拿出了中国每年新增肺癌患者是西方发达国家3.8倍的数据,引得全国人民震惊惶恐不已。但那个主持人却是用真实数据向中国网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首先,她女儿是得了肺部肿瘤不假。但她自怀孕后就呆在美国,她的孩子是在美国孕育,美国出生,美国患肿瘤,也是在美国做的手术,与中国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其次,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患者确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不假, 但是她有意引导大家忽略了中国的人口基数。假设,中国每年的癌症病患者是千分之一,英国是千分之五,美国是千分之二,明明英美更容易得癌症,但如果算上人口基数,那么当然中国每年新增肺癌患者反而是英美的好几倍。

实际上和全球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一样,中国人患癌症的几率同比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是明显偏低的。英国卫报公布了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各国都有过相应的调查,根据英国公布的科学调查数据来看:在全球一百个人口靠前的国家里,中国的癌症病发生率排名第62位。而最容易得癌症的前十个国家分别是:丹麦、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法国、美国、挪威加拿大、以及捷克,英国也比中国靠前。

(国外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

当然那部所谓的雾霾纪录片推出后,也遭到了众多科学家的质疑。而该主持人则在她的一次采访中暴露了制作该片的真正目的。她表示:“大气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因此中国不应该多排放污染物,所以应该和欧洲国家拥有同样的大气排放空间。”然而她的这种表态却遭到了中国科学院丁院长的反驳。丁院长愤慨地回应:“中国人是不是人?如果中国人是人,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享受和西方人同样的排放空间?排放空间是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 中国有13亿人,摩纳哥只有几百万人,如果中国和摩纳哥享受一个排放空间的话,那么13亿中国人怎么活下去?”然而那个雾霾纪录片的主持人却还继续厚颜地说到:“不管多少人,按国家为标准来限定排放空间是国际惯例啊。”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看清楚这些人的嘴脸。其实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远低于西方国家。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人均排放是中国人的2-4倍。从2000年开始,西方国家就一直在炒作中国的污染问题,多次要求中国在“大气排放框架协议”上签字,而那份协议的内容就是 “大气的排放空间以国家为单位计算。”因此,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始终不肯签字。由于中国政府不肯就范,所以西方便一直炒作雾霾话题,裹挟民意向中国政府施压,要逼中国政府就范!

而中国政府一直在坚持一个观点:我们中国愿意比西方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我们可以承诺中国人的人均大气污染物排放空间只占西方人均大气污染物排放的80%。如果西方愿意,我们就可以和他们签订“大气排放框架协议“。但西方却不愿意,他们坚持要按国为单位计算。可如果那样的话,中国人别说开汽车,别说用空调,别说坐飞机,别说用电脑用手机上网,被说取暖,就连做饭恐怕都不能够了。

SO,亲,你可知道,你的每次一吐槽都是在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啊!

2:借环保牌,毁灭中国人。有人问我说:“周小平,环保是多么高尚的词语,怎么会反而毁灭中国人自己呢?” 的确环保听起来是一个好词,但实际上通过环保来毁灭一个国家和民族却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实。

在90年代,南非曾经是发达国家,工业十分发达,人均寿命高,收入好,治安稳定,医疗水平好,世界上第一列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南非完成的。我们的课本上赫然写着:“南非,发达国家”。然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贫穷,祸乱已经向瘟疫一样缠上了这个国家。

90年代眼见南非的工业技术不断发展,于是西方国际环保组织找上门去,表示南非已经是杠杠的发达国家了,应该注意保护环境,要不然成天都是雾霾,不利于身体健康等等(这套说辞大家在中国相信也都听的太多了,我就不多重复了),各种新闻报道舆论渲染,也搞得南非人民怨声载道。

等到民意沸腾之后,西方就拿出了解决方案来,首先他们让南非总统曼德拉看欧美国家的青山绿水的照片(特选夏天和晴天的时候拍摄的那些)。然后向他建议实行“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案”。曼德拉深信不疑,于是他表示人民就应该生活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之间,南非应该给人民谋取福利。曼德拉的做法引来了南非群众一片欢呼……于是南非开始了去工业化治理尝试

这里需要说一下什么是去工业化治理;

西方向南非建议的“去工业化治理”并不是说拆掉厂子还原自然,而是要求国家在政策上不再优待工业制造业。比如税收、贷款等均不再对制造业进行减免,补偿等,并且同时推行严苛的环保法案,比如罚款无上限、比如不能通过环保评测就不允许开工等等……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节能减排,治理污染的目的。然而,这种治理方式最终被证明无异于自杀。

南非当年就真的推行了这些政策,结果很快随着税收的不断加高,南非的工业企业倒闭了一大批,还有一批比较有实力的原本还能勉强支撑,但随后南非又增加了为治理环境而对工业领域实行的专项环保治理税收,以及无上限的最严罚款……这就导致南非最后一批还有竞争力的制造业瞬间崩溃。

与此同时,早已虎视眈眈的西方外资企业就向狼一样地冲进南非,以白菜一般的价格收购了这些破产的企业。而此时的南非早就由于工业产业破产,大量人员失业,经济雪崩,社会动荡而急得慌了手脚。于是为了“招商引资”而特别允许外资企业只要来南非投资就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收、不用接受环评、不需要接受环保罚款等等……于是短短几年的时间,南非的产业就全部从本土人手中转移到了西方人手中。

随后这些企业疯狂生产,南非的GDP像坐了火箭一样飞涨。可惜这些GDP当中已经不再有一分钱是属于南非本国人民的,而是统统流进了外资企业的腰包。转了一圈,南非不仅没有得到青山绿水,反而失去了一切。当然随着资产的顺利转移,西方舆论媒体集团早就停止了对南非环境保护的攻击。所以即便今天的南非依然饱受雾霾,但因为没有媒体报道,所以已经没有人抱怨了,再说了,饿着肚子的南非人民也无暇顾及雾霾问题了。

(各国冬天均发生雾霾,可见舆论渲染与否,对人的认知影响有多大)

当然我并不是想说西方比我们雾霾更严重,实际上中国的雾霾比起欧美有它特有的多发的因数,这一点正是接下来我们会讲到的。

第四:中国雾霾的综合成因总结 ——中国比起欧洲国家来有自己的特殊性。

1:地理位置因素

首先就是我们的经纬度处于雾霾高发位置。相对而言,越是靠近南北极或越是接近赤道的国家,雾霾发生率就越低。

2:国土面积因素

其次,中国面积比较大,一个云南省就抵得上一个欧洲国家的面积了,所以中国发生雾霾的次数肯定是要超过国土面积小的国家的。假设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有云南省,或只有福建省,海南省,那么雾霾几乎就不会光顾。但这并不意味着福建、海南没有工业产能。一个在美国加州、西雅图生活的华人会告诉你美国几乎没有什么雾霾,而一个生活在福建、厦门的美国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3:自然环境因素

比如澳大利亚就很少发生雾霾,青天白云的时间可以达到接近300天。但是澳大利亚国土荒漠化十分严重,干旱半干旱土地面积占 75%空气十分干燥,难以形成雾霾。与在中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一代,以及新疆戈壁滩一代的自然环境类似。而在这些地区,中国也同样几乎是300个蓝天以上,雾霾也几乎无法形成。

4:燃料因素

我们必须承认,煤炭再怎么处理起洁净程度也比不上天然气,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多煤少气的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资源消耗大,全面取消煤炭使用是不可能的,那样起码会导致一半多人口无法用电,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生活水平,更何况工业产能更严重依赖煤电。石油和天然气能够保障13亿人开车、做饭以及部分取暖和工业应用就已经很艰难了,所以煤电在很长的时间里依然是我们的主流燃料。因此,比起西方来说,燃煤的污染压力会大得多。

因此,中国的雾霾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质量需求+西方媒体可以夸大和渲染+地理位置因素+国土面积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燃料因素 综合形成的一个综合问题。绝对绝对绝对不能怪罪于中国工业。

其次,今天欧美的空气质量相对好一些,也是他们把污染型企业外迁到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因素造成的。但中国将来是否要学习欧美模式,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今天的欧美早就后悔了当初的选择,一直在努力试图让工厂回迁欧美,并且如果不是他们把工厂迁移到中国来,中国就不至于这么快就崛起,而是一直会困在80年代那种贫困孱弱的境地。而如果中国也如果法案迫使自己的下游工业产业迁移到国外去的话,那么待下一个国家崛起时中国就会腹背受敌。

世界上没有只吃第三个馒头就会饱的好事,也没有只要第十层就能立得住的大厦。欧美迁移掉低端产业之后,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今天欧美加速衰落的本质原因。中国万不可重蹈覆辙!必须要把全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留在国内,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五: 亟待保护的中国工业!

昨天我看到终于有人把雾霾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钢产量”,我背脊不禁一阵冷汗,夜里也辗转难眠。所谓图穷匕见,利用舆论让中国走向自杀之路的绞杀战或许已经在暗中展开了。 在归咎于中国“钢产量”的那篇文章里,作者阴毒地向读者提出了:“人们在制造雾霾的工厂里挣扎生存。”但这个作者却是相当的无知,他不知道真正的“挣扎生存”是什么。

钢,曾经是我们这个民族心口永远的剧痛。

联军入侵,僧格林沁数万兵力不敌几千英法军,不是他们不够勇猛,那一战中国士兵前赴后继,血流成河,总兵战死。英国军官记载到:“中国人悍不畏死,持续冲锋。”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近乎全军覆没。随后日本全面入侵,几乎一夜之间东北沦陷。此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作战更是节节败退…… 究其原因除了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滞后之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钢产量。

二战时期,民国号称自己有80万吨的钢产量,而那时日本则拥有了800万吨的钢产量! 所以在正面战场上当时的中国无论如何也打不过日本。我在重庆抗战纪念馆看到,正面战场的战损比几乎也是10:1,与钢产量的对比形成了巨大的印记,这印记沾满了国人的鲜血。从九一八到淞沪会战,再到南京大屠杀。那才是挣扎救生的记忆!

随后美国宣布参战,而在参战之前,美国把自己的钢产量提升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数字:8000万吨! 正好是日本的十倍。于是在太平洋战场,日本节节败退。战场战损比差不多也是1:10!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印记。印证着钢铁对一个民族生存的至关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对钢铁的追求和渴望一度让我们情绪失控,当年为了要追求1000万吨钢铁产量的目标,整个国家陷入了狂热状态,老百姓连锅和菜刀都拿去炼钢了。为什么当年想要1000万吨钢,因为当年我们的父辈认为,日本有800万吨钢,要是我们能有1000万吨钢的话,日本就不敢再来打我们了。然而就是这点可怜的追求,在当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即便村村都是土高炉,依然没有实现目标。

80万吨刚的中国被800万吨钢的日本恣意欺凌屠杀,800万吨钢的日本被8000万吨钢的美国瞬间秒杀。十倍就像一个铁的印记,死死的扣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翻天覆地,什么时候我们才是别人的十倍,而不是人家的十分之一?

几十年光阴似箭,截止2015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了8亿吨。8亿吨刚好是美国的十倍。钢产量的背后不是污染,而是高铁、是高楼、是高架、是坦克、是航母、是实力,也是尊严和安身立命之本!绝对不容玷污,更不容毁弃。

否则我们何以对得起那些为了今天的一切而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先辈们。我们如何对得起60多岁抬着棺材出兵新疆的左宗棠,我们如何对得起在列强中苦苦支撑挣扎求生还要承担千古骂名的李鸿章,我们如何对得起捐出家产为中国打造第一批炼钢和造船设备的胡雪岩,我们如何对得起那些年纪轻轻就随着军舰一起战沉海底的青年的北洋将士,我们如何对得起驾船撞击日舰而被击沉的邓管带,我们如何对得起飞机被击中后自杀殉国的闫海文,我们如何对得起临死前独自里只剩下枯草的杨靖宇将军,我们又如何对得起朝鲜战场上那些为保家卫国而逝去了的先烈们。

当年美国以8000万吨的身姿悍然抵近亚洲,抵近中国的东三省门户。而当当年日本也是从这里进攻中国的。那年我们没有足够的钢产量,所以我们只能用人命去换胜利。你只有吃饱喝足后在太平岁月里刷微博诅咒雾霾影响你心情的不爽,这叫什么生存的挣扎? 那种我们的父辈真正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你可能体会?

在这张照片上,一位穿军装的父亲和他妻子端坐在一起,两人中间是一个衣着夸张、表情奇异的“熊孩子”。

父亲在笑,满脸真诚的轻松与幸福,右手还轻轻地握住了儿子的小手。他妻子则显得有些拘谨,脸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但眼眸深处却好像闪烁着别的什么。而“熊孩子”显然正被面前的照相机所吸引了,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害怕。他瞪着大眼睛撅起小嘴有所警惕的样子,令人莞尔。

如果不看配文,我会觉得这是一张特别温馨有爱的老照片。可军报记者的配文却是这么写的:父亲赴朝鲜战场前,他们一家人做了件至今想来仍觉“英明无比”的事情——照相。当时父亲很着急,但却一定要多拍几张。他狠狠地抱了抱儿子,跟康明母亲说:“部队要走了,如果我回不来,你带着明明回西安去。” 这一见即是永别。

1953年6月26日,照片上这位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七师19团团长康致中和该团113名官兵所隐蔽的坑道遭遇联军飞机袭击,唯一的坑道口被炸弹炸塌。当坑道内氧气耗尽后,所有人员窒息身亡。

这一天,距离战争结束和平到来仅剩一个月。

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这位团长穿戴得整整齐齐、戴好军帽、盖好被子,就像睡着了一样躺在那里迎接死亡。陪伴着他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那张插在坑道壁地图上的2岁儿子的照片。

他差一点就可以回家,但终究没能回家。

身既死矣,归葬山阳。康团长被葬在朝鲜江原道铁原“素字152坟墓1号”,墓碑面朝祖国和家人方向。(该段选自 进击的熊爸爸)

请记住那一年,美帝的钢产量8000万吨,我们的钢产量不足200万吨。请记住,不要因为雾霾,而错失了明天。

千万千万不能去工业化,千万千万不能去工业化,千万千万不能去工业化!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周小平

2015年12月9日

于 安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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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月19日,外滩国际金融峰会上,王健林称商业与城市关系密不可分,商业繁荣决定城市的价值。合理布局,优美的环境,好空气都是很重要的因素。空气污染不解决,商业价值在流失,优秀人才和公司也都会逐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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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琴

    刚刚因“一块小墙皮”而引发关注的王健林,在11月19日现身“2016外滩国际金融峰会”,发表了“商业与城市关系”的主题演讲。他在会议上提到,商业与城市关系密不可分,商业繁荣决定城市的价值。

    城市的来由向来是有争论的,在王健林看来,城是由市而兴起的,有市场和商业的繁荣才带来了城市的扩大。“哪一个城市在世界上被称之为世界中心城市,无疑不是因为商业繁荣带来的,不会是别的。商业繁荣决定城市的价值。”他说。

    王健林提到,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金地段”或“钻石地段”,基本上都是指这个土地处于商业区。城市的核心价值就是创造商业繁荣,维持商业繁荣,而城市的核心价值就是商业地段。

    王健林还说,城市辐射力也是由商业价值决定的。“一个大城市会产生辐射作用,而这个辐射力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城市的商贸活动决定的。”

    对于如何保持城市的价值,王健林认为,首先,要合理地进行商业布局。创造商业价值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建筑的多和少,需要有一个平衡点。不仅商业中心,包括写字楼宇,及其他服务商业类的设施都有一个合理的点。

    其次,要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城市商业价值是在商业、写字楼、金融贸易交易广场等。但凡城市中靠近河、湖、绿地的楼宇、地段往往更加值钱,这说明现代城市的商业价值除了布局之外,人们还是希望在这个城市里有更加优美的环境,疏密有度。

    另外,好空气是城市价值的核心要素。以前这个并不够受重视,但是最近这几年成为了一个城市价值的重要因素。“北京、上海这两个核心城市空气不太好,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由于空气不好,城市的商业价值就在逐渐的流失。如果持续不好,优秀的科研人才、金融机构、贸易公司也许都走了。”王健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