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吴晓波:跟王林合影的精英们该不该被宽容?

近日,财经作家吴晓波发表《跟王林合影是多糗的事》一文,被疑为曾与王林合照的精英阶层“洗地”,引起巨大争议。跟王林合影到底糗不糗?与王林合影的精英阶层该不该被宽容?思客为您呈现这场精彩的辩论。

吴晓波:“一个国家的智力底线,是社会的宽容能力和理性判断力”

自孔子那时起,民间神秘之人就未曾断绝,孔夫子的态度很暧昧,“子不语乱力怪神”,同时,“敬鬼神,而远之”。

大凡一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遇到种种奇异之事、特异之人,而大多数的人都如同我的父亲及陈一谘那样,将信将疑,不置是否。人对生命的好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宇宙及人体的奥秘,又岂是一个已经被彻底破解的命题。连爱因斯坦都说,“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问问题,好奇心的存在,自有其道理”。

所有去见王林的人,都是对生命本身有好奇的人,如爱因斯坦所言,他们对人体的秘密和未知之事存着一份探寻的热情。他们也许去错了地方,见错了人,好奇害死猫,但天大的好奇,也不至于害得自己脱掉了内裤。

一个国家的智力底线,是社会的宽容能力和理性判断力。如果,各个阶层的人士,日夜以互相诋毁、嘲弄为乐事,以撕裂、对立为目标,以在思维的烂泥潭里缠斗为欢,那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智商很低、缺乏安全感、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常识”的下流社会。

朱学东 PK 吴晓波:“真正的宽容,是对真诚承认错误的理解接受,而非其他。这才是媒体和知识分子真正应该去做的事”

王林们的故事的核心还是没有制约的权力,以及相关的财富和美色,它们共同编织成了一张大网,这张大网是让中国陷于停滞和混乱的重要原因。王林们不过是腐烂的权力上长出的蛆芽。

王林们从来就是上至天子下至三公九卿巨富名流的禁脔,这背后是永生永享手中的权力财富美色的逻辑,与追寻生命意义毫无瓜葛。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离现代社会理性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是我们的悲剧。

子不语怪力乱神。怪力乱神所到之处,理性便无容身之地。一个相信理性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在认知的边界内,启蒙大众,抨击蒙昧,倡导科学精神,普及常识,而不是和稀泥,更不是相反。

这不是宽容,也与多元无关。这是养虎遗患,祸害社会。

真正的宽容,是对真诚承认错误的理解接受,而非其他。

这才是媒体和知识分子真正应该去做的事,也是媒体和知识分子赢得尊重的地方。

曾炜 PK 吴晓波:“一个财富和权势都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在品位和价值观层面却充满了‘屌丝气’”

吴晓波误会了一件事:好奇心这事不分阶层,人们嘲弄各大名流与王林的交际,不是嘲弄他们的好奇心,更不是屌丝们都不懂好奇心,而是王林本身除了是个爱吹牛的气功“大师”,还是一个斡旋于权贵、谙熟各种潜规则的狡猾掮客。

王林之所以是王林,其独特性在于,他是那个密闭的上流圈子不小心撕开的一道伤口。透过这个伤口,人们窥见了一个信仰缺失、品位低劣、潜规则横行的上流圈子。这样的伤口太少也太小,是否能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人们并不确定。如果说人们透过这个小口,“不公正”地坠入对上流圈子的失望和嘲弄,那也不是因为嫉妒、狭隘。恰恰相反,那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财富和权势都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在品位和价值观层面却充满了“屌丝气”。反过来说,这种失望恰是源自某种飘渺模糊的希望:希望这个时代能有一个足够自信、负责、有远见卓识的价值担纲阶层。

Fenng PK 吴晓波:“一个国家的智力底线,应该是对知识和科学的尊重,是对常识的尊重”

吴最后说“一个国家的智力底线,是社会的宽容能力和理性判断力”,其实,一个国家的智力底线,应该是对知识和科学的尊重,是对常识的尊重。但没有必要去尊重骗子,没有必要去拜各路神棍。社会不应该对这些人宽容,这才是理性的判断力。

一些“精英人士”暴露出来“智商很低、缺乏安全感、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常识”之后,不过是收到了一些调侃而已,又没有人强制要求他们别去折腾这些玩意儿,这已经一定程度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包容了吧。考虑到这些“精英人士”的五迷三道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对他们的一点嘲讽不过是社会多元性的体现而已。说的不好听一点,实属活该,别喊冤了。

潘采夫 PK 吴晓波:“在大众透视下还原的滑稽小丑们,在舞台上接受嘲笑,这不正是观众正常反应吗?”

王林这样一个靠吹牛行走的江湖骗子,在大众透视下还原滑稽的小丑,他和那些一脸虔诚地与他合影的人,一起在舞台上接受嘲笑,这不正是观众的正常反应吗?看衣冠楚楚的大人物出丑,难道不是喜剧的应有之义吗?如果全场观众对着舞台上可怜的弱势群体哈哈大笑,那才是下流行为吧。

吴晓波回应:“我不会去迎合某一个人、某一个阶级,或者讨好某一群人。我觉得大家要达成一种和解”

我觉得我就把我该讲的话讲出来呗,我也不会去迎合某一个人、某一个阶级,或者讨好某一群人,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财经观察者也好,我就把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写出来,我认为这个社会需要一些宽容的能力,需要一些理性的判断力。

而且各个阶层之间,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阶层正在形成的时期,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撕裂已经非常激烈了,我觉得大家要达成一种和解。(来源:新华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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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7年2月10日16时17分,王林因患ANCA相关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2015年7月15日,王林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逮捕,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后因病转入医院监管治疗。2016年11月11日,抚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林犯非法拘禁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行贿罪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人说,“大师”的把戏很简单,他们先把魔术用谎言包装成令人称奇的法术,取得个别官员、商人等追捧,再用名人的力量搭建起沟通各色人等的场域。这是连接庙堂与江湖的润滑剂,也是官商勾结、权色交易的名利场。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从秦始皇求长生不老开始,历朝历代的江湖骗子们围绕着皇权,上演了无数闹剧。王大师生前热爱收集达官富人,今天我们来收集一下“大师”,重温这篇关于“大师”的文章。
    《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转发至朋友圈。

    不问苍生问鬼神,先从方术谈起
    文 | 十年砍柴

    第一个皇帝就被骗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部落的首领往往是巫、师、君三者合一的。因为处于科学不昌明的蒙昧时代,部落首领不仅是民众世俗中的领导者,而且兼有精神导师的身份,其表现出能沟通天地、祈福禳祸的“法术”,会让其部落的人得到灵魂上的抚慰,这类“法术”有助于其领导权的巩固。

    作为政治早熟的民族,华夏民族较早地告别了“巫君合一”的传统,至少在周武王克纣后,周公制礼,君王的统治之合法性靠“绩效”(即社稷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和道德品质(勤政安民节俭等等)维系,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只有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祭祀仪式上,君王充当的角色仍然有部落时期“大巫师”的残余。

    可以说,自周朝以后,“巫师”“方士”已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沦为君王的“门客”,属于和优伶地位差不多的群体。即便有时候他们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禄,也只是因为其能给权力拥有者提供润滑剂和迷幻药而已。换言之,就是帝王或权臣因现实中的享乐和求长生的需要,方士们(或寄身于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如丹药)和精神层面的(向上天祈福)产品。尽管这类方士也曾卷入过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政权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权。

    秦始皇横扫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进而焚书坑儒,其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解释方面毫无建树,不能不说是其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后世史家,论述帝王迷恋方术而误国,秦始皇总是首当其冲的例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齐人徐巿(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只是骗皇帝的噱头,徐福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徐福和数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岛的传说。

    一个人对最希望得到却最难得到的东西,是很容易丧失理智的,情愿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胸有韬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骗了一把,还是不死心,接着又被卢生所骗。

    始皇帝照着卢生所说的去做,还是得不到“不死之药”,卢生害怕被杀,于是脚底抹油,溜了。对梦醒的秦始皇来说,不久前还恩宠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乱天下的“妖人”——后世以方术邀宠于皇上的方士,其命运基本上和徐福、卢生这些前辈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药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骗子骗了几次。但这个历史教训并没有被后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许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心存侥幸,拥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们总相信自己是幸运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药,或许自己能找到。于是,一代代兜售春药和不死药的江湖骗子有了用武之地。

    方术成为“曲线入仕”的终南捷径
    汉以后的方士或许是吸取秦、汉时代徐福、卢生、公孙卿等前辈的经验教训,他们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不将话说得太满,譬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何处等寻觅到不死药——如此容易露馅。而是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摄养占卜、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神魂颠倒。如《旧唐书》记载术士叶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 ——基本上和王林大师“空盆变蛇”“空杯取酒”一样的路数。

    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衷炼丹、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为创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炼丹、寻道、访仙成为了时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一辈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当然,唐代许多士大夫亲近道士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更多是为了追逐现实中的富贵。由于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宫禁,与皇帝和达官显贵有着亲密接触,因此其言行能影响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叶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自己在《留诗》中不无自得地夸耀:“适向人间世,时复济苍生。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他本人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式当官,而入终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声名,进而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而得高官显爵,成为一种“曲线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终南捷径”。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自认为是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参知政事(次相)、枢密使(掌军政大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谓,曾教唆女道士刘德妙:“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带入宫禁,欺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粉丝”,宣和七年,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避免国破被俘、客死于金营的悲惨命运。

    再得宠也是弄臣
    相比较而言,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从顺治开始,尊崇宗教如藏传佛教,只是其为了统战的政治需要,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倒是有的)。

    尽管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但由于中国一直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伦理的支柱学说,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力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方士,再如何得宠,也只能是弄臣。没有哪个方士,能够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如东汉末年依靠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依靠明教的农民起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时,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后居功自傲,想成为与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宗教领袖,被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除去。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帝制时代,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他必须死。

    江充:巫蛊之祸害死太子
    文 | 押沙龙

    一个团体里往往有这样的人,特别能琢磨事,也特别能折腾事。他能把简单的人际关系弄得复杂,把复杂的人际关系弄得崩盘。你要说他从中真得到什么好处了,也不见得。最后他里外不是人,往往显得比谁都惨。有时候精明过头了就是蠢。

    汉朝的江充就是这么一个人。江充本来不叫江充,叫江齐。江齐出生在邯郸。汉朝分封了好多个王国,邯郸是当时赵王国的国都。江齐出身平常,如果没有机缘,他一辈子可能就默默无闻在赵国混过去了。但江齐有个能歌善舞的妹妹,被赵国太子娶进门当了个小妾。这一来,江齐就成了王爷家的亲戚,虽然说是比较低贱的亲戚,但毕竟能和王府走动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江齐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汉武帝任命江充为“绣衣使者”,负责监督京畿地区的治安等问题。江充在这个位置上干得很好,铁面无私,谁都不怕得罪,一口气查出了好多贵戚的“奢僭”的问题,罚了好几千万的钱。汉武帝龙颜大悦。

    再说汉武帝,他对求长生之术很痴迷,接待过很多骗子。长生药始终也没炼出来,而自己却一天天衰老。汉武帝本就心肠刚硬,随着岁数变大,他在人类的感情方面越来越冷漠,只剩下一种本能日益强烈,那就是怕死。而他越怕死,也就越觉得有人想让他死。汉武帝开始出现幻觉。他白天睡觉,梦见有上千个木头人,拿着棍子冲上来要打他。他惊醒以后身体骤然变差。这更让汉武帝相信有人在用巫蛊暗害他。

    小说连环画宫廷奇案之《巫盅之祸》,描绘汉武帝与江充的故事

    巫蛊是古老的黑巫术。所谓蛊,本意是指毒虫。甲骨文里的“蛊”字就是一个器皿里的两条虫,尾巴上带着钩。传说中做“蛊”的办法,就是把上百条毒虫放到一个器皿里,让它们互相吞噬,剩下最厉害的那个就是“蛊”。蛊毒在中国流传很广,各地说法不同,最出名的就是云南苗人的蛊毒,非常复杂神秘,形式几乎包罗万象。

    但秦汉时期的“巫蛊”和苗人的“蛊毒”不是一回事。汉朝害人的黑巫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诅咒、巫蛊、媚道。巫蛊跟诅咒差不多,只是它需要借用器具,不过不是毒虫,而是偶人。它利用的是“同态感应”的巫术法则,在偶人身上做法诅咒后埋进土里,或者用针刺火烧,据说被诅咒的人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这个方法灵不灵?肯定不灵。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信。据史书上说,当时巫师神棍云集京师,“变幻无所不为”。贵人们还都吃这一套。上有精神高度紧张的君王,下有相信乱力怪神的风气,结果在汉武帝65岁的那年,终于闹出了大事。

    首当其冲的是丞相公孙贺。有人上奏章检举公孙贺的儿子,说他犯有两大罪行,一是和阳石公主私通,一是在驰道中偷埋木人,以巫蛊法害皇帝。汉武帝收到奏章后,下令调查。调查结果说检举属实。汉武帝马上陷入了一种癫狂的暴怒状态,他下令把丞相全家族诛。不光灭门,整个家族都杀光。接着他还下了更可怕的命令,把卷入案件的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也都处死,而这两个人是他的亲生女儿。在巫蛊面前,汉武帝像条疯兽一样,已经顾不得什么女儿不女儿了。

    这让江充嗅到了机会。江充虽然行事张扬,但终究不傻。汉武帝已经65岁了,一旦皇上晏驾太子登基,新皇上不杀他杀谁?还有馆陶公主在旁边递刀。大家会问,既然他知道害怕,当初为什么还这么做?因为江充就是这么个性格。知道这么做危险,所以不这么做了,这叫理智。知道这么做危险,偏偏还是这么做,那才是性格。他也许是太期待向皇上显示忠心,也许是实在忍不住显示手中的权力,总之,他把自己推上了绝路。而现在是他唯一的翻盘机会。

    这个机会就藏在公孙贺事件里。公孙贺的妻子是谁?皇后卫子夫的妹妹。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是谁?皇后卫子夫的女儿。而太子又是谁?皇后卫子夫的儿子。

    皇后已经失宠,太子和皇上的关系也很疏远。但这都是帝王家常见之事,并不意味着汉武帝有废太子之心。江充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公孙贺事件让事情发生了转折。妹妹被杀,女儿也被杀,皇后卫子夫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而且汉武帝的态度很明显,只要牵涉到用巫蛊害自己,他连女儿都能杀——那江充就会想:儿子为什么就不能杀呢?

    汉武帝梦到木人之后,身体一直不好。江充就向汉武帝进言,说陛下的病是因为巫蛊引起的,只有抓到下蛊之人,病才能好。汉武帝同意了,让江充专门负责“巫蛊案”。江充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他来个“以毒攻毒”,召集了法力高强的巫师,让他们捉拿搞巫蛊的人。这些神棍四处张望,看哪里有蛊气,就在下面挖掘偶人,逮捕周围的嫌疑犯。嫌疑犯当然不承认,江充就让人拿烙铁烫,一烫就老实,不但承认,还四处乱咬。咬到谁就抓谁,抓到了就处死。史书上说因为巫蛊案而死的,前后达几万人之多。汉武帝对这几万人的死活并不在意,他只关心一件事:给自己下蛊的人,到底是不是全部落网了呢?

    江充也许很享受这种谈笑间灭门杀人的感觉,但他搞巫蛊案终究不是为过瘾来的,而是有着更明确的目标。他把声势造够以后,终于逼近主题,对汉武帝说:“宫中有蛊气,不除掉宫中的蛊气,陛下的病终究好不了。”汉武帝马上上钩,下令江充入宫治蛊。于是江充在宫中动手折腾了。

    他开始带人四处掘地。不过他掘地掘得很有策略,不是直奔太子宫而去。那样太露骨,容易让人起疑。他先从失宠嫔妃宫里开始掘,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一点点靠近核心地带,最后终于掘到了皇后宫和太子宫。他掘得非常彻底,满地都是坑,皇后和太子连找块能放床的平整地都没有。结果掘出东西来了。当然这些东西很可能是掘的人自己偷偷放进去的。可谁能证明呢?江充宣布:太子宫中有很多木人,旁边还有帛书,上面写着大逆不道的话。我要禀奏皇上。

    可是汉武帝不在长安,而是在甘泉行宫,奏报还是有个时间差。江充宣布调查结果的时候,已经把太子逼上了绝路。问题在于:江充被自己逼上了绝路,于是放手一搏搞出了巫蛊案,那么太子被他逼上了绝路,凭什么就一定要束手待毙呢?俗话说“做人要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江充毛病就出在想别人想得太少,前半夜想完自己就睡觉了,结果出了漏子。太子听到调查结果后,知道大祸临头。他第一反应是要去甘泉找皇上解释,可江充神气活现得就像逮到了老鼠的猫一样,断然拒绝。

    太子走投无路,在七月壬午这一天终于行动起来了。这一幕就像当年赵太子抓江充的情景,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江充没跑掉。他被带到太子面前。太子亲自处死江充。斩杀之际,他大骂江充:“赵虏!你祸乱赵王父子还不够吗?还要来祸乱我父子吗?!”江充有什么反应,书上没有记载。

    但如果江充有自省能力的话,他在临死的时候应该会觉得惊诧:事情怎么会弄到这样?从一件驰道上的小事开始,怎么就一步步走到了如此失控的地步?但是就算他自省了也没用。赵王当年对他的评价是“后虽烹醢,计犹不悔”,这句话可以当做他的墓志铭。如果让江充再活一次,他还是会这么折腾。因为他只理解这种愚蠢的精明。

    在巫蛊案中,江充输了,可也没有人赢。太子杀了江充以后,为求自保,和母亲卫子夫一起发动了军队,但却被父亲的正规军彻底击败。皇后卫子夫自杀。太子逃亡后走投无路,也只好自杀,太子的两个儿子被追兵格杀。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巫蛊之祸是汉武帝蓄意发动的,目的是铲除卫子夫家族的势力,防止在他身后发生“吕后专权”之事。这个说法很难成立。汉武帝确实有对卫家的猜忌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江充他们才敢将巫蛊引向皇后和太子,汉武帝也才有可能相信他们的指控。但这一切的出发点,首先是汉武帝相信有人对自己下巫蛊。巫蛊之祸的发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江充。

    这次事变对汉武帝也是创巨痛深。他痛定思痛,终于想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江充已经死了,汉武帝还是下令将他全家灭族。两年之后,汉武帝颁发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并且承认了世人都有一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的人性虽然已丧失殆尽,但是在最后时刻终究找回了理性。

    袁天罡和他的相术圈子
    文 | 杨津涛

    袁天罡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相术师,他和李淳风编著的《推背图》更是将自己推上了神坛。一个江湖术士,是如何将自己包装为活神仙,而以大师身份混迹于大唐官场的呢?

    早年预言成为朝廷中的“活广告”
    袁天罡是四川成都人,在隋朝当过盐官令。在东都洛阳时,袁天罡与杜淹、王珪、韦挺三人关系很好。袁天罡先对杜淹说:“老兄你博闻强识,将来一定能凭借文章发达。”又对王珪说:“你不出十年,就能官至五品。”最后对韦挺说:“韦大哥你面相和猛虎一样,以后会做武官的。”袁天罡一一给他们看过相后,预言道:“三位虽然命中富贵,但都要经历一次被贬,到时咱们兄弟还能相会。”后果不其然,杜淹任天策府学士、王珪做太子中允,韦挺当了武官左卫率。

    这种所谓预言看上去很神,说穿了也没什么。因为袁天罡和三人是朋友,当然清楚他们各自的家世:杜淹出身北周士族,父祖做过刺史、太守;王珪出身北方顶级豪门——太原王氏,世代为官;韦挺的父亲是隋朝民部尚书。袁天罡对他们做出预言的时候还在隋朝,凭借这几个人的家世,要出仕做官岂不易如反掌?至于预言他们的官位就更容易了,杜淹有文才,韦挺会武艺,做官也要发挥特长。这就好比一位老师,不会说一个文科状元未来能当科学家的。

    袁天罡第二次预言,说不好也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杨文干事件被定性为太子串通亲信谋反,但李建成最后并没有因此事被废。杜、王、韦三人既是为太子顶罪,以后李建成当了皇帝,又怎么会亏待他们?岂知一场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被杀,秦王李世民成为大唐天子。李世民登基后,召回了才能出众的杜、王、韦三人,让袁天罡的预言又一次实现。这三人都是唐初名臣,有他们帮着袁天罡在朝中做“广告营销”,不仅很快让大师名扬天下,还得到了唐太宗的注意。

    四川阆中天宫院内供奉的袁天罡(左)、李淳风铜像

    最著名预言:武则天要当皇帝
    袁天罡最著名的预言,恐怕就是“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了。唐太宗听闻之后,召见了李淳风,问他知不知道这条预言应在谁身上。李淳风显然也听说过这句话,他为皇上加了一条注脚:“这个预言是由上天定下的,那个人也已在宫中了。过四十年,那个人称帝后,要大肆屠戮唐室子孙。”唐太宗追问:“我想找到这个人,把她杀了,不知道行不行?”李淳风叹气道:“天命已定,没有人能改变。如果那人是真命天子,那是绝不会被杀掉的,只能牵连无辜。四十年后,她已经是个仁慈的老人,说不定还会对唐室手下留情。要是现在杀了她,上天为了实现预言,就会降生更年轻的人。那她篡位时就不是老年,而是壮年,就要把陛下的子孙杀光,以求斩草除根了。”太宗听后无奈,只好罢手。

    袁天罡明确预言了武家二小姐要做天子,而唐太宗听到的“唐中弱,有女武代王”则比较笼统,由此可见唐太宗并不知道袁天罡预言的事情。袁天罡到武家帮忙看相的事应该是有的,但他有没有对二小姐做过那样的预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试想,袁天罡正被大唐皇帝宠信的时候,怎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预言有人要代唐自立?这罪名足够诛九族的。

    从前因后果来看,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人关于“武氏代唐”的故事很可能都不是真的,而是武则天称帝前后所散布出的谶语,以为武周政权的建立提供合法性。武则天成功地利用了袁天罡与李淳风两人苦心营造出的名声,与此同时,“武氏代唐”的预言也让袁天罡和李淳风变得更加神乎其神。至于历史真相是否如此呢?就需要新史料的验证了。

    常有人对大街上算命的“半仙”不屑一顾,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他那么大本事,怎么不算算自己什么时候能发财?”你别说,袁天罡在唐朝朝野得势时,还真有人这么问过他,这个人是长孙皇后的舅舅、玄武门之变的大功臣高士廉。高士廉问袁天罡:“您看自己最大能当到什么官呢?”袁天罡一笑道:“我今年四月就要归天了,还敢期望什么高官。”果然,袁天罡就在火山令的职位上死了。

    袁天罡虽然死了,但他凭借相术搭建起的圈子还在。袁天罡之子袁客师也身怀秘技。有一天,高宗命人把一只老鼠放到盒子里,找一帮“大师”们来猜。那些人都猜是老鼠,唯有袁客师摇头:“盒子里面是老鼠不假,只是放进去的是一只,出来的却是四只。”高宗听了很惊奇,就让太监打开盒子看,没想到,早先放进去的那只老鼠竟在盒子里生下三只鼠崽。这个故事让人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和车迟国三位国师斗法,赌赛隔板猜物的桥段。

    袁客师坐享父亲余荫的时候,也没有停下拓展圈子的努力。有一次,袁客师要和几个从人渡江,但他一看船,就要往回走。手下人很奇怪,就问是怎么回事。袁客师道:“船里面其他的人鼻子底下都是黑的,这条船注定是要在江里被水掀翻。”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瘸腿的男子上了船。袁客师看后说:“贵人来了,这条船不会出事了,我们也上去。”他们这条船到江中时,突然起风,差点翻了船,好在最后化险为夷。那个瘸腿男子是谁呢?正是后来率兵防御吐蕃数十年的娄师德。娄师德发迹后,当然又成为“李家相术”的活广告,为这个相术世家扩展着圈子。

    林灵素:用方术搭建利益共同体
    文 | 杨津涛

    北宋历代皇帝都崇道,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宋真宗朝,他为赵家找了一位祖宗: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大神”赵元朗。第二个高潮是宋徽宗朝,他信得更厉害,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徽宗手底下的道士们各有神通,所有道士中最得宠、最著名的当数林灵素。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徽宗在皇帝职务外又多了一个头衔——神仙。

    如何让皇帝当了神仙
    林灵素是今浙江温州人,原名林灵噩,早年在庙里出家,但不爱打坐念经,只喜欢大碗吃酒。师父不忍看他小小年纪就当“花和尚”,少不了批评教育,有时干脆就用棍子打。林灵素混得不爽,也就不在庙里呆了,跑到四川,由和尚改行做了道士。林灵素拜的新师父赵升,是个会些幻术的老道。赵升死后,留下几本秘笈,林灵素照着书一路学下来,练成了法术“五雷法”。

    政和五年(1115年),林灵素来到东京汴梁,成为一名“北漂”。当时徽宗皇帝刚好做了一个梦,梦见东华帝君召他到神霄宫做客。徽宗走进天宫,碰到一个骑青牛的道士,身边跟着两个小鬼,为他持幡仗剑开道。那道士到徽宗面前山呼万岁,说:“今天有机会见到天子圣颜,真是臣之万幸。”说完,道士骑着青牛走了。

    徽宗一觉醒来,就给掌管道教的官员徐知常派了一个任务:去找知道神霄宫的道士!徐知常正为难着,有手下人回报:“有一个温州道士,时常疯疯癫癫地在墙上写些有什么‘神霄’字眼的诗。”这真是瞌睡遇上枕头,徐知常当天就把林灵素推荐给了皇上。

    徽宗见到林灵素后揉揉眼睛,问道:“爱卿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官的?朕怎么看你眼熟呢?”林灵素哈哈一笑道:“有一次上朝面见玉帝时,曾在路上和皇上有一面之缘。”徽宗一拍脑袋:“是啊,朕想起来了,当时爱卿骑着一头青牛。现在那牛呢?”林灵素回答:“那牛暂时在外国寄养着,不久就回来了。”果然过了没两年,高丽给宋朝进贡了一头青牛。徽宗大喜,就把牛赐给了林灵素,允许他以后骑牛面圣。

    这个故事分析下来,很可能是徽宗微服私访,找李师师幽会时,偶然在一个客栈里看到了林灵素的题诗,记下灵霄的名字。回宫后就编了那么一个梦境出来,不为别的,就为找那个自己朝思暮想,能把皇帝神化为神的道士!

    徽宗问林灵素:“爱卿有什么法术呢?”林灵素把脑袋一晃,对皇上说:“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林灵素既把自己定位是神霄宫里的神仙,当然知道宫里面的事情。他说徽宗是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原本管理南方,下界做了皇帝。青华帝君是长生大帝君的弟弟,管理东方,主持神霄宫,所以请徽宗去做客。林灵素自己是神霄宫的“诸慧”,奉命下界辅佐徽宗。所谓政治就是有饭大家吃,只有林灵素自己做神仙,肯定让其他朝中大臣嫉妒,所以他又说宰辅蔡京其实是“左仙伯”,王黼是“文华吏”,太宰郑居中、宦官童贯等也都位列仙班。大臣们安排好了,也不能忘了后宫的“小主”们,得宠的刘贵妃就成了“九华玉真安妃”。林灵素显然是希望通过搭建一个“神仙圈子”,来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使所有参与者都不能出面当“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小孩儿。

    林灵素让人间的皇帝一跃为天上的帝君,徽宗自然是龙颜大悦,封他为“通真先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事既不是林灵素欺君罔上,也不是徽宗皇帝昏庸糊涂,双簧戏的结果就是双方各取所需,要当神仙的当了神仙,要发财的发了财。

    介入皇储之争
    林灵素最终倒台的原因,一是大规模以道抑佛,得罪了太多人;二是介入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不幸成为牺牲品。林灵素早年当和尚时,不堪师父打骂才做了道士,现在功成名就,自然要借徽宗崇道的东风,对佛教出一口恶气。在林灵素的建议下,道君皇帝把佛刹改称宫观, 释迦改称天尊, 菩萨改称大士, 罗汉改称德士, 和尚们也要一律留发戴冠,学道士打扮。与此同时,他唆使徽宗在全国大建道观,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

    重和年间,五台山的老和尚道坚找了一批国内外的同道,要上京面圣,和道士们来一场宗教问题大讨论。太子赵桓知道后,公开支持他们到皇宫内与林灵素“斗法”。林灵素虽在辩论中获胜,但从这时起就和赵桓结下了梁子。赵桓虽贵为太子,但徽宗更宠爱精通琴棋书画的郓王赵楷,有心改立储君。在太子和郓王身边各有一帮大臣,林灵素无疑是郓王的支持者。

    宣和元年(1119年),开封被大水围城,徽宗让林灵素设法救灾。林灵素无功而返后想借机整一下太子,就对徽宗说:“臣不是不能治水,但这大水是太子招致的,只有让太子登城拜祭,水才会自行退去。”太子赵桓就在开封城楼上焚香祷告,没想到大水还真就退了下去,京城的老百姓因此都对太子感恩戴德。林灵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上书告老还乡,被徽宗给驳了回来。

    这给了林灵素一种错觉:皇帝离不开他,所以依旧在开封横行不法,甚至嚣张到在大街上和太子的马车抢夺车道。赵桓一下把状告到了父皇那里,看来终究是血浓于水,徽宗下旨降林灵素为太虚大夫,打回温州老家。只过了几个月,林灵素就死了。

    自茅山道士刘混康被徽宗看中,各地自诩有法术道士们相继成为开封皇帝的座上宾。他们走过的路径大体是相同的:露一手绝活,让皇帝百官口服;一旦在朝廷中获得官位,就用法术为媒介,结交士大夫,建立利益共同体;最后因为法术失灵,或者过多地介入政治,悲惨谢幕。戏剧性的是,徽宗埋下的地雷在他生前就引爆了,让这位“教主道君皇帝”只好到北国冰天雪地中去当俘虏了。

    李孜省:朋党政治的始作俑者
    文 | 熊崧策

    宦官,沟通庙堂与江湖的桥梁
    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和今日的“大师”王林一样,他也是江西人。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江西这个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当农民没地、想经商没钱、想做工匠又耻于身份低下,都希望科举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额有限,而术士绝对是另一份极有前途的职业,无需资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读书人的体面,还免去经商、做工的操劳,干得好了出入宫廷加官进爵,至不济也能行走江湖混个温饱,所以,江西士人对这一行当趋之若鹜。明代江西出了数位著名方士,前面提到的周颠、张中是江西人;给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兴国人,整个十三陵可以说是他挑的地方;导致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为主谋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万也是南昌人,后来他官至工部尚书;正一道天师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贵溪龙虎山,除了张元吉等历代天师,世宗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邵元节也出自这里。他们都依靠方术开辟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新途径。

    李孜省是南昌人,他曾经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后因贪赃事发,断送前程。他没有回乡,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机会。得知宪宗好方术,他苦学“五雷法”,这是一种祈祷术,据说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成化十三年,学有所成的李孜省结交宦官梁芳、钱义、韦兴等人,以符箓进献宪宗,得到皇帝赏识,被留在身边使唤。此外,他精通房中术,一专多能。用今天的眼光推测,李孜省大概算是一个懂气象预报的性心理咨询师。在这个案例中,沟通深宫中的皇帝和江湖上的术士,出身底层的宦官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两年后,大概是李孜省的法术经常应验,特旨授太常丞。当时就有御史跳出来反对,说李孜省一个犯了赃罪的胥吏,不适合掌管宗庙礼仪。宪宗改授他上林苑监丞,可见不是不知道此人的来路。而李孜省得官的途径是成化朝最被士大夫们诟病的弊政——不经吏部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直接由宦官“传奉圣旨”任命的传奉官。他打破了两个常规:一是避开了士人通过科举而仕逐级升迁的正常途径,直接做到七品官;二是打破了明朝吏难以入官的惯例。继李孜省之后,方士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人都得到了宪宗的宠幸。当时各路僧道、方士、工匠云集京城,这些人都以宦官为经纪人,被推销至皇帝面前,吏部尚书尹旻天天跑到左顺门“候接传奉”,按例,第二天他要到御前去补奏,后来连宦官们也觉得他烦,叫他接旨授官即可,不用再走程序。

    虽说看上去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是宪宗对李孜省极其信任,赏赐他金冠、法剑以及刻有“忠贞和直”、“妙悟通微”字样的印章两枚,准许密封奏请有关朝政事宜。李孜省勾结梁芳等太监,又以万贵妃的兄弟们为外援,在皇帝的指示下,开始干预政事。成化十七年,他升任右通政,同僚王昶看不起他,“遇之无加礼”,李孜省向宪宗告了御状,王昶被贬官。自此之后,李孜省主营跑官卖官业务,操纵官员升降的神通也愈发的灵验,俨然幕后吏部尚书。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

    朋党政治的始作俑者
    李孜省颇有家乡情结,他在皇帝面前托言神降,说“江西人赤心报国”,要求宪宗重用江西人,江西安福人彭华被他推荐入阁,江西永新人刘敷官至右都御使、江西安义人谢一夔官至工部尚书,都是投靠他得以升官,以李孜省为领袖的“江西帮”隐然成形。要想坐稳幕后吏部尚书,那么前台吏部尚书总得是自己人。尹旻虽然在吏部二十多年,碌碌无为,被民谣称之为“泥塑六尚书”之一,但总归是碍眼。江西泰和人尹直当年觊觎礼部侍郎,可是尹旻推荐了他人,尹直靠皇帝直接下旨才得如愿,尹旻见到尹直出言相讥:“公所谓简在帝心者”,两人由此结怨。后来尹直在南京吏部右侍郎上干了八年,想回权力中心,却总被尹旻挡路,他走了老乡李孜省的门路才被皇帝召回,当上兵部侍郎。彭华、李孜省、尹直三个江西人联手首辅万安构陷尹旻的儿子,逼尹旻告老还乡。继任的吏部尚书耿裕不为万安所喜,李孜省再进谗言,耿裕被贬到南京,吏部尚书换上了江西丰城人李裕。长袖善舞的李孜省又在宪宗面前做手脚,把兵部尚书马文升也赶到南京。

    当然,李孜省倒也不好意思让大明朝堂完全转型为江西同乡会,余子俊、李敏、刘健等非江西籍官员也曾被他密封推荐,余子俊接替马文升为兵部尚书,李敏任户部尚书,刘健后来还是弘治、正德名臣,“地下组织部长”还算有点识人之才。明朝六部尚书加都察院长官合称“七卿”,均为正二品,为明朝政府文臣中最高行政长官,成化末期,七卿中有李裕、余子俊、李敏、谢一夔、刘敷五人的升迁受李孜省左右,史称“青紫多出其门,除拜或由其意”。当然,也有官员因为得罪了他而被贬官的,江西巡抚闵珪发现南昌、赣州一代豪门大族的家仆多行不法,要连坐其主人,这事必然触犯到朝堂上一干江西老表们的利益,尹直给李孜省打了个招呼,闵珪就被一道旨意贬到广西。

    不过李孜省的好日子不长,成化二十三年,宪宗皇帝驾崩,年仅41岁。很有可能,李孜省一干人等给宪宗猛灌丹药,想必其体内铅、汞、硫含量大大超标,最终英年早逝。即位的孝宗朱佑樘没客气,登基没几天就把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等方士发配到甘州去充军。李孜省还没等到上路,就因“不胜拷掠”,死在狱中。

    然而,李孜省对明代政治的深远影响远没有结束,当他和彭华等人排斥尹旻时,翰林侍讲焦芳受到牵连,被贬为桂阳州同知,焦芳从此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正德朝,焦芳为大学士,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后来甚至发展到把整个南方人都恨上了。他还作了一幅《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权阉刘瑾。南北互相报复,朋党之争就此开始。

    蓝道行:扳倒严嵩,力挺徐阶
    文 | 余世存

    旁门左道盛行的时代
    明儒提出“国事家事天下事”,正说明他们在国家天下方面的缺失,他们被君王这一王权牢牢地控制住了,清官海瑞是忠君者,跟范仲淹、苏东坡那样的人相比,他们既少了大臣气,又少了天理人情。这就难怪明代人除了良知良能,还有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甚至后者参与、介入政治,比前者更有市场。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即是一个例子。嘉靖皇帝治理国家的手段就是大事小事问神仙。若有问题,就由道士来扶乩,请神仙降临用乩语回答。这种极其荒谬的信仰,成了皇帝决策国事、任免大臣,甚至日常起居的必需品。

    有位道士叫蓝道行,他的举荐者是当时的次辅徐阶,首辅严嵩便是他最大的政敌。值得一提的是,徐阶之所以选择蓝道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除了有些道行外,还是王阳明先生的信徒。这一不同于其他神仙道士的特点,使他成为了一场决定“总理”生死的政治交锋中最重要的工具。

    蓝道行确实有点道行,叫嘉靖皇帝称奇。不过,他的道行高也是做出来的,他先跟皇帝的心腹太监串通,使请来的神仙说话能够打动皇帝,久而久之,皇帝深信不疑。当然这里边也有徐阶的力量。因此,打击严嵩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一次,严嵩有密札进呈,徐阶事先知会了蓝道行。蓝道行在扶乩活动中预告:“今日有奸臣奏事。”不久,严嵩的奏折到了,嘉靖皇帝对于严嵩的看法多少有所改变。不过,这点伎俩根本不足以动摇严嵩,必须要用更强大的神 。

    当时,嘉靖皇帝遇到事情就好问神仙。如何与神仙沟通呢?嘉靖皇帝想出了一套好办法——扶乩。所谓扶乩,就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密封起来,由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当众烧毁,也就是转交给神仙。然后,找来一个沙盘,在沙盘上搭个架子,架子上有两根树枝,分别由两个太监用指头搭住。当神仙显灵时,两人便即刻作中风状,两眼紧闭,任由指头在沙上乱画,画出来的图文就是神仙的意思。

    修道二十年来,嘉靖就是靠这个与神仙沟通。这当然是一场把戏,在这个把戏中,最关键的人却不是皇帝,而是那个烧掉纸的道士。之前的邵元节,后来的陶仲文,以及现在的蓝道行都是掌握神仙“心意”的人。在一次重要的扶乩中,嘉靖皇帝问:“今天下何以不治?”答案是:“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帝再问:“谁为贤,不肖?”回答是:“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皇帝又问:“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上帝何不震而殛之?”答案是:“上帝殛之,则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属汝。”就此,严嵩的命运就此定局。

    严嵩倒了,严世蕃入狱,严党四分五裂。把持朝政二十年的严嵩自然不会一击而倒。他很快就开始了反击,突破口就是蓝道行。嘉靖罢黜严嵩就是因为神仙的意思,而实际上是徐阶和蓝道行的意思。只要证明神仙意思是徐阶和蓝道行的阴谋,政局就会发生惊天大逆转。

    因此,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蓝道行拒绝了。严嵩又买通了宫中的太监诬陷蓝道行,将其关入了监狱。又对蓝道行严刑拷打,逼他诬陷徐阶。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这时候严嵩纳闷了,在他看来,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

    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他却信仰王阳明之学。最终,他毅然接受处斩。而严嵩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最终悲惨地死去。蓝道行死在历史里,历史还在斗争。官场无义战,无论徐阶还是严嵩,他们都非权臣,他们只是宠臣、幸臣,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严嵩扳倒,对方所施用的手段也是荒唐的、非常规的,但在他们看来,他们实现了历史的“实质正义”。

    可以说,我们社会出王林这样的人,是有丰厚的基础土壤的。我们很多人迷信修行人,对修行人的次第却一窍不通。前几年从云南回京,有朋友告诉我,这几年流行慈善、修行了,你看明星戏子、商人、官员都以供养活佛、跟和尚来往为成功,以诵读心经、金刚经为时髦⋯⋯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后来听得多了,才明白中国人的愚迷仍在骨子里。

    不能说历史和现实中没有神圣之人之物,但神圣也当经理性的考量。没有理性的交流,神圣就不成为神圣,只是迷信,就成为假冒伪劣的渊薮,以至于和尚的舍利子都可以做假。即使是福音,它也一定跟我们的天理人情有关,而跟神秘、神通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