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中国人是世上最顽强的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如何用英文表达这句话?刘震云帮了在场翻译的忙。

想了一下,刘震云在苏格兰赫瑞•瓦特大学孔子学院的留言簿上写下:“闻一知十。”这个成语源自《论语·公冶长》,指人聪明而善于类推。刘震云把这个理论用在了苏格兰的第一顿午餐上,建议去吃羊肉:“听说苏格兰的羊毛比较好,羊绒也比较好,可想而知,羊肉也不错。”

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刘震云创作了两年多的新作,将由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台湾九歌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同时出版。正处于写作冲刺阶段的他,来到苏格兰,参加其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和《手机》英文版的签售活动。4月21日下午,签售活动的前一天,在《人民文学》副主编宁小龄、上海作家周嘉宁陪同下,刘震云在赫瑞•瓦特大学孔子学院和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们交流,用他的话说,是“像自家人那样聊聊天”。

刘震云:中国人是世上最顽强的

刘震云与宁小龄在活动现场

他的开场白就把大家逗乐了。“我听说苏格兰的天气通常很差,要不就是刮风,要不就是下雨,要不就是刮风和下雨,叫‘风雨交加’,只有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来,天气才会突然会变好。显然,今天天气的选择是正确的。”刘震云的言谈像他小说的风格,慢条斯理,透着股幽默劲儿。在博得观众哄笑的同时,他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观点“输入”对方的大脑--刘震云说自己不喜欢“输入”这个词,因为太粗暴。

交流会后,刘震云继续和腾讯文化作者聊天,探讨他对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的感受。

文学是一种情感寄托

刘震云:中国人是世上最顽强的

交流会的主题是“我为什么写作”。刘震云的八卦阵摆得太宽,没有直接涉及这个主题,而他所表述的对文学的理解,却间接作了回答。“很多作家认为文学就是为了讲故事,我觉得这是非常浅层的说法。更好的说法是,文学是用来思考的。更深一层的说法是,文学可以实现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刘震云说。

他以《手机》为例:“我创作《手机》的动机特别简单。小时候,班里有两个同学关系特别好,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共同失去了各自的母亲,一个从小没有娘,一个娘傻了。他们最喜欢做的是在夜里,到村头的土岗上往天上写字。一个写:‘娘,你在哪儿?’一个写:‘娘,你不傻。’现实生活中,这两行字瞬间消失,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我可以让它们在天幕中停留。这成了《手机》小说的开头。小说想要探讨的是,谎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停留多久。”

刘震云:中国人是世上最顽强的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在2011年曾获茅盾文学奖

刘震云的小说写单位、家庭、官场,写普通老百姓的人生百态,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和一地鸡毛的感动。很多人认为他的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他却在交流会上驳斥了这一看法。刘震云认为,文学的价值是更真切、“更本质”地反映生活中无法反映出来的真实:“大家都认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离生活越近越真实,这是一个谬论和悖论。如果是这样,大家都不用去看电影,看电视,看艺术品……其实,离生活越远的作者一定离生活越近,离生活越近的作者一定离生活越远。”

最后这句话有些晦涩难懂,说这话的刘震云更像是位哲学家。他表示,一个好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个哲学家。腾讯文化作者问,假如一名初中生的理想是当作家,他应该怎么准备?刘震云建议,他应该喜欢文学之外的更多的学科,特别是哲学和社会学。他还应该喜欢生活,能看到生活背后所蕴藏的道理,认识别人认识不到的东西。

刘震云告诉腾讯文化作者,今年会和冯小刚再度合作,拍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他强调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电影需要有情节啊,故事啊……我的作品里都没有,而且我的作品特别复杂。小刚为何要改编?他肯定看到了故事和情节之外的东西,比如人物和环境的关系、人物的思考等,他高于其他只重视故事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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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的英文版被易名为《我没有杀死我的丈夫》

孔子是最好的作家

刘震云:中国人是世上最顽强的

除了写下出自《论语》的“闻一知十”,刘震云在讲座中几次提到孔子。在交流会开始,刘震云说,能够来到苏格兰,是因为认识邀请人。他引用了《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后解释说,这里的“朋”,就是“熟人”的意思。刘式的幽默解读,让会场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

刘震云喜欢提孔子,并非是因为正在孔子学院。在很多场合,他曾多次提到孔子。他曾说,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而我们做的是把十个缩成一个”。他表示,孔子是最好的作家,因为孔子把一些特别深刻的道理通过家长里短告诉世人。他认为,孔子比阿玛尼、GUCCI要时尚,因为其思想从春秋流传到现在。

在刘震云倡议下,这场交流会也是依照孔子的教学方式进行的——《论语》中出现最多的词是“对曰”,就是用对谈的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是孔子发明的,现在它在欧洲和美国很普遍,但是中国的大学却忘了。

孔子真正被西方世界认识,是从17世纪开始的。1687年,《论语》传到了海外。当时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版《论语》,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书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完成,编者之一是从中国传教回来的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88年出版的法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和1691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等书,也让西方世界更了解孔子。刘震云特别认可捷克出版社对《论语》的翻译——书名《论语》被翻译成《站在人肩膀上的人》。刘震云认为,这个译法说出了《论语》的高度。

那么多年前,孔子就开始思考国家的制度,思考人的命运,而最令刘震云感动的,是孔子对颜回的夸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也是如此。如何用英文表达这句话,难倒了在场的翻译。刘震云马上帮忙:“这句话的意思是,吃得也不好,穿得也不好,别人都觉得没法活,但是他自己觉得挺好!”

读者也是创作者

腾讯文化作者问刘震云,自己意外发现很多中国大学生研究刘震云的作品,完成相关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刘震云是否会看这类学术文章?它们对他是否有影响?刘震云的幽默回答再次博得哄堂大笑:“这些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是特别有见识的人。他们确实是研究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人和作者。”

刘震云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除了创作,参与文学讨论和研究也是他分内的事。学生会在写论文前后和他探讨,“每一篇论文都比我的作品写得好!他们思考的问题常常是我写作时没有思考到的,也可能某个角度我考虑到,但是他们的思考要深刻得多。这些交流是我写作(水平)提高的基础和源泉--有质量的读者,往往是比创作者更好的创作者。”

刘震云:中国人是世上最顽强的

《温故1942》被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二》。图为《一九四二》剧照

作品在读者那里才能获得生命力。刘震云去年到法国巴黎参加《温故1942》的签售活动,一位85岁的读者让他触动很深。《温故1942》讲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旱,三百多万人饿死,当时中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给灾民发粮食,要求灾民帮着消灭中国士兵。这样的粮食到底该不该吃?

在巴黎的朗诵会上,这位年迈的法国老太太站起来,说自己特别喜欢《温故1942》,法国作家萨特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萨特写了《占领下的巴黎》,说德军没来时,巴黎的社会秩序特别不好,一到晚上,抢劫犯、酒鬼和流浪者很多;德军一占领,因为宵禁,社会秩序变得特别好。法国男人坐公交车从不给女士让座,但德国人不同。一次一位法国女士上了公交车,一个德国士兵马上站起来向她敬礼,把座位让给她,但是这位女士面临的问题比德军占领巴黎更严峻:是坐,还是不坐?这可是敌人让的座。

从读者这里,刘震云知道自己和萨特想到了一起。他表示,正是通过这些细节,作家提出了连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未必能提出的问题。但是之后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出版社给我换了家酒店,从一个特别好的五星级酒店换到了一家特别破烂的小酒店。我问为什么,出版社的人告诉我,这是萨特和波伏娃曾经住过的地方,海明威也住过--房间很小,仅仅能放下一张床,楼梯走上去吱吱呀呀,仿佛快要塌下来,房间隔音也特别差。海明威住过没关系,但是萨特和波伏娃曾经住在这里,在这里谈恋爱,真是不合适。”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顽强的

交流会上,作家周嘉宁提到和朋友在爱丁堡旅行的经历。两位英国传教士劝她们去参加教堂活动,她的朋友马上说自己不信教。周嘉宁感叹:“在一个充满尖顶建筑的城市里,说出这样的话,好像有些粗鲁,有一种微妙的、说不上来的感觉。”这大概就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

刘震云认为,这种精神层面的冲突,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融合。他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表达的,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敬意。这本书提到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河南延津县传教(牧师一辈子只发展了8个信徒,但一直锲而不舍)。他在黄河边上碰到一个杀猪匠,问:“你信主吗?”杀猪匠说:“信主有什么好处?”牧师说:“你信主后,就会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说:“我不信主,我也知道啊。我叫老裴,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牧师被杀猪匠迷惑了:“你说得也对!”

牧师去世后,杀猪匠在牧师位于破庙的住处发现了一张图纸,画的是宏伟的哥特式教堂。杀猪匠突然发现这张图纸活了:教堂上的钟在轰鸣,彩绘的玻璃窗全部被推开,他心中的那扇窗也被推开了。杀猪匠想,牧师或许没有把教传给别人,却传给了他自己。

虽然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人的基本情感是相通的。刘震云曾经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朗诵自己的作品,他发现,人们的反应其实一样,该感动的时候都会感动,该笑的时候都会笑。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刘震云在美国旅行时发现,“饭店、美甲店和洗脚店,纽约的三个‘店’都被中国人占领了。别人不干的活儿,中国人能干。别人周末不开门,中国人周末开……在某个饭店吃了半天什么日餐、韩餐,老板出来一张嘴,东北口音!”

刘震云提醒,不要忽视那些依然生活在贫穷、恶劣环境中的中国人。“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比发达国家的居民要深切。他们对于善良、丑恶、生死的感觉更真切。”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给了作家创作的源泉。“在北京有很多雾霾天,但是我最近看到杏花竟然开了,桃花竟然开了,我特别地感动--我觉得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顽强的。”说到这儿,会场上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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