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为什么上海人更愿意守规矩

PX一声爆炸,似乎令之前的所有科普努力都汇成了一个笑话。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在PX的毒性问题上,科普并没有犯错,当下的事故,实际上更多的属于社会问题。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个社会问题呢?不妨从更远的地方说起。

二十年前,我刚刚考上一所全市顶尖的高中。入学第一天,天气炎热,大家在教室里等待老师。教室里的电扇没有安装好调速器,在安装调速器的地方,两根金属线裸露在外面,只要搭上这两根线,电扇就会运转起来。不过,两根线的裸露部分都是直的,手拿着塑料部分搭上之后,摩擦力小,过不了多久两根线就会又分开,教室里就传出一片叹气的声音。

我走过去,鞋是胶底的,确认鞋是干燥的之后,用双手拿着一根线的金属部分,掰弯,再同样的把第二根线的金属部分掰弯,然后,拿着两根线的塑料部分,把掰弯的金属部分挂上,由于是勾住的,导线自然不会分开,电扇就保持一直转动。

带电操作的原理与方法,是初中物理的基本内容。教室里的同学,都是当时顶尖的初中毕业生,不过,他们似乎并不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害怕带电操作会触电。这样的想法,是出于经验,哪怕是精通理论知识,他们仍然选择相信经验。

这种“相信经验,而不相信理论”的现象在生活中很多很多。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农业文明的遗迹。在小农时代,生活和生产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熟人社会,社会管理以氏族、宗族为单位,依靠经验就足以应对小农生产中的各种问题。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化大分工的确立,原来的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飞机、高铁、核电站,大型化工项目都意味着高有序度、高能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对专业知识、精确度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农耕时代,于是,人类发明了规则来规范工业社会中的各种行为规范,这些规则小至交通规则、调度操作手册,大到施工监理、招投标规则。为了保证这些技术性极强的规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生产、技术发展的全过程,人们用法律来保卫规则,法治随之而立。为了保卫法治,自由言论、结社等公民权利也陆续登上人类文明的舞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这些概念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不如说它们是技术规则,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其实是一部技术发展史。

所以,如果说中国小农式的凭经验行事,对应的是农耕和熟人社会的处世之道的话,那么,德国人的严谨,日本人的认真,则对应的是技术社会的行为特质。这些特质不是出于生理特性和地理特性产生的民族性格,而是经历长期工业社会、技术进程后人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唯物史观的精确体现。科学、民主、法制和规则精神在长期的技术发展中融于民族特性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其适宜技术发展的社会管理制度。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蓝色文明,也没有黄色文明,只有一个技术文明,没有中国模式,也没有美国模式,只有一个适应技术的社会模式。

由经验产生理论,理论固化为规则,而制度则是一整套分层级的规则。从经验、理论、到规则、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内部制度固化为外部制度。所谓内部制度,是指不成为的习俗、社会意识、道德规范,而外部制度则指的是交通规则,操作规则、法律、政治制度。

遗憾的是,人们,特别是中国人,更愿意相信经验。人们相信经验,不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并把恪守理论的人称之为书呆子,然后,演变为对规则的轻视。比如,矿工不相信防护,不愿意带防护用品,最后出现矽肺。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油漆工根本不愿意带面罩。在驾驶的时候,人们不愿意系安全带。在工业生产中,操作员工往往轻信自己的经验,最后酿成大祸。某种程度上,人们对规则的轻视,是一种深入每个人的习惯、习俗,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内部制度。

这种人的内部制度与地域因素呈现出一种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也反过来证明工业与人的内部制度之间的互动。

(资料图:秩序井然的老上海生活记忆。)

沿海发达地区,由于更早的开放,生产发达,也就更早,从而更深入的接受规则。在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上海人更守规矩,比如,等待公交车的时候,能够在无人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排队,愿意等待座位排队,而不想坐座位的人,即使站在车门口,也会直到没有位置的时候才开始上车,这一切,都在没有人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发生。基于这个情况,不妨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假设,由上海人造成安全事故的几率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这个假设有待社会学家的研究,如果得到证实,那么,在涉及安全的重要岗位上,上海人就会更受雇主青睐。

内部制度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人形成的习惯与意识,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改变,这需要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某种程度上,中国人是用农业社会的意识在进行工业时代的生产。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国道路交通每万车死亡率约10人,是美国的10多倍,日本的20多倍。除了道路等硬件设施的原因之外,不遵守交通规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由此可见,即使有再好的外部制度,即使有再好的交规,没有内部制度的支撑,也许要人的遵守,也很实现保卫安全,避免风险的功能。

在此次事故之后,一位石化高管匿名对媒体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在这里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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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两百多年工业文化的积淀,从政府到企业再到附近居民社区,以及保险公司等化工项目的利益相关方,经过长期的磨合,对大工业的安全生产和生产的外部性上都有比较成熟的理解。这种积淀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部分。

而中国工业化进程只有短短几十年,不论在大工业生产的产品质量监管,还是安全监管的文化上,都很不成熟,缺乏严格的流程意识和标准意识。比如这次古雷PX项目承包商以很低价格中标后,还要下调合同价格,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也相当不足,而且早有安监专家在检查该厂时发现安全管理状况糟糕,但还是没重视,他总是侥幸,只看到短期的东西,最后出了大问题。

PX能爆炸这是常识,关键是他竟然真的爆炸了。要知道,一个能爆炸的东西,在正常安全监管条件下要真的爆炸,得破坏多少层安全设施才能做到啊!不客气的说,中国目前80%的安全生产事故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又不像日本福岛核灾,有自然灾难因素。

所以说这是制度问题,但根子上是文化问题,只要你在每一个细节上不厌其烦地严格按照流程和标准进行监管,这些事故几乎都可以避免。但管事的人脑子里是农业文化,不是工业文化锻造出的思维方式。这两者最大区别之一,正是对严格的流程和标准的执行,和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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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制度深入每个人的头脑,很难在短时间改变,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更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活。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中国人不可能先进行社会意识的改造在进入现代化的生活。社会的运行,是由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共同制约的,内部制度的劣势,人的劣势,可以依靠外部制度来弥补。

在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公共建设、运营、大型建设项目,从项目审批、环境评测、居民意愿、相关补偿、设备招标、工程施工、日常运行、设备维护等环节中缺乏完善法治制约、公众监督去保卫规则,这就使得各类技术制度软弱无力。

正如前面所言,从一开始,言论自由从其功能上就是一个规范制度的权利。新闻的自由报道,能够很好的形成外部压力,规范工程项目规范运行。那么,能否在不改变大的外部制度的情况下,对外部制度做一些微调,对于大型的、具有一定风险的大型项目实施一种更宽松的新闻报道制度呢?比如,只要涉及某大型工程,所有新闻报道一律绿灯。未来中国还将陆续上马核电项目,从一开始,新闻报道的严厉监督,无疑能够极大的促进项目的安全性。

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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