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北大之忧,中国大学之忧

钱理群对中国大学教育充满忧虑。新京报记者 郭延斌 摄
钱理群对中国大学教育充满忧虑。新京报记者 郭延斌 摄

北大燕京学堂的风波似乎正在淡去。但这次争论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尤其一些更为要害的问题、更具危险性的趋势,可能也将就此被舆论所遮蔽。8月6日上午,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学者约在东城的一个咖啡馆,聚会研讨了一些燕京学堂之外的问题,而大学文科、特别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今后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是大家关注的中心。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与会并发言,本报摘编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学”才是核心问题

我2002年退休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仍然在关心北大的动向。这次燕京学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观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满忧虑。还是仔细搜集了所有的材料,准备作为校史的一页,把它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当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不打算直接介入。但这回三联的会议邀请,却逼得我、或者说给了我一个机会,公开说出我的忧虑与思考。

我觉得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提出“中国学”,并且赋予其重大意义与使命。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留学生教育的改革,我们可以不必讨论;但问题是校方不这么看,它非常郑重地宣布:“中国学的创设是学校近期创新的大事,体现了学校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办学模式”的“创新”,是不是要推广到整个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是不是要以“中国学”来改造我们北大文科?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关系到北大文科发展、北大教育,甚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大校方推出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也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展开了“北大向何处去,中国大学教育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的长文,并且和我们中文系的高远东老师一起,把有关讨论资料汇集起来,编了一本同名的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昨天在准备发言时,把当年的文章重翻了一遍,觉得2003年提出的许多问题恐怕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有新的发展;因此,当年说的话完全有效,也可以看做是对当下北大围绕燕京学堂所进行的新一轮的“改革”的发言。

就是说,2003年与2014年北大两次所谓“教育改革试验”有内在联系,很多问题一脉相承。

2003年我的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或许正因为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和圣地,因此总有人想改造北大,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北大校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改革指导思想,是要“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决策作贡献”。因此,在我看来,2003年的北大,是面临着一个“用资本的逻辑与力量,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彻底摧毁”的危险的。以后,事实的发展就是如此,一个是经济的手段,一个是刚才老师们说的,官本位、行政本位的体制化的手段,双管齐下。

而现在它要进一步:要改造学科了,就要进入学科内部了,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觉得需要对“中国学”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讨论。“中国学”的概念根据北大的解释,它有两个内涵:一是“顺应国家战略需要”,一是“国际化”。“国际化”问题大家议论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国家战略”问题也不可忽视,两者都有可质疑、讨论之处。

先说“国家战略”,这更是提出“中国学”的主要依据和重要背景。校方是这样宣布的:“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昌盛,以及文化的不断繁荣,‘中国热’正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北京大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的需要,启动燕京学堂计划”。于是,又有了这样的阐释:“‘中国学’在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无异于为外国人了解、理解、认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我们不但会收获为数众多的‘中国通’,同时将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简单一句话,提出“中国学”,就是要服务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

这就说清楚了提出“中国学”的背景: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文化第二大国的地位,由此引发了一种文化焦虑感。

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思想,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大学文科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教育的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核心。这也是北大历史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忽而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同时就在倡导一种方法、一种学风,就是“以论代史”。立场在先,观念在先,结论在先,然后用材料来阐释,证明。这样的“以论代史”的“学术”,几乎耽误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时间。我看“中国学”提出课题,全是大而无当,结论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强调实用,要求速成、超赶,用大跃进的方式来组织学术,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学术垃圾。我们不说远的,就看看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的学报、学术杂志,尽管其中也不乏认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却是空论、大论、泛论,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我们就不难想象,这样的以论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国学,将怎样败坏中国文科的学风,并祸及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不仅北大的批判传统会丧失殆尽,北大的学术传统也会遭到严重的伤害,而且很难弥补。

“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

莫斯科大学
莫斯科大学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们再来讨论“国际化”的目标。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当时叫“与国际学术接轨”。我在文章里就指出,这就是要“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和美国化”为目标。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就有人提出“采取英语教学是学校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管理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高论,我在文章里也表示了担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了”。

当然2014年重提国际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国学,强调中国“主体性”,似乎是对前面说的美国化倾向的一个纠正,校方也是这样自辩的。但实际上它背后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经指出的,这还是隐含了一种生怕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焦虑,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来改造中国的学术,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补充的:西方的中国想象也是复杂的,除了希望用中国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西方中心论者之外,还有一种思路,特别是西方的左派,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就把中国理想化,乌托邦化。这样的“主体性”还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基础之上,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难说是真正的主体性。这倒是很能说明2014年提出的“中国学”的内在矛盾和实质:它一面打着中国自信、中国主体性的旗号,一面却暗恋着西方,至少是不能摆脱西方主体性。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过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为一个中心口号提出来的。我当时就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为目标?为什么还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指标?”听说2014年这一回提出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谁要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们学者要吗?是北大老师学生要吗?那么,“他们又想通过什么手段、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做就一定能达到吗?”这背后又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我们落后了,要赶超先进国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这些是有可比性;但从根本上说,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不同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的。也不存在所谓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吸收、互相吸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收、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对世界文化、教育做出独特贡献。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应该质疑的,也许“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更科学,更切合实际。如果你预设一个所谓世界的标准,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国标准。记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学作为标准的,因为那时认为苏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学为目标了。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实际上就这么回事,这一次燕京学堂背后也有一个投资问题。这样,就必然导致“大楼有了,却没有大师”的结局。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当然在2014年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有新的内涵。还是前面说的,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于是,我们的“雄心”就更大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中国影响世界,甚至引领世界的作用。这就是燕京学堂提出“立足中国,影响世界”的办学宗旨和“培养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领导者”的目标的依据所在。

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把北大办成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外国留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就像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也会接受其影响一样,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完全没有必要将主动引导什么世界潮流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

“社会活动家”与“二道贩子”

这里我还想讲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我在2003年的文章里曾经引述了王瑶先生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两个概括;在这次燕京学堂事件中,我又想起了王瑶先生的这两个堪称经典的概括。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说,北大和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学问,只会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点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竭力推销自己的东西以取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回报。一旦有了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竭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正有与时俱增的趋势。

另一种类型,王瑶先生称之为“二道贩子”,即向中国人贩卖西洋货,又向西洋人贩卖中国货,王先生说他们贩卖的还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说的“西崽”,他们“倚徙于华洋之间,往来于主奴之界”,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总而言之自我感觉极端良好。这样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为靠山的;但鲁迅又提醒我们注意,他们“都是国粹家”。这非常深刻,可谓一语中的:今天的西崽也是时时把“中国特色”挂在嘴边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在80年代概括出这两种类型知识分子,但那时他们还处在萌芽状态,还在形成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八十年代在北大占主导地位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当然都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都是自有底线,精神底线、道德底线和学术底线的。以这两类知识分子作为北大的主导,北大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对未来北大的走向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来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的教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堕落了。我一开始讲我的北大之忧,主要就忧在这里。

如果将来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的教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堕落了。

人文学者面临全新的挑战

最后还要讲一个问题,似乎与燕京学堂无关,但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大学文科怎么办”有密切关系,也是我近年特别感到焦虑的问题,因为我多年来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也就没有机会讲,今天就借此讲一讲我的这个焦虑吧。径直说,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和中国的学术,特别是文科研究,正面临全新的要求和重大的挑战。

这些年我一直在冷静、紧张地观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全世界都病了。就是说世界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现行的所有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以及所有的既定的文明形态,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都出问题了。

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固守着原来,另一方面危机并非末路,现成的所有的制度、模式、文明尽管出现危机,但也有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包含着某种人类文明的积淀的成果。他们都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一个基础和前提。简单概括就是弊病和价值并存,危机与转机并存。因此,未来的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不会是一个吃掉一个,一个否定一个,而是各自变革与调整,又互相影响和吸取,相互交融,从而达到综合和超越。这大概就是我的乌托邦理想吧。

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危机与转机并存的时代,在我看来,给我们人文学者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全新的要求和全新的挑战。按我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它根本上就是一种文明的研究;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要对世界现有的所有的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寻找、创造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反省,一方面是开创,变危机为转机,这就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刚才有位老师说,文科发展的前提,是要有学术的独立与思想自由,这确实是一个要害,而且在当下中国,还具有迫切性。我想补充与强调的,是我们还要呼吁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也是文科研究保持发展活力与生机的关键,我们现在陈陈相因的平庸之作实在太多了。在我看来,文科研究也是危机与转机并存,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越大,越是文科研究大发展的机遇,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从另一面说,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提出全面挑战。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是越来越发现,简单地站在某一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知识立场上,已经很难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作出准确地判断和合理解释了。坦白地说,我对很多还在坚持左派、右派立场的朋友,对他们对当下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很多判断,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任何有现实感而不是沉湎于理论幻觉的知识者都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和今后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和变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固守在原来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的理论框架之内,而应该正视现实,进行全新的研究和理论创造。

这同时也是对我们的知识结构的挑战。要真正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内在矛盾与危机,就必须深入到其内部结构的深处,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作出科学的阐释与批判。这就需要对所研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有深厚的学养,而且还要有制度、模式、文明比较的眼光与学识。而这样的反思、总结,有必须是多学科,跨学科的。

这也是我的苦恼所在:我意识到了问题,却又无能为力,因为我的知识结构已经不可能调整了,到了这个年龄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显然受到了限制,我为之焦虑不安,就只能向在座的诸位发出呼吁。我真的感觉到,时代在呼唤新的思想家,新的价值理想,新的理论突破,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正处于文科大发展时代的前夕。我曾经对大学生们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也想对文科研究者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像这次我们对燕京学堂问题的发言这样;但这还不够,还要跳出来,想一些更大,更长远,更根本性的问题,想想学科发展和我们个人发展未来几十年将会面临什么问题,还有许多涉及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许多领域,等待着我们去关注,思考与耕耘。我们每个人如果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抓住其中某一方面进行新的反思,新的探索,就会有新的收获。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可以做。这也是我的态度:该说的话要说,说了管不管用,是我自己掌握不了的;说完了,就赶紧去做自己的事。

□钱理群

时代在呼唤新的思想家,新的价值理想,新的理论突破,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正处于文科大发展时代的前夕。

分享给您的好友:

您可能还喜欢…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