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研:相亲相爱的男男们

似乎不管哪个时代,女人们都爱结伴同行。人们也已经默认、甚至鼓励女性在她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应有一个密友。密友角色的扮演者可以是贴身丫鬟,如林黛玉的紫鹃,崔莺莺的红娘,也可以是同学,如简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的沈佳宜,都有自己的闺中密友。成年后一个女人的正常生活中,大约也少不了一个可以随时煲电话粥的闺蜜,她们结成以“倾诉”为交往方式的互助小团体,听起来既有阶级情感,又颇有临床意味,似乎“倾诉”是一剂定时服用的药,用以抗拒焦虑,抗拒某天早晨起床发现自己所经营的意义的全线崩溃。

可无论哪种形式的女性友谊,到头来,落脚点都是很私人化的情感,与之对应的,世俗却不这么定义男人友谊。相比女人间友谊多出于纯粹的情感需要这个特点,男人间的友情要复杂得多。

男人友谊多可认作是社交的延伸,有真情实意,也有竞争,有权衡,往往还有个共同的事业噱头:世界和平。弄钱弄权,总是有利可图的,又经一种特别的美化手段,使各取所需的“利”的面目不那么狰狞。无论信陵君与侯赢,燕丹与荆轲,还是刘备和诸葛亮,刘备与关羽、张飞,孙策与周瑜、孙权与鲁肃,又或者宋江和他那一伙子莽夫兄弟,建立在“才”的基础上、一起干一番大事业的基础上的惺惺相惜,是他们走到一起、乃至睡在一起的理由。

“寝则同榻,恩若兄弟”差不多是三国那帮英雄们对“友”的定义,似乎只有同榻而眠才能结成他们共图大业所需的那种深刻情谊来。刘备曾多次和自己办公室的下属同榻,还引起了下属同事之间的嫉妒,澳大利亚学者雷金庆注意到:“关羽和张飞都曾对刘备与三国中最机智过人的战略家诸葛亮同榻而郁郁不乐。例如,刘备、诸葛亮第一次同榻后关、张二人忿忿不平、不予合作。他们似乎对任何分享刘备床榻的男人都心存不满。”他们的忿忿也有合理之处,当初张飞邀请刘备、关羽在正值桃花盛开的桃园而不是竹林或者随便哪个茶馆结义时刘备的默许,已让张飞、关羽认定刘备是他们的基友,因为桃花有着不言而喻的性暗示。

但老大自古就不好当,适当把领袖魅力当做福利派发给属下们也是必要的手段,刘备很快发现自己陪下属睡觉的好处,“刘备和下属的关系在同榻后,总是更为巩固、亲如手足”。现在明白为什么古代英雄总说兄弟如手足了吧?张飞、关羽的忠诚自不待说,中学教材中老师曾要求必须通篇背诵的《出师表》中为刘氏江山殚精竭虑的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同榻之恩,其劳模表现一点也不输焦裕禄。

不管这性是真刀真枪的肉搏,还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暧昧吸引力,不管“同榻”是仅仅睡觉,还是顺带也干点别的,已经不是那么重要,英年早逝的天才哲学家奥托·魏宁格认为,“男人之间的友谊当中全都存在着性的因素,没有某种能把男人吸引到一起的吸引力,就不会有友谊。男人之间的友爱、保护和偏袒,大多都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性相容性”。所以,乔纳森·弗兰岑长篇小说《自由》中,理查德每当想起自己的多年老友沃尔特,“再也没有人能在久别重逢时像沃尔特那样让他的下腹部涌起一股暖流。这种腹股沟发热的感觉和通常意义上的性欲无关,但是,当中必定有着某种深刻的化学反应”。

有趣的是,正是这种基于性相容性基础上的男人间的亲密,使古代的男性英雄、智者们获得了某种性免疫力,只不过,这性免疫力是针对女人世界的。无论三国英雄还是水浒英雄,他们对女人的无感、厌恶与他们对男性友人的迷恋是成正比的。武松血洗鸳鸯楼,对西门庆、潘金莲的疯狂杀戮,亦可看作男人对置自己情人于死地的敌手的报复。

如果没有潘金莲闯进武大郎的生活,武大郎和武松的日常生活亦可以这般设想:武大郎每日勤勤恳恳,做烧饼,卖烧饼,武松每日在外瞎混,打架打老虎,半夜才醉醺醺回家,进门便看见桌上留着的饭菜,说好了要出远门,临走时发现洗好补好的衣服、烧饼、还有一筐絮聒全都置备好。如果没有潘金莲,武松后来也就不会遇到如刘备一样具备领袖魅力最后把兄弟们送进火坑的万人迷,宋江哥哥。

作者:寇研,自由撰稿人。出版文化类随笔集《思奔——在历史与八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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