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秦城监狱总给人毛骨悚然之感。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十年浩劫一批冤假错案的受难者被关押在那里。从1952年至1992年在秦城监狱任管教员的何殿奎近日撰文，回忆了他在秦城监狱监管的一些特殊人物。图为两次被秦城监管的潘汉年。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前身是功德林监狱，曾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将军等高级别的囚犯。监狱204区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
伙食即使在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也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潘汉年等都关在204区。图为1938年，潘汉年在延安（右二）。1955年4月，49岁的潘汉年（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被关进功德林。
潘说他的问题是1943年在上海去见过汪精卫一次，此事到延安和解放后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毛主席讲。那他为何在1955年4月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讲？图为1952年11月，潘汉年(前排左一)到上海火车站欢迎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他说在前些日子与毛主席同乘一列车，闲谈中，他听毛主席讲了一句“人心隔肚皮”后，感到毛主席对他的历史有怀疑。于是想趁在北京开会时找机会向中央领导讲心里话。潘汉年的夫人董慧后来到秦城陪同，不久，夫妇俩就被转移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图为潘汉年与妻子董慧。
1966年“文革”刚开始，为安全起见，潘夫妇从团河搬回秦城，生活管理仍由我负责。1975年5月潘夫妇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茶场安置，他俩就离开了秦城。潘汉年1977年4月14日逝世，终年71岁。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图为晚年潘汉年与妻子董慧。
1975年4月，领导调我去管理陈伯达。那时陈伯达常闹监，动不动要“寻死”。经过观察，我看出陈要“寻死”是装腔作势。一天，陈伯达吃过早饭，突然叫喊“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这样下去还不如死了好”，边说边要往墙上撞。监管战士迅速把他抱住。
我叫战士放开他，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过了几天，我又对陈说：“你要服从管理，有什么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我还未讲完，陈伯达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该死，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我今后决不再这样…”自此他老实多了。图为陈伯达与林彪。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图为陈伯达（左）。
历史给江青一伙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四人帮”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扩建的这座用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特级监狱，竟成了关押自己的地方。图为“四人帮”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
押送“四人帮”到秦城监狱的秘密行动，是在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的。分两天时间，来往四趟。第二个“客人”张春桥是9日凌晨3时到达。他双手戴着手铐，面部毫无表情。
1977年4月10日凌晨1时左右，江青被“请”到了秦城监狱。江青下车后伸着两只戴着手铐的手，抬着头，就直朝里面走，脚步走得很快。两名女狱警将她带到牢房里。这是秦城监狱里一流的一间牢房，有抽水马桶，其他卫生设施也都齐全。
女狱警很快就给江青换上犯人穿的号衣，从此这位“红都女皇”便在这里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图为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在特别法庭上一言不发的张春桥。
图为江青被法警押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请”到这座监狱的。图为江青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江青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江青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江青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江青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江青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江青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姚文元在特别法庭上。
图为姚文元在特别法庭上。（文字来源《快乐老人报》2009年12月7日第16版 原题为：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