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中国古代的“政府机构改革”

以百官分权,每个机关互相钳制,避免造成地方、部门割据和威胁皇权。

文/廖保平

时下世界很多地方的政府机构改革,皆受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重塑,重视对共公服务的产出和灵活反应,是对传统行政模式的一种根本性变革,被称为“政府再造运动”。

反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历朝都搞“政府再造运动”(皇权时代,地方很少有自主权,在此不述),然而正如钱穆先生总结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大趋势,讲到的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也就是说,自秦以降至清,历朝政府机构改革的主线,不是简政放权,而是皇帝集权,以百官分权,每个机关互相钳制,避免造成地方、部门割据和威胁皇权。

比如秦汉时期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指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典客(大鸿胪)、廷尉(大理)、宗正、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等。丞相凌驾于其他“两公”之上,权力大,地位高,连皇帝都得到丞相府议政,这令皇帝多少有点不爽。

到了东汉中后期,少府下面的尚书台,本是主管宫中文书的收发、保管的,因为接近皇帝,为皇帝倚重,发号施令,慢慢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将“三公”架空,相权削压,皇权更加集中。

到曹魏时期,权力越来越大的尚书台干脆从少府独立出来,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的实权很大,相当于丞相,这又威胁到了皇帝的权力,于是到了隋唐再改革,实行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设六部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相互牵制监督,各自对皇帝负责,皇权又得以增强。

宋代变三省为两府,设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同时设三司使掌管财政。中书门下一把手“平章事”、枢密院负责人“枢密使”和三司的长官“三司使”,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明初,中书省权力大增,架空皇帝的军权,朱元璋为了集权,废除中书省,诛杀丞相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六部尚书归皇帝直接领导,并由出身秘书的“内阁”成员充当心腹,慢慢形成“内阁制”。清承明制,康熙重建内阁,从翰林选一些人,搭起秘书班子,称南书房,雍正则设军机处。明清两朝的皇帝集权尤为突出。

在一次次不断加强皇权的机构改革中,往往是用一些机构来监督另一些机构,叠床架屋,难免机构臃肿,冗员众多,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又要进行一次机构改革。

比如宋代是皇权相对集中的朝代,又是机构臃肿、冗员最多的朝代,到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开国仅百年,官员数量已“十倍于国初”。其结果是财政压力太大,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不得不改革。宋神宗赵顼在元丰五年(1082年)进行“元丰改制”,撤销了“中书门下”,恢复唐朝“三省”制度,但效果并不明显,后世也基本是这样一个膨而改,改而膨的不断循环,很多症结自身无法克服。

作者:廖保平,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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