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我没有经历过高考的恐惧

高考季,各种奇葩新闻满天飞,考生家长和广场舞大妈两支最强悍队伍展开较量;考场旁边的钟点房要价两千一晚上;因为电梯噪音影响考生休息,家长要求15层高楼住户全部拾级而上;某县城,考生家长对着佛像一步一叩头,烧天价香……

从这些轰轰烈烈的新闻里,我看到的是两个字:恐惧。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在离它一步之遥时,我逃开了。

起初,是物理课上和老师的一个小小龃龉,下课时我做出了重大决定,退学。这是1994年初,我读高二。表面上看,我是负气离开,但我始终都明白,课堂上的这个小风波,不过是将长久的困惑推向紧要关头。

进入高中起,我都不太清楚我坐在这里干什么,以我当时偏科的程度,不大可能考上像样的学校。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推想:煎熬上一年半之后,拿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再靠家人想方设法,进入某个末流大学读个大专,出来,再继续混惨白的、没有边际的人生。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嘛,阅读、写作、去淮北乡间了解风土人情、打听家族往事的细枝末节。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早想好了要当个作家,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随波逐流,任凭命运将我推动?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学,背着书包去郊外溜达,去某大学的教师阅览室看书——我的初中是在那所大学的附中读的,阅览室就在教室楼上,工作人员跟我们一个楼梯上下,彼此都已面熟。

记不得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好像也没太久。当小城里飘起了第一场雪,无论是去郊外,还是去阅览室,道路都变得泥泞,我厌倦了那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心一横,在某个夜晚,对我爸说出了真相。

我爸的反应应该不太严重,否则我不会这么没印象。他劝了我一下,但我强调我现在的情况,不宜于再回学校。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样,也好。你就在家里写作吧。老爸工资一个月五百多,还有稿费,还可以帮人打印材料挣点钱,再养活你二十年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爸说,你现在年龄还太小,在家写作不现实,你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要是你觉得中学的课程没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我托人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渠道。

我于是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搬个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也不问,只是有次我说起害怕蠕虫,同桌那个男孩说,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我和他接触不多,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大约与贸然出现有关。

如是过了大半年,有天我爸下班时,带回一个信封,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说,他已经联系过了,像我这样的,可以入学。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

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小城去上海的火车票基本上买不到,正好邻居叔叔单位有辆车去蚌埠,我爸觉得从蚌埠转车更方便,毕竟是交通枢纽,有T字头的快车。

没想到我坐不惯小轿车,一出城就吐了个天昏地暗,只好下车,在路边等大巴。终于等到一辆,到了蚌埠火车站,发现这里情况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乐观,坐票早就卖完,我爸买了两张站票,我们需要站上一夜。

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啊不,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着地,更要命的是,随时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有人就踩着椅子旁边某个可以搭脚的地方,悬空而立,售货员倒愤怒起来:“那里怎么可以踩?你看你像个蝙蝠似的。”

“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就在将重心在两脚之间不停置换的同时,我爸已经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文学和理想来。乐观如他,认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从此,我要在世界一流大学里,汲取更多更有效的知识,展开崭新的生活了。

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来到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我爸带我来到宿舍,帮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离开,我奶奶身体不好,他当晚就要赶回。

那天晚上,对着窗外的晚风,我哭了。一方面是对于尚且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对于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在家乡小城时,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只是个预备状态,现在,在复旦,人生正式启动,我要赤手空拳打个天地,于穷途中开一条道路,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寝室里住了六个女生,有学英语的,有学计算机的,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每个人都像蚂蚁似的,目标明确地忙叨着自己的那点儿事,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

我去听作家班的课,也去听中文系其他班级的课。与小城那所高校不同,复旦老师开课非常自由,愿意讲论语就讲论语,愿意讲老庄就讲老庄,还有世纪初文学、魏晋文学等特别门类。我蜻蜓点水般一一试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骆玉明先生,他讲课时,有一种魏晋士人的不羁与锐感,常常在不那么正经的谈吐中点中本质。这种点评方式帮我甩脱了资深文学青年自建的窠臼,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太正式的论述,着迷于小李飞刀式的见血封喉。

还有郜元宝、李振声、陈思和等诸位老师,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各有建树,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可以站在一长排的课程表前,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我的特色菜单,这是多么奢华的一件事。而在上课之外,我亦在我的老乡,作家戴厚英的引荐下,走进自称为“活着的纪念碑”的贾植芳先生的家门,听他,以及在他家邂逅的读书人,聊聊关于文学和文人的那些事。

归来之后,总是按图索骥,到图书馆和书店里找相关内容的书,把头发扎成一把,顶在头上,穿着拖鞋,在自修室读到深夜。

但人毕竟是个复杂的动物,在这种如鱼得水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件事,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那就是恐惧。虽然我当时已经开始在《萌芽》《散文》《随笔》上发表文章,但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不能让我看上去像个作家。在当时,还没听说谁靠在家写散文吃上饭,我爸是说可以养活我二十年,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许多个中午,下课归来,阳光还没有化开,混混沌沌地飘在前面的路上。旁边,一家面包店刚刚开炉,香气炸开,蓬勃若有隐形的蘑菇云,这些统统让我茫然。我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我,向何处去。心里瞬间就像被虫噬一样变得斑驳起来。

结束了两年的作家班学习,回到小城,这问题真切地逼到我眼前。我不是学成归来,没有锦衣可以堂皇地还乡,我只是多发了几篇文章而已,而这些,不足以让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多次写过那种惶恐,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直到听见鸡叫,是另外一种心惊,我觉得我像一个女鬼,在光天化日下无法存身。但同时仍然在写着,投向各个报纸杂志,上帝保佑,这些虽然不足以让我在小城找到工作,却让我来到省城,顺利地考入某家新创办的报纸,做了副刊编辑。

似乎生活从此走上正轨,也不尽然,毕竟别人都持本科学历,这种先天不足,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心被辞退。那时是冬天,寒风萧瑟,落叶在脚下翻卷,我走在街上,看到旁边小店里挂出招工启事,写着“月薪五百”。我就想,要是我失业了,能到这里当个售货员吗?就算人家收我,那工资,也只够交房租而已,我这样一步步走来,难道就是为了当个售货员吗?那时,我恨我自己放弃高考。

请原谅我这种“政治上不正确”的想法。我知道有人会说,当售货员和当所谓作家没什么区别,相对于这种过于高大上的理论家,我更愿意理解当年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的惶恐,只是,让这种惶恐跟随自己好几年,也太过分了。

即使工作得到领导和读者的认可,我还是能感觉出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我想,别人看我,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吧。犹如带病生存,我带着这种惶恐生活了好几年,直到2004年前后,我在天涯社区上写的一组文章引起了一点反响,接着,出书、写专栏、获奖……我还没有成为我理想中的那种作家,却靠着写作,给自己赢得了一点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我三十岁那年,我不再害怕和别人不一样。而到了现在,我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也挺好。

我退学,是在1994年初,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我不是一个真正具有流浪精神的人,我其实挺胆小,挺追求安稳,所以我多次深刻地后悔过。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人,在二十年后,仍然觉得,我应该后悔的,并不是逃开高考,而是在逃开之后,没能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彻底跟那个主流路线分道扬镳。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害怕没工作,假如我就按照我爸规划的那样,困窘而自由地展开我的写作,假如我无视别人异样目光,专心于更有价值的事情,我敢说,我也不会像我当时以为的那样穷困潦倒,没准会过得更好。

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尊重才华,也尊重努力,不管你选择怎样的道路,都别犹豫着老想折回。我怀疑大多数人都是被自己吓住了,为了不必要的隐忧浪费太多时间,不然也许普遍能过得好一点。

有一年,纵贯线全球巡演,来到本地。我买了票,坐在体育场高高的看台上,看那四个老男人嬉皮笑脸地出场,听他们唱:

 

“出发啦/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出发啦/不想问那路在哪/

运命哎呀/什么关卡/

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

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

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

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这歌词像暴雨,兜头而下,粗暴地敲打着我的神经。它的名字叫做《亡命之徒》,看上不是什么好词,但打出生起,有谁不是行走在亡命之旅上?哪有绝对的安全?又哪有绝对的不安全?不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路在哪儿并不关键,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你的路。

当然,也许,我更幸运的一点是,有一个尊重子女的选择,并帮助子女成就梦想的父亲。

作者:闫红,著名作家,曾用ID忽如远行客,尔林兔等。《误读红楼》、《他们谋生亦谋爱》等畅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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