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吹剑:习近平为何牵手儒家

习近平在孔子学院(图片来源:新华网)
习近平在孔子学院(图片来源:新华网)

(文/杜吹剑)

继参观儒家圣地曲阜孔府之后,在今年“五四”当天,习近平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特地看望了哲学系老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并询问汤一介主持的大型文化丛书《儒藏》编撰进展情况。据官方正式报道,习近平同汤一介“促膝谈心”,并配发了习近平牵手汤一介的照片。之后不久,天安门广场电子大屏幕又打出“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标语,内容全是儒家价值观。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中国文化“亲近”举动频频,令人瞩目。

在去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去年12月和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先后举办主题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是具有突破性的理论阐述。

尤其引发高度关注的是,今年3月至4月,习近平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四国,大谈特谈中国文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并且身着“中华立领”参加国宴,以实际行动彰显其所极力宣扬的文化自信。在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高调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对“五四精神”所标榜的民主、科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一带而过、不费口舌,但却对儒家经典语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在5月15日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习近平更进一步提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中全是儒家核心观点。

分析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讲话,其特点越来越明显,即对原有的意识形态很少提及,但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着力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从更高层面上追求文明复兴。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比多数儒家学者(包括汤一介、余英时)更有儒味”(余东海)。

“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秋风敏锐观察到,在“8•19讲话”中,习近平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将要走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在习近平这里,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成为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理念的转变,以“打到孔家店”起家的执政党,从未有过,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么,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为何要做出这种选择和转变?当代儒家另一重镇康晓光,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康晓光最近发表了题为《大转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转轨理论及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的文章,提出了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理论不同的当代中国发展理论——大转轨理论。与众不同的是,康晓光认为继经济转型之后,第二步是文化转型,而不是新权威主义预言的政治转型。该阶段权威主义政体仍有存在的合法性,其条件是必须继续巩固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但更加重要的是必须积极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康晓光判断,当下中国处于国家转轨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权威主义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这一权威主义政府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建立儒家文化领导权,为建立儒家宪政创造经济和文化条件。基于此,康晓光认为,与各派民间势力的主张相比,当政者的主张和作为更为周全,也更为符合大转轨理论的阶段性要求,其作为庶几可谓“基本恰当”。

无论是习近平牵手儒家,或是儒家与执政党握手言和,任何理论解释和价值批判,都必须立足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下现实情景。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朝野皆有改革共识,但进入九十年代,思想界开始分裂,而且裂痕越来越大,现在,应是再次寻找共识的时候了。中国文化传统,既是各派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各派的共同思想底座。当下中国,右派优于求民主、法治、人权,弊于美化西方、妖魔传统、抹黑政府;左派优于求平等、民生、强国,弊于倡阶级斗争、崇马、拜毛。两派中皆大有偏执者,政治认同难一致,较古之中国士大夫群体及今之西方精英群体相差甚远。相较于左右两派,儒家可谓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改良派,不希望中国发生颠覆性革命,认为于国于民皆不利,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今仍被西方挤压,中亚北非诸国颜色革命后陷入动乱,殷鉴不远。

故此,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向中国传统回归,绝非出于个人好恶和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迫于形势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标识,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反思现代性、重建民族主体性上,是重塑国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以“文化中国”推进台海两岸统一的需要。就历史大时段来看,民国可类比春秋战国,共和国可类比秦汉。当局既不是如批评者所谓的一无是处,但亦不是自诩的完美无缺,而是深藏危机。执政党若能顺势而为,效汉武帝复古更化、拨乱反正,复归中华道统,施行儒家宪政,既可保证国家成功转型,亦可再建千秋伟业。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刊于《南华早报》2014年5月26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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