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在焦虑中迷失

在思想迷茫、经济发展等多重压力和互联网助推下,21世纪初叶的香港和台湾,共同陷入了集体的焦虑与迷失之中。

学者秋风《迷失的香港和台湾》一文认为,台湾学生占领“行政院”“立法院”的“反服贸事件”和香港三青年拍摄大陆幼童当街便溺并与幼童父母发生冲突事件,标志着香港、台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已经陷入焦虑而迷茫的严重迷失状态,意味着两地对中国大陆的未来发展已经不再具有示范意义了。

秋风认为,两地的去大陆化倾向有共同的托辞:在经济上,大陆确实已经包住了香港、台湾,但是,大陆的文德不能令港台人心安定——一个是制度不能给港台民众以长远预期,一个是文化上缺乏价值吸引力。因此,大陆必须理解台湾、香港民众内心的焦虑、迷茫,而致力于自身制度的改进、文化的重建。大陆上了轨道,港台精英、青年、民众自然就有了方向,会产生归属感。

我认为秋风找对了一半的病症却完全开错了药方。一方面,两岸三地都遇到巨大的经济困扰和文化焦虑难题。香港、台湾对大陆经济的“恐惧”,仅仅是因为大陆的体量大,从人均数上看,香港、台湾仍然是大陆学习的榜样。更不用说其机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是大陆的楷模。另一方面,不断透支未来(环境污染破坏与政府负债)、透支民众、地方和国企请客、中央和民众买单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试图通过大陆在政治、文化上的引领让港台找到方向感和归属感,引领港台的美梦则要落空。

香港街头原本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却持续发酵发展成两地经久不息的对骂和笔仗,似已说明两地的世道人心,满是愤懑和焦虑,一触即发。

即使在可以随地大小便的地方,如果有人拍幼童便溺,也会遭到家长的严厉制止。三位香港青年不仅拍摄,而且阻止家长带着孩子离开(正确的做法是提供帮助,或者报警)。孩子家长有错在先(也许在法律上有可以原谅的理由,但道德上的错失仍在),青年的举止则更不文明更不理性。但就这么一件小事,却在两地不断发酵和升级。

中国古代先哲说“道在屎溺中”。表面上是谁都惹得一身骚臭的屎尿之战,但屎尿之战的背后是积郁太久的焦虑、郁闷、愤懑和迷惘。近年国内一点就着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与此同源同构。

看清这场“粪战”和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本质,也许还得浮去表面的喧嚣,从李嘉诚2013年底主动高调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集体采访时说起。

在《南方周末》那篇访谈里,李嘉诚敞开心扉,详谈撤资传闻、香港环境、政商关系。这个从二战战乱中走过来的85岁老人,多次反复表达他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他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从过去到现在,问心无愧”。

香港是李嘉诚的福地,从五十多年前艰苦创业,香港成就了李嘉诚富可敌国的今天。但是临到晚年,香港却似乎要成为李嘉诚又爱又恨的情感复杂之地。

香港社会近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仇富情绪增加等等,李嘉诚在香港一直备受尊敬,被誉为“超人”,但现在被抨击为魔鬼、万恶的资本家、地产霸权,说他垄断了香港经济。

李嘉诚说,树大招风是盛名的代价。大家都知道香港地产市场一直由政府政策主导,不论从土地供应到投地条件的设计等等,并非由地产商决定,因此“地产霸权”并非属于地产商。贫富悬殊是世界大趋势,普罗大众面对的环境越来越艰难。

他表示,企业家的挑战是帮助建立社会,这需要国家和人民一起尽心尽力地去做。政府需要考虑如何投资未来,如果不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贫富悬殊与社会情绪恶化只会持续下去。香港人都想创富,政府的角色应该要令人人有创富的机会,而不是等待“打救”。香港拥有不少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和原则。这些“社会操作系统”来之不易,需要时间孕育,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谈“撤资”,李嘉诚表示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家在香港。长和系的基地在香港,绝不会迁册。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自己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香港市场容量有限。30年前,集团的香港员工有三万多,外国的则只有一半;现在全球二十六万多名员工,香港仍维持三万多,相差7倍。

李嘉诚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他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他希望政治和经济好,让人民富国家强。

李嘉诚这些话,绵里藏针话中有话,有进有退有软有硬,明显指向近年来越来越恶化的香港政商关系和社会情绪。所见,港人近年来累积的情绪火药桶,并非仅仅针对大陆,同时也指向了本地“万恶的资本家”。

台湾地区的反服贸事件,表面上针对大陆、针对服务贸易协定,但本质上仍然是指向本地资本和资本家!与香港针对李嘉诚的情绪有着完全相同的精神内核!

反服贸《宣言》写道:“各位青年朋友,这些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他们随时可以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找寻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各位台湾的青年们,台湾是我们生活的土地,这是我们赖以维生的地方……请跟我们一起站出来,请跟我们一起站出来守护我们的台湾!”最具煽动力的文字往往最远离事实真相。

在香港,李嘉诚出售部分楼宇,舆论说他“撤资”;做大在港资产份额和投资,舆论说他地产霸权、万恶的资本家、魔鬼。在台湾反服贸中,资本和企业家被描绘成更加恶劣、“随时可以抛弃台湾”的“吸血鬼”,“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找寻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很明显,台湾青年领袖害怕企业和资本“抛弃台湾”服务大陆,至少是以此为幌子获得青年认同。

在此过程中,资本和企业家事实上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进,会被社会舆论指斥为霸权、万恶、魔鬼;退,会被描述成吸血鬼、负心汉。在资本和企业家“进退两难”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和情绪呈现出的却是一副蛮不讲理的受害狂形象!

而事实上,不管在任何时代,资本都长着一双全世界飞翔的翅膀,哪里的法治和舆论环境、市场环境好,资本和人才就向哪里流动,直接造福那里的人们。我们既不必担忧、也无法阻止资本和人才的全球性流动。

即使资本和人才都“外流”,也一样能够促进国内的强大和富裕,比如今天日本商团的海外资产是其国内1.5倍以上,中国历史上遗存至今的名村名镇基本上全都是当地人外出经商、做官、求学以后反哺的结果,中国农村2000年以后大量新建的房屋,同样大部分来自外出人员的打工、经商收入。

在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笔下,20世纪以来,几代充满“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的左翼知识分子热衷于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和青年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动性,20%最穷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也许十年后新产生、新进入城市的穷人还是那么穷甚至相对更穷,但十年前的穷人已经有一部分上升到中产甚至富人阶层。

仔细想一想,是城市导致了穷人的贫穷还是给了穷人摆脱贫穷的机会?是城市的富裕人群剥夺了穷人导致他们的贫穷,还是富裕的企业家阶层创造机会让穷人不断摆脱贫困世袭?

有三个重大事实是那些有着强烈的被剥削压迫感、急于为民请命的人们没有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

一是劳动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和价值,只有在企业家通过资本力量合理配置资源前提下的有效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和价值。而劳动往往不需承担后果,资本家和企业家则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比如,同样是建房子,你建在“鬼城”、空城的地方,那就不仅没有创造价值而且产生了负价值——产生了负债、破坏了环境、增加了当地日后的使用成本和管理成本。过剩或者污染的企业也一样。但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劳动的工人,虽然他们没有创造出真正的财富和价值,但都拿到了工资,但是投资人和企业家却亏本了。

二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贫富差距拉大,并不一定是富人剥夺了穷人,而缘于城市这样的地方,有很大的创造财富和阶层上升的空间,所以源源不断地吸引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穷人过来。城市越包容,上升空间越大,吸引的穷人往往越多、越穷,贫富差距的表面现象也越明显!

三是虽然相对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但是十年后绝对贫困的人群和十年前绝对贫困的人群相比,绝对贫困的程度往往要低得多、境遇要好得多。也就是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是相对而言的,整个社会包括最底层人事实上都更富裕幸福了。这都是拜整个社会的和平良性发展所赐。

而“富人更富”那多出来的一大块,更多的是一个理论上的数据,比如企业市值多少,他个人和家族占比多少。对于占他们和家族财富绝大部分的这一块,富人及其家族是难以直接变现消费而且也几辈子消费不完的。他们是以“社会理财”的方式替全社会管理这部分财富。管理的方式有四大类:

一是企业经营;二是创办和支持教育、医疗、研究等机构;三是慈善事业;四是通过购买、收藏珠宝、古董、艺术品等形式为全人类保存文明的精华与遗产。

前面说了,劳动本身不一定创造财富和价值,只有在企业家和投资者合理配置资源前提下的劳动才创造财富和价值。如果没有成功的富人企业家们合理地配置资源,社会将会变得非常的短视,财富和文明也很难得到积累和传承。

今日中国大陆,对资本的仇恨、对社会的愤懑、对前途的焦虑与迷茫,较之于香港和台湾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陆一些人士从港台的社群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幻象,对于港台的一切社群运动,不问是非对错,一律冠之以“民主、自由”的旗号,全盘肯定。我之观察,并不是凭空想像。比如某国内著名专栏,就曾拒绝所有质疑反服贸的文字,发出的大量相关文字全是赞成和鼓励。

比起香港、台湾假想敌状态中“来自大陆的经济威胁”,大陆民众受到现行经济增长模式和城市化中的经济压力不仅真实迫切而且极其深重。过去十多年来,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通过资产价值的自然涨跌变化急剧拉大了平民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在可以看见的未来二三十年内,城市化导致的这种分化还会持续加剧。

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的新著《二十一世纪的资本》最近引起广泛关注。Piketty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不平等和收入差异。通过对各国(尤其中国)大量数据的收集分析,认为资产收入所起作用已远超工资收入,正在对未来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货币时代,工资不是主流,投资之神才受追捧。这个结论已在过去十多年里得到充分验证,或者说,这个结论本身就是从过去十多年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得来。同样的工资收入,买房或者不买房,五年十年后天差地别;同样的钱同样买房,贷款和不贷款,五年十年后天差地别;同样的钱,同样买房,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五年十年后也是天差地别。

这是城市化自有规律使然。但很显然,中国大陆从上到下,都没有为这个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迅猛到来的城市化及金融时代做好相应的知识和政策准备。相反,更多的人转过来怨恨政策不公富人掠夺!从政策,到思想知识界,到文化舆论界,都在不断地制造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户籍、限购限贷等壁垒,而不是促进更自由流动与融合!

区域均衡发展、政策降房价、保障房三位一体,三个虚妄的梦想培养了越来越多、越等越买不起房、越等越愤怒的“愤青”、“愤中”和“愤老”。大陆开发商的“全民公敌”处境和李嘉诚在香港被指为“地产霸权”又有什么不同呢?

社会愤懑、焦虑与迷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经济规律与企业家精神和本质、作用的认知欠缺,而不在于什么制度。

对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无知,加上急于为民请命的救世情怀,是导致两岸三地共同焦虑与迷失的根本原因。那么,这种焦虑与迷失又表现在什么方面,如果任其发展,又将把我们的社会带向何方?

我认为,今天的两岸三地,都因为焦虑而迷失在民粹里。所谓民粹,就是多数即正确,多数即高尚,多数即是真理和正义的至高点。

人类世界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梦想的宪法政治,是资本、企业家把君主的征税权、对市场的管制权逐渐关进议会的结果。在宪法政治基础上,民主才逐渐向没有财产的普通民众开放。

政治、社会像瑞士手表一样,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不要只看到外在表现形式的声势浩大与华美(比如街头民主),更要看到内在结构的精微与细密,一枚小小的螺丝松动,再华美的外表都将形同虚设!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再也没有看到像当年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一样敢于对民粹明确说不的伟大政治家了,她公开痛斥同僚为“你们这些只会迎合民粹的政客”,公开表示“老百姓懂得屁,政治家要做的,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

过去十年,大陆一遇到市场波动,凯恩斯主义就大行其道,宏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仿佛经济是政府的提线木偶。甚至于否定市场经济的言论和行为甚嚣尘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极左势力开始抬头,错误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破产了,导致中国近年来市场化改革与开放力度不足。

除了迷失在民主外衣下的民粹里,两岸三地在焦虑愤懑中还迷失在积极自由的泥潭里。很多人搞不懂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别,往往以自由的名义侵蚀、伤害自由!

为什么卢梭、康德、黑格尔这些从自由出发的思想家最后却背叛了自由,成了自由的敌人?以赛亚·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对此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free from),积极自由是“做……的自由”(free to)。伯林认为,消极的自由是好的,积极的自由则会起误导作用,它为强迫活动提供了借口。积极自由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

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有不受约束的做任何事情的自由,这样的社会就是人类的末日。

再拿幼童当街便溺来说,青年未经家长许可拍照并且阻止当事人一家离开,行使的就是积极自由。而在此事中,当事人一家拥有不受非法干扰的自由,要干扰甚至惩罚他们,可以,前提是一切行为和程序主体必须经过法律许可或授权。比如,三位青年报告警察,由警察来处理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没有自行处置的自由。对于幼童来说,更有民间社会约定俗成的以及相关儿童保护条例关于儿童肖像与尊严权利受到特别保护的自由。

台湾反服贸中,学生行使的也是积极自由。仅凭一个未经理论和经验证实的假想敌概念就积极采取法外行动,这种行动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只能给社会增加问题。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真正守卫人类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消极自由的概念和范畴,应该像法律上的“正当防卫”一样受到严格界定和保护。

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的自由概念,基本就是从法国传来的积极自由的概念。这种观念鼓舞了人心,却埋下悲剧种子。消极自由的确不完美,然而,许多人曾经用完美的积极自由理想来指引我们,最后我们却发现并没有步入天堂,而是被赶进了地狱。消极自由下,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但在积极自由下,最可能随心所欲的却是统治者,以及“人民”和“大众”,权力的暴政和多数人的暴政由此而生。

未来会怎样?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和选择。我们可以从大陆房地产这个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的小窗口见微知著说开去,先借北师大教授董藩一段话。他说:“对待中国中长期的房地产市场,看多的往往是中产和富人,看空的主要是低收入者和屌丝。当中产和富人全面看空时,灾难也就来临了。但那个时间点,可能与经济本身无关。房地产业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我想用更明白的一段话来说,就是:今天两岸三地对社会充满愤懑、焦虑甚至暴戾情绪的“时代看空者”,主要还是低收入者和“屌丝”,他们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廉价、迅捷介质的同传共振,很快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整个社会都应该好好想一想九旬老人李嘉诚关于法治,关于自由,关于教育的肺腑之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希望我们两岸三地的人们都来重温这个古训,脚踏实地共同谋求中华民族一个更好、共同的未来!

(注: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童大焕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大焕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院长

您可能还喜欢…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