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代死者立言—— 历史学硕士之死引发的感想

中山大学,我本科的母校。历史学系,当年我跟那里的师生不少相熟。那是20年前了。20年后,4月16日晚,一位25岁的中大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小蔡,在宿舍里用皮带自缢。第二天,是他的毕业论文截稿日。据媒体报道,小蔡在遗书里称,因为毕业论文、找工作困难重重,无颜面对家人。

我在4月18日晚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条消息,立即转发,并评论说:“太糟糕了!虽然有同情,但不得不说这是无意义的死亡。”

这条微博很快被哲学系校友@不加V 转发,评论者众。有几位对我说的“无意义的死亡”不太认同,比如有一位说:“假如得了忧郁症的话,还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身体上的疾病只是感官的痛楚,但是精神上的疾病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说实话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里百味杂陈。转发时的评论近乎直觉,就其时论,漫说评论者,我自己也没完全想清我说的“无意义”何指。有些人习惯转了再读,我有时会评了再想。

有人说每一桩死亡都是有意义的,至少死者获得了解脱。他可能是对的,但我不喜欢代死者立言。谁知道他是解脱还是抱憾?所谓意义,其实是针对我们,或者说“社会”而言。生长25年成为一位名校研究生,占用社会资源(生育费用、他人时间精力、亲友情感……)不知凡几,如果死亡可控(不是张晖那种司命无常),死亡又不能对社会产生回馈的价值(黄子华式的讽喻:除非你是屈原,你一自杀,全国人民放假),或许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死亡视为无意义?

这样说,或许带上了功利主义的色彩。我不了解学弟小蔡,新闻的只言片语无法帮助我们勾勒一个鲜活的面像。每一次类似的自杀事件发生,总有不少评论指责或惋惜死者不考虑年迈父母的感受,不珍惜可贵的生命。这样的评论不符合我个人主义的立场,我认为我们理应尊重每个人对“是否活下去”的选择(所以我也支持安乐死,只要技术上保证是个人的清醒意愿)。而且,当一个人陷入对死的欲求时,你很难要求他还能设身处地替死后亲友的悲伤负起责任,尤其当他还处于轻言生死的青春冲动期。20年前我在中大读书时,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杀,当然与论文工作无关。

让我们先假设小蔡的自杀确实源于论文不能完成与工作难找。而据小蔡同学向媒体称,论文推迟会影响找工作。因此这两件事可能源自同一焦虑,那就是论文的难产。

小蔡自杀的新闻,引起我内心最强烈感触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

论文写作,留给大多数研究生的,大概都不是美好的回忆。原因何在?是因为写作环境的封闭?任务的单一而旷日持久?导师与答辩委员会的严苛要求?一边写作一边找工件或考博的依违两难?

回想我自己写硕士论文时,似乎还好,一来下定决心考博,那总比找工作容易可控;二是觉得跟博士师兄师姐们的论文血泪史(打点滴的、浮肿的、脱形的……)比起来,几万字的硕士论文终归显得难度尚低。当时正好一个朋友在五道口附近开广告公司,他给了我半个阳台,我搬来一张电脑桌和两个书架,每天像他的员工们一样上班,读书,写作,有人做饭,累了就跟员工们开开玩笑策划策划,下班了就回宿舍,晚上没书没电脑(十一点连电都没了),也不会熬夜赶工。现在想来这种日子还颇能调剂枯燥的论文生活。

两年后开始写博士论文,就陷入了一种异样的状态。前期每天去图书馆翻旧报纸还好,慢慢进入章节写作,效率低得吓人,一般起床吃完早饭就开电脑,东摸摸西搞搞就到了中午,打了饭吃,午觉,下午又是一阵东摸西搞,就到了晚饭。晚饭后散个步,回来看看BBS上上FTP,也没干什么,时钟就过了十二点。

这日子看上去很闲,但一点儿也不愉快轻松。心上总有块大石头压着,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将它搬开。我那些同学,有一个算一个,状态都不好,平时少有来往,食堂碰见也是眼神恍惚。有一次一位同学还我书,托李铎老师(也是《大家》的作者)转交。到系里找李老师,他一见就问:“论文还没写完?”“没呢,早着哩。”他一声哂笑:“你们都一样!我给你说,再给你们八年,还是这样,信不信?”

两年后,我一个师妹,死活不肯延期(已经念了四年博士研究生),我们劝她:论文导师还不满意,而且工作找得也不顺心,何不再延一年?没准可以两全其美。她抵死不从,理由是:现在看见宿舍的窗帘就想吐!

因此我积累的观感是:或重或轻的忧郁症,已是博士论文写作的常态。

我常说食得咸鱼抵得渴,自己选了这条荆棘路,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只是,是不是非要这样卡着逼着学生付出偌许代价去完成一篇论文?未必没有可商榷之处。

当我刚考上研究生时,就听老师们议论,说如果一名学生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么硕士论文就是一种浪费,如果没有硕士论文的压力,学生可以利用硕士阶段更从容地完成学术培训、前期资料查找甚至交换学习等准备工作。如果学生硕士毕业是要从事实用性工作,那么硕士论文的写作也并非那么必要,反而是实践能力的培养比较重要。

现在16年过去了,当然很多高校都有了直博的设置,但大量的研究生,那些需要到三年级才确定自己是否从事学术的,那些目标本来就是从事实用性工作的,仍然在吭哧吭哧地写那些极端费劲、内容其实是低水平重复的硕士论文,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青春心情。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当我到了博士三年级,觉得一篇硕士论文算得什么?却花了两年前的自己那么多力气;而工作两三年后回头修改自己的博士论文,又发现当年笔真是紧哪,字里行间,紧张感充盈,很少有涵泳学问的从容心境。

我能理解论文写作期的设定理由:让一位年轻学子心无旁骛地完成他的第一篇论文,从此获得“学术界的入场券”,这确实此生难再得的经历。只是,巨大的压力与单一的生活,最终的效果并不见得如愿以偿。如果我们允许硕士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工作志向,选择更多样的结业形式(调查考察报告、多篇书评甚至工作手记……),给予愿意继续读博的学生不写硕士论文的权利;如果我们允许博士研究生在通过资格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后,就获得工作资格,在六年或八年之内归校答辩,视结果决定是否授予博士学位;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在欧美大学行之有效的制度,跨过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进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我们是不是能收获更出色的学生、更优秀的论文,和更从容的求学生活?我不敢保证,但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呢?

世间总有人会在困难面前软弱与放弃。面对艰难的人生,有些人放弃自己的生命,不是不可以理解与接受。然而,如果是由于人为的设定,导致本可避免的悲剧一再发生(数一数这几年“博士自杀”的新闻),就只会是一种更大、更整体化的悲剧。我所谓的“无意义”,盖缘于此。

来源:腾讯

作者: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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