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充满雄心壮志的上海市政府来说，在世界城市的历史上要成就21世纪的上海，追赶纽约是绕不过去的。那么，除了在文化管理方面采用更加包容性的姿态外，在开放教育方面步子也可以再大一些。
李华芳
在《思想的容器》中我提到城市要实行“包容性制度”，宽容那些新生事物，从而活跃城市的思想市场，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动，推动城市经济持续增长，为下一个阶段的进一步城市化奠定基础。总体而言，这就是一个城市不断吸纳新移民的过程。此前我也已经提到吸引新移民中的精英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靠教育；二是靠城市本身的正外部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多样化的活动。而各种各样的创意活动正是城市创新之源。（参见《年轻人要去北上广》）
对于剑指“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上海来说，“包容性”不够可能会妨碍上海的雄心。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的纽约，都是创新的孵化基地。欧美传统的工业城市获得新生，也靠转型成创新重镇，例如意大利的米兰和美国的匹兹堡。底特律破产有一项重要的原因是资金过多流入建筑业，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不够，从城市发展策略的角度来看，是失败的策略。
那么在创意活动的形成中，城市政府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政府应不应该积极介入到文化创意活动中去呢？这里有一个争议，不同视角看待政府的角色并不一致。坚持“弗里德曼-哈耶克主义”视角的经济学家，通常较为认可自发秩序的扩展，因而不太同意政府的介入。认为此类文化活动由市场和公民社会自发形成，政府最多就认可登记下就行，将政府的角色限定在斯密所说的“守夜人”立场上。而坚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的看法要正面得多，尤其是文化创意活动常常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更为政府的积极介入提供了理由。
尽管对政府应不应该去主导或推动文化活动有争议，但这两路不同的视角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政府不能压制文化活动，否则就会对思想市场产生重大的伤害，最终影响城市的创新能力。
当然这两路视角也没有涉及到文化活动的细致属性。这里的假设是不同文化活动的属性不同，因此其在经济上的产出弹性也很不一样，政府的管制策略也应该有所不同。但问题在于大部分文化活动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或者说衡量起来非常困难，回过头来就造成了政府管制策略的困境。在“自由放任”到“全面主导”的连续管制谱系上，针对不同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角色究竟定在何处，才是实际经济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由于放任政策不涉及到政府的财政投入，我们容易理解城市政府的策略，例如对文化创意活动采取包容的态度。不过一旦涉及到长期项目或者未来收益不太确定的项目，就有可能存在政府财政补贴的问题。因为项目的收益不确定性和长期性，往往导致私人资本不愿意进入，或者说无力承担。事实上，即使文化活动存在很大的正外部性，私人资本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那就是在文化活动的非市场性管制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些正外部性不一定能被内化到一家企业中。如此一来，即便这些文化活动存在很大的正外部性，也没有私人资本介入。
举例来说，一项文化活动能惠及数千名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者，但由于政府的非市场性管制，导致如果一个企业要从每个人身上去获得收益将会支付比收益还高的成本，那么私人企业就不会有激励和动力进入这个领域。政府在此时提供补贴或者配套的投入，或将有助于吸引私人资本在下一阶段的投入。例如政府对文化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或者通过政府的文化产业基金对文化活动进行资助，又或者政府可以通过与非政府部门和市场组织的合作来推动文化活动。
还是让我们用上海最近发生的几个与文化相关的活动来具体说明一下上述几种形式。
2013年的“上海书展”有超过600项大大小小的活动，这些活动中既有政府主导推动的、也有完全由民间自发的、还有双方合作的。这与“上海书展”一开始的政府推动作用看起来是分不开的。上海市政府对“上海书展”的场地和前期工作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主要是因为“上海书展”活动的预期收益不确定以及其正外部性难以被企业内部化造成的。但随着“上海书展”的发展，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开始介入到上海书展的活动中，并且以各个合作形式出现。例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就和上海三联书店合作了“重新解释中国”的新书发布活动，作为“2013上海书展”的一个子活动。各个出版社改制后，已成为市场主体，成为书展活动的主要主办和承办单位。对于上海市政府而言，搭建了书展的平台之后，其实已经开始让位与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上海书展”的例子说明了政府先期投入进而吸引私人及非政府组织进入的混合形式。
与此类似的例子是位于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只不过东方艺术中心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艺术的孵化器，而更多是一个艺术的消费场所。这个从周边的配套可见一斑。围绕一个艺术中心周边的是大批政府的行政办公楼，而不是为艺术家服务的公寓、咖啡馆、艺术馆、画廊等等，这样一个孤立的投入没有有效带动相关的配套，使得东方艺术中心到目前为止还仅仅作为一个场所起作用，未能成为一个艺术孵化器。
另外一个例子与教育相关。上海纽约大学刚刚迎来了第一批300名学生。作为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美合作的产物，这其实涉及到一种复杂的合作安排，既有学校之间的合作，也有学校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并且涉及到中美之间的合作。但上海纽约大学却给城市创新带来不少启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城市政府和该地的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暂时未能组织某项文化活动，生产某项文化产品，或许可以考虑引进外资，搞中外合资合作，甚至外来独资的形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思路同样可以用在文化事业上。事实上，上海市周边还有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这种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外资的作法已有先河。
高等教育对经济的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典型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作用，以及哈佛和麻省理工大学对波士顿地区的作用。如果嫌这些例子是国外情况，那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对中关村的作用和浙江大学对杭州的作用就能让人有更加切近实际的体会。由于教育的正外部性，假如企业难以内部化这些正外部性，那么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可以进入，作为替代和补充。比如纽约市2011年举办了全球性的竞赛，专门批出一方土地来建设全世界顶级的学校。这方土地由纽约市政府提供，让世界顶级的大学新建应用科学与工程分校。2012年，第一个优胜者是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合作项目，该项目预期将催生数百家创业企业、并激发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活动。
上海市还没有到主动走出去引进大学的地步，或许也缺乏类似的城市战略设想，这就是与纽约实实在在的差距。对充满雄心壮志的上海市政府来说，在世界城市的历史上要成就21世纪的上海，追赶纽约是绕不过去的。那么，除了在文化管理方面采用更加包容性的姿态外，在开放教育方面步子也可以再大一些。
作者：李华芳 是个作者，也是个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