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扫盲先驱董景安——民国NGO上的失踪者系列

(图注: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董景安先生60大寿,图片源自网络)

1928年葡萄牙人在上海开办丽耀霓虹灯厂——后转给华商,更名为“通明霓虹灯厂”——与此同时,美国人所开的丽安公司也建了霓虹灯厂。聪明的商家自然明白,上海的繁华与商业广告(标识)需求,绝不是两家霓虹灯厂就可以满足的。于是,1929年,一位年过54岁的前清秀才独自钻研创设了中国人第一家霓虹灯厂,名之曰“东方霓虹灯厂”。这个人就是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教育家董景安(1875—1944)。

扫盲先驱建霓虹灯厂?这看上去不靠谱的职(事)业转换,使得董景安建霓虹灯厂成为其人生之隐喻,更是其生活事实之写照。因为他的身份多得像霓虹灯广告一样色彩斑斓,变化多端。1875年董景安出生在宁波鄞县一个书香之家,由于传教士在当地活动较多,加之父母开明,于是董景安便入北浸会牧师高雪山创办的小学读书,并与牧师之妻习英文(注1.)。1889年十四岁的董景安皈依基督教,十八岁毕业后即在母校教书,后为多所学校老师。不久,传教士魏馥兰出任宁波浸会中学校长,召董景安为副校长(1901—1904)。

1906年魏馥兰到上海与人创办沪江大学前身之一的上海浸会神学院,聘董景安为国文讲师,四年后他晋升为该校首位华人国文教授。1911年魏馥兰任上海浸会神学院校长,以董景安副之,其间魏氏回美,董则以副职全权代理校务。1919年董景安离开沪江大学,自创大同编译局。除以上所述外,他一生尚有身份与兼职如次:中国东南五省教育协会副主席、宁波同乡会理事、四明公所理事、商务印书馆董事、上海图书出版商联盟主席等。其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专事教会工作,担任中华全国国内布道会总干事兼中华浸会社总干事、上海北浸礼会教堂荣誉牧师等职务。

(图片1:董景安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版本之一,配图源自网络)

虽然董景安一生有像霓虹灯一样变化多样的身份,但我在意的是他作为民国初年扫盲先驱的NGO身份。董景安所编对当时成人特别是扫盲教育影响非常大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后世稀见,研究者甚少,只有学者周东华于2009年5期《近代史研究》发表过《董景安〈六百字通俗教育读本〉考》一文。这篇文章在考索《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的内容时,应该算是比较准确而完美了,但在谈及这个教材的版本和出版者时,恐怕就存在臆测的问题。他撰此文时说只在台湾大学图书馆杨云萍文库收藏有1926—1930年间台南新楼书房的重印版。其实2010年和2013年孔夫子旧书网就分别有两家书店出售过董景安所编此书,其中一种名为《六百字编识字课本》——只有首册故名此——正是台南新楼书房的重印本,书后版权页“昭和五年七月十一日印刷 昭和五年七月十五日发行”,留下了日本统治台湾在印刷出版业上的证据。虽然是同一个出版社1930年出版的,但周文里没有提到出版时用昭和年号的事,可能与周所见一套并不相同。

(图片2:董景安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版本之一,配图源自网络)

至于周文说董景安此书是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因为没有给出处,大约是据《上海出版志》第二节“师范、职业、成人学校教材”而来。我看到的另一个版本《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亦只有首册),书后版权页上标为“民国四年三月五版”,“编辑者 四明董景安”、“印刷者 华商(?)印书局”、“发行者 美华书馆 通俗教育书报社(沪江大学内)”。同一版权页的广告可以看出此书版本的整体情形,兹抄录于此:“通俗教育读本价目 六百字编卫生伦理修身读本合三种为一册 六百字编正俗爱国地文读本合三种为一册 六百字编信函读本”,除最后一册“每册实洋四分”外,其余“每册实洋七分”。

美华书馆由福州美华书局与上海美华书局1903年6月(注2.)合并而成,是传教士为传教之便而组建的,作为基督徒的董景安与美华书馆有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在网上细查史料,1910年董景安纂述的《中国圣贤要道类编》由美华书馆出版,1911年他与张立民合作重新修订的《中国圣贤要道类编》,则改由沪江大学通俗书报社出版,1914年他们再度合作由通俗书报社出版了《中国历代名人故事》(现有书藏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1911年董景安开始任上海浸会神学院副校长,大约此时他抽暇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同时想办一张通俗的报纸,因此成立了通俗书报社,只是后来报纸因故未办成而已。1915年通俗教育书报社与美华书馆都在销售《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大约是因此书销路较广,二者的渠道不一样,不存在太大的冲突之故。

《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之首篇《识字课本》,相当于认字总纲,每课10个字,总共60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教材教育心理学。如第一课十个字“天上中下山,水土大小人”,实为后来“人口手,上中下”之滥觞。其后诸册,则是从知识和实际运用上来巩固与分述这600个字,以得强化之效。《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由于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很受欢迎,编者董景安也不无自得地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上撰文说“来函内无一省不称许此书之美”(注3.)。

《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的影响有多大呢?据周东华的研究,说学者王治心统计1916年有200多个学校用董的教材,而董则说在1912年6月至1916年5月,先后有17个省以及远到菲律宾的300多所学校用此教材(资料来源同上)。George Ransom Twiss在其英文著述《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一书里说:“从1913年至1918年间,有私人教师或组织开办了将近400所使用这套课本的学校,有4000多人在那里学习”(注4.)。由上述三说,可以映证其作为平民教育之基本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覆盖大半个中国之影响力。

董景安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在彼时算是编得不错的一套扫盲读本,但并非从天而降,各地大量存在的类同白话的“杂字”书籍之出版,和偷印的时宪书(历书)一样普遍。同时,几千字的成人识字课本亦有出版了的,这给董景安改良教材以极大的便利。后来者在董景安教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编出了更好的一系列“民众”识字课本。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等晏阳初、黎锦晖、傅葆琛等人编的教材出来后,董景安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亦最终完成了它的使命。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董景安为社会服务的使命,可能与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有关。1910年6月来自全世界159个基督教宣教团体1200余名代表聚集苏格兰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标志着欧美基督教宣教活动进入了新纪元”。参与该会的有董景安、诚静怡等五位中国基督徒,在会上比较拉风的是有着较深国学功力的董景安,他着一身中式服装作了“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的发言,令人侧目。他主张中国教会本土化与教会自立,鼓励基督徒学习本土文化等(注5.)。自然,他的观点并非心血来潮。1914年9月,董景安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教会:它的活动》一文,此文主要谈了中国教会在牧师、平信徒、社会服务、自养等四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觉得社会服务应从组建基督徒俱乐部、开办夜校、在大的传教中心开旅馆便于传教等方面开始(注6.)。这反过来证明,其所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既有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爱国心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亦有基督徒的使命召唤。

董景安虽然比较老派,但于学生来讲却并不是“古董”,其深受学生欢迎,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来。1928年董景安绝然离开自己执掌七年的定海公(中)学(今舟山中学),师生不舍,于是请其写“博爱”二字塑立学校,其背面碑文为情深意挚的《校长董景安先生离校纪念》。其实,早在十二年前已经预演了后来的一幕。1916年6月,沪江大学学生一行十八人依依不舍送校长魏馥兰暂回美国,返校时又欢快地拉着马车,马车里坐着他们的副校长董景安(吴禹星《沪江大学档案中的徐志摩印迹》,《中国档案》2013年第4期)。送别返校的队伍里,有一位叫徐章垿的高材生,后来写下了《送魏校长归国序》,刊于1916年11月炉江大学学生刊物《天籁》上。这位叫徐章垿的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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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注释:

注1.事见章华明、黄美树《清末秀才董景安的教育人生》,下面若无特别注明,董景安传记性史料均来自此文

注2.见陈兆奋、陈建中《近代福建地区最早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福州美华书局》

注3.转引自周东华《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考》

注4.转引自孙秀玲《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p.170

注5.见顾梦飞《1910年爱丁堡大会上的中国声音》,《天风》杂志2010年第四期

注6.引自赵美庆所写《英文杂志中中国作者的呼声——以〈教务杂志〉为中心》,2009年上海大学硕士论文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冉云飞  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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