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文创院成立:陈旭 柳斌杰 于群 熊晓鸽 龚宇 都说了些什么

2016年12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简称“清华大学文创院”)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成功举行。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是由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联合艺术博物馆和相关院系,整合跨院系、跨学科资源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搭建的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领域重大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产业实践平台。院长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文创院管委会副主任柳斌杰教授担任。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文创院管委会主任陈旭教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文创院管委会副主任、院长柳斌杰教授,文化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于群,科技部原党组成员、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文创院管委会副主任张景安等嘉宾出席大会,建筑系1990级校友、崐鹏汇(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吴刚和外语系1991校友、北京倍乐优学教育咨询股份公司总裁冯菲两位校友担任主持人。

清华大学科研院副院长邓宁宣读了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成立的决定。此后,陈旭、柳斌杰、于群、张景安先后致辞,对文创院成立表示祝贺。热能工程系2000级校友、彼岸天公司创始人、CEO、《大鱼海棠》导演梁旋代表清华大学文创产业研究基金捐赠校友出席并致辞,回顾自身早年创业经历,寄语学弟学妹,抓住机遇大胆尝试。

陈旭、柳斌杰、于群、张景安、王家新、胡钰为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揭牌

陈旭、柳斌杰、于群、张景安、王家新、胡钰为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揭牌

氧分子网www.yangfenzi.com)了解的,揭牌仪式后,建筑系1992级校友、伟景行数字展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霍光和建筑系2000级校友、思璞艺术教育机构创始人、CEO赵菲菲两位校友合作演唱了歌曲《水木烙印我的心》。这首歌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清华校友总会文创专业委员会会长胡钰教授专门为文创院所作,“东西荟萃在一堂,水木清华我的心”,歌词中凝聚了胡钰教授对文化创意产业事业发展与清华在其中所担当的责任的观点。

此后,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自动化系1987级校友、爱奇艺公司创始人、CEO龚宇三位作为文创嘉宾发表了主题演讲。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会议圆满结束。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拥有坚实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基础:

2004.5  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成立。
2005  教育部批准其成为文化产业学科唯一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2006  文化部将其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按照“理论探索、人才培养、智库服务、国际影响”的定位,在国内文化建设类智库中位居前列。
2016.4  清华校友总会文化创意专业委员会成立,整合了众多在音乐、影视、设计、数字内容、版权交易、文化旅游、文化金融等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校友。
2016.9  清华大学文创产业研究基金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下正式设立。
2016.11 经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

清华大学文创院成立:陈旭 柳斌杰 于群 熊晓鸽 龚宇 都说了些什么

“文创院”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清华在落实国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战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方面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集成了清华学贯古今的传统,展现了清华人文日新的风采。“文创院”的目的有三点:第一,是为国家文化建设当好智库。第二,丰富学校的教学。第三,为文化创业领域提供扶持。

文创院成立与每一位清华学子息息相关,文化创新已成当今社会潮流与必然发展趋势,关心文创、参与文创是时代对清华学子的号召。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大佬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陈旭:承前启后创新业,继往开来续新篇

陈旭

在未来的发展中,希望文创院面对国家四个全面,特别是文化自信这样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注重将引领文创发展与清华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紧密的结合起来,凸显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产业融合,文化与社会融合的教学科研特色,讲好中国故事,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力争在文创领域成为有影响力的智库,培养出一大批有创造力的人才,有力助推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

柳斌杰:建立开放、合作、交流的平台

希望清华文创院能够成为开放的平台、合作的平台、交流的平台——为全国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提供一个大家发挥自己作用的平台,吸引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来参与文化发展院的研究;让产学研三届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共同点,找到自己合作的交叉点,起到立交桥的作用,让成果转化为产业,让技术成为产品;让一些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文化创意领域的大家、一些学者来参与我们的研究工作,产生全球性的交流。

于群:推动我国文化创意、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

今天站在新百年的新起点上,清华大学整合跨院系、跨学科资源成立这个研究院,搭建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领域重大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产业实践平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清华在落实国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战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方面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集成了清华学贯古今的传统,展现了清华人文日新的风采。

张景安:光耀中国文化,共建精神家园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与精髓,是开启我们智慧的金钥匙,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光耀中国文化,凝聚共识,共建美丽中国的精神家园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文创院的成立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梁旋:拥有文化自信,找寻生活信仰

今天我们能与在座的各位一起见证清华文创院的诞生,感到非常幸福。回想我们做《大鱼海棠》的初衷,就是想为中国做一部最美的动画电影,让年轻人从这部电影里找到信仰和力量。文创院和我们捐赠成立的文创产业基金也承载了这个愿望。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清华成为文化创意领域的顶尖人才培养的地方,能够看到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中国的大众创作优秀的文化作品和产品。再有,我们希望在这个物质已经非常丰富的时代,大家在精神上能够更丰富,生活更幸福。另外,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人比我们这代人有更强的文化自信,能够让他们找到生活的信仰。

熊晓鸽:文化产业有足够空间让人做出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是全世界体量最大的,因为准入的人最多,拥有移动装置的用户也最多。所以,能把最新技术和我们的人、我们的消费习惯紧密结合,就能够做成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文化创意产业要产生最大的影响,不一定是用最多的钱,而是用比较贴近受众的最好的创意。整体来讲,我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使人高兴的产业,还有很多的空间。

熊澄宇:文创院要做政策战略的事,也要做产业市场的事

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是在我们原来做的基础上的拓展。首先,它是文化和创意并重;第二它是事业和产业并举;第三,它是改革和发展同步。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我们既要做顶天的国家政策战略层面的事,也要做立地的和产业和市场结合的事,我们既要找到中国的传统,也要和国际文化接轨。

龚宇:文创产业将对中国发展起到更大作用

文化创意的产业在未来中国15年、20年,甚至50年的发展过程中会起到更大的推进作用,不仅是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也是对民众精神和素质提高的促进。非常希望文创院能够跟我们产业界充分合作,用我们校友的力量,为研究院发展壮大起到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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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 文创院成立:清华要为文化创意发展做什么?

从人文到「更人文」:一所学校文化事业史

在清华大礼堂的高处,自建校之日起就高悬着写有「人文日新」的匾额。梁启超、冯友兰、费孝通、钱钟书、吴晗、曹禺、季羡林……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为清华带去了浓郁的人文传统与深厚的人文积淀。

清华大学大礼堂中的「人文日新」牌匾

清华大学大礼堂中的「人文日新」牌匾

文化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于群在文创院成立大会上致辞中表示,「站在新百年的新起点上,清华大学整合跨院系、跨学科资源成立这个研究院,搭建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领域重大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产业实践平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清华在落实国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战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方面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集成了清华学贯古今的传统,展现了清华人文日新的风采。」

今天,多学科的优势让清华人的人文情怀能够更好落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文创院院长柳斌杰教授指出:「清华全面多元的学科门类,不仅能够贡献文化发展的思想与创意,更能够为文化发展提供日益重要的技术支撑和科技支持」。

2004年,清华大学建立跨院系的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2年后中心完成与文化部的共建,成为国家级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总结道:「这些年来,清华已经为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和应用性的实践工作」 。

在产业界,清华人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完美世界、爱奇艺、中文在线等文创企业均出自清华校友之手,梁旋、张春、郝景芳等创作者更是清华人文培养的优秀代表。

今年4月,清华校友总会文创专业委员会成立。5个月后,清华大学文创产业研究基金成立。两者分别从校友资源整合和研究资金聚集为清华师生校友搭建了更大的文创舞台。

在12月10日召开的文创院管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清华校友总会文创专业委员会会长、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文创院执行院长胡钰教授汇报了文创院成立的筹备过程,谈到了清华开展文创研究的学科需求、培养文创人才的育人需求、整合文创资源的校友需求,更谈到了清华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使命。

10月26日,胡钰在《中国文化报》上就撰文《文创理念与文创产业》,谈到「文创产业实践的飞速发展为推动当代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文创理念。文创理念是从创新视角、科技视角、社会视角观察文化发展的理念,其核心特征是创新与跨界,以一个更广阔、更多维的视角推动文化发展,实现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他看来,清华开展文创研究与人才培养,最大的优势正是「创新与跨界」。

在新的一百年里,清华大学将会以「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姿态面向世人。「更创新」与「更人文」的融合,必将为文创院提供更大的舞台。

直面前沿:「文创院探索的是重大问题」

清华研究文化产业的历史,也是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历史。好创意、好作品、好企业大量涌现,同时结构性矛盾和重大问题也日益凸显。

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应该有什么特色?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经济理论?如何通过创意激活数千年中华文明? 如何让文创与人居环境、智能制造、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产业融合?文化创意如何与中华文明结合?文化与科技如何融合?……文创院副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铮明确表示:「只要是中国的文化产业、文创领域目前碰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以及问题和面向未来前瞻性的探索性研究,都是文创院理论研究的职责。」

文创领域的很多新问题,跨越了传统的学科边界,「譬如网络文化产业对商业业态、消费方式和融资手段的改变涉及技术、文化和经济等诸多领域,借助多元化的学科优势,清华多学科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整合跨学科力量集中地破解一些重大问题」。譬如网络文化产业对商业业态、消费方式和融资手段的改变涉及技术、文化和经济等诸多领域,借助多元化的学科优势,文创院能够给出的是独到的「清华方案」。清华文创院期待建设具有特色的「清华学派」。

开放合作:以广阔胸怀扶持文创发展

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发起的文创院,未来将以开放合作的姿态向全社会开放。

用柳斌杰的话说,文创院愿意为中国的文创产业发展发挥「立交桥」的作用。「我们欢迎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文创院的研究,文创院向全国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开放」。不久的将来,「产学研三界都可以在清华找到合作的交叉点,让成果转化为产业,让技术转化为产品。」

在国际合作层面,文创院邀请了世界一流的文创大家到清华教学、工作。未来,文创院将依托全球清华校友,凝聚校友力量,打造文创领域的「清华系」企业集群。

清华大学文创院logo如同徐徐展开的清华简,体现文创院以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己任

清华大学文创院logo如同徐徐展开的清华简,体现文创院以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己任

创新创业:文创教育的「做中学」

科技部原党组成员、文创院管委会副主任张景安在致辞中表示,「希望清华文创院在弘扬中华文化、在培养既懂科技又懂文化的复合型大师人才、在培育引领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文化创意产业这三个方面做出贡献。」

「文创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传媒、艺术、设计三大学科支撑」,张铮介绍道,「除此之外,清华的建筑设计规划、城市规划、智能制造、工业工程等很多学科都跟文化产业有很强的关系」。未来,文创院将利用招生体制改革教学改革的契机,积极帮助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了解文创、投身参与文创。

文创院将以项目带动的形式,与清华园中的创新创业平台一道,将师生中现有的个人化探索固定化、制度化,为文化创客们提供「做中学」的机会和产业起飞的动力。

对于更广泛的普通同学,文创院专门设计了跟文创相关的孵化、游学项目。这些项目将让同学们深入体会文化的多样性、珍视不同文化的特质,进而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能够自动、自觉、自发地承担起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者的角色。

从创意到实践:抓住文化创意产业的风口

成立大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前景。它不仅是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一环,更是青年学子未来发展值得选择的方向。

从技术转向文创产业的人才中,许许多多是清华毕业的校友。《大鱼海棠》导演梁旋曾就读于热能系,「雨果奖」得主郝景芳是物理系的毕业生。「这些清华学生把他们学到的技术,把他们在社会上得到的实践经验同目前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一定也能在文化领域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柳斌杰希望,「不仅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在人文科学、文化创意、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能够发挥清华学子的作用。多方面为人类做贡献,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还要创造精神财富。」

自动化系87级校友,爱奇艺公司创始人、CEO龚宇在演讲中表示,「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中国可能15年、20年,甚至50年的发展过程中会起到更大的推进作用,不但是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也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提高、素质的提高起到巨大的作用。所以,清华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的成立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定会起到特别大的积极的作用。非常希望文创院能够跟我们产业界充分的合作,用我们校友的力量,也用校友办的企业或者是一些影响的资源能为文创院发展壮大起到更大的作用。」

以下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文创院管委会副主任、院长柳斌杰教授,在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文创院管委会副主任、院长柳斌杰教授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话中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这不仅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了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更好地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联合艺术博物馆和相关院系,共同发起成立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这是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加强文化发展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推动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提升中国的文化竞争力。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但在全球化日趋深入、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与发展,还必须深入研究,必须迎头赶上。今后,清华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要注重研究如何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推进文化交流和传播手段的转型升级,改造传统文化的生产经营和商业模式,促进传统艺术样式的升级换代。要注重研究如何为文化创意产业增添新的内容,以包容和开放的胸怀吸纳和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扩大国际文化创意的交流,不断拓展创意空间、提升创新能力。

清华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作为崭新的研究平台,愿意与国内外学界和业界的各位同仁一道,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懈努力!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以下是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的演讲全文

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

大家下午好!特别荣幸作为第一个演讲嘉宾在这里登场,今天除了祝贺文创研究院的成立以外,还见到很多老领导,老朋友,刚才碰到好几个人说你做风投的跑到这儿干嘛来了?我觉得我要赶紧正一下名,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历史,历史上来看,商人最没有地位,文化人才有地位,书上哪本书上写商人写的很好的?最牛的一定是哲学家、文学家等。

我想说一点,其实我真正学的是新闻传媒,我到中国做的第一个公司是中国计算机世界出版服务公司。这个公司是成立于1980年,是IDG的董事长和当时第一情报所成立的。在我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已做了11年的时间,当时已经是国内行业的第一大报纸。我当这个董事当了25年,是我在中国当董事最久的刊物。在1991年的12月份,我当时把一本杂志《国际电子报》,通过计算机世界把它并购进来,这也可能是文化产业里的第一单并购项目。所以,跟大家套套近乎。

今天看到柳斌杰院长、教授在这里,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IDG在中国最开始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媒体和出版方面的投资。原来做了十几家计算机电子产品,网络世界。张院士在那里笑,当时我们跟科技部一起合资做的,张院士对我也比较熟悉。

1997年,我们引进了美国赫斯特大都市版权,在中国投资了时尚集团。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股东。从一个杂志做到今天的18个杂志,去年一年还有十几亿人民币的收入。我还有幸在十多年前陪柳署长去美国考察过我们的公司,还去过我母校波士顿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还去美国国家地理进行考察。文化产业在中国如何发展,我们实践经验应该是最多的。

谈到影视,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年,万达以35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影公司传奇影业。中国产业界真正进入好莱坞,张艺谋再拍一部电影《长城》,这个公司便是我六年前投资的,这也是我们在文化产业上推出的非常成功的案例。

2005年,在美国,我跟张艺谋一起商量投资一个公司“观印象”。打造了一系列印象演出,如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等。当时,柳院长是武夷山市长,曾经在清华经管学院EMBA教过创业投资。那时候,胡市长跟我一起联系,打造了“印象大红袍”,马云对此印象非常好。所以,云峰基金就投资了我们的印象系列演出,在北京东城区注册了“观印象”公司。

大家看到的G20的演出,主要制作公司就是北京观印象公司。明天我要陪张艺谋去我老家湖南,可能会看到我们有一个新项目跟大家宣布,今天在这里就不说了(文化产业评论注:湖大校友熊晓鸽捐资1亿元建“湖南大学张艺谋艺术学院”)。

很重要的一点,北京观印象公司以19以人民币跟一个地产公司合并,成立了“三湘印象公司”(音),从投资者角度讲,取得了很高的回报。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文化旅游的项目,给很多地方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当然也交了许多税收。

另外一点,在今天,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做,比方说2009年我们跟中青旅一块投了乌镇,我们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移动互联网,认为移动互联网一定会成为未来投资的主导的技术。所以我投了2500万美元,主要是对它的互联网基础设备等等进行了提高和改进,同时对它的管理团队进行一些资本的运作和它的一些调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为什么在那里开也是基于这很重要的一点,当时挑了三个地方,包括千岛湖等等,但是看了以后那个地方才能满足这样一个要求,才能开这样一个会。当然,也取得了在商业上很好的成功。

五年前我们跟中青旅一起合作在北京的密云投了古北水镇,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旅游的度假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和时间,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我说这些事情不是在做宣传,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确确实实存在着很多的文化产业方面的投资机会。作为研究院来讲,不能光是研究赚钱和不赚钱的东西,还要研究一些非盈利的,但是对文化发展非常好的一些事情。我是在12年前参加波士顿大学,成为它的一个校董,我为什么想当这个校董?因为,我想理解私立的大学怎么运作的,波士顿大学每年大概25亿美金的预算,每年大概有一亿多美元以上的盈余,它不叫“盈利”,在这里面不仅为学校带来一个很强的竞争力。另外一点,它也在中间支持了很多文化产业的发展。

目前来讲,在波士顿大学,在北京我特别想做的一个冬季运动,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中国要举办冬奥会,冬季运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弱的弱项。只有六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办这个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波士顿比较冷,波士顿大学有很好的冰上运动的运动队,最近我准备支持赞助波士顿大学冰球队,它是全美国数一数二的,跟咱们的国家队打打看看。

我刚才问龚宇,龚宇是清华毕业的,清华这么好的学校好像还没有冰球。在美国一流的大学一定有一支很好的冰球队,不管在热的地方还是在冷的地方。冰上的运动到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体育,有很多带有亲子、家庭等等的行为,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研究院可能不仅仅是盯着文化创意的方面,也要思考如何跟其他领域结合起来。

20年前,我们支持我们的好朋友马未都搞了观复博物馆。在过去几年,观复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个交所得税的公司,它的运作是非常好的。最近刚在上海中心三十几层开了一层,现在全国有5个博物馆,它是非营利的。作为一个行业,它如何去运作,美国有很多的经验。波士顿有很多的私人博物馆,可是在中国这是需要我们做的。我们博物馆都盖的很漂亮,但是真正运作可能都要靠国家来支持这个事情。如何把民间的力量,还有更多的人的捐赠带到这里面来我觉得是研究院该做的事情。

最后一点,对于我来讲,现在在中国做文化产业很累。累在什么地方呢?跟人家谈起生意来非常难谈,你碰到文化人他不懂商业,碰到商人又不懂文化。所以,几乎就是对牛弹琴,甚至鸡和鸭在说话。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产权为什么要付你钱呢?你的版权怎么估值法?现在来讲,很多地方都讲究大家领导,大家投票。可是我们现在用的估值系统还是完全几百年前的,甚至用的是传统经济估值方法,固定资产估值的方法,怎么评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否则的话,非常非常的难谈。

比如一个导演,像请张艺谋来拍一个电影,先要把这个导演费付出一部分,什么理由付这比费用?怎么估值?是没有办法估这个值的,它的品牌,完全是一个市场的行为,但是这个在好莱坞有一套专门的方法。可是,在中国,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法律方面、财务方面建立一套新的评估系统,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跟国际评估估值系统接轨,跟国际标准统一起来,这可能是我们想做和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一点,我去美国三十年,也喜欢文化方面的东西,经常看到一些好的想拿到中国来练。7年前,我们在水关长城打造了一个长城森林音乐节,做了七年。最近几年,文化部给了我们一些支持,它是非盈利的,但是做的越来越好,吸引了很多人来思考怎么样度过一个周末,。文化产业是一个消费,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消费的产业来看待,它消费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人们怎么样来消费他的时间,消费者只有24小时,如何把碎片时间消费就必须要引导。

我昨天是坐高铁从南京,高铁特别准时,四个小时就到了北京,但是一路上非常的枯燥,为什么呢?当然可以打打电话,但是不能上网。如果有Wifi要做到很容易,另外再一想,如果在铁路上有一个Wifi,甚至有短的电影可以看,龚宇可以提供比较好的电影或者一个付费的频道,可能这是更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产业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因为用户最多。另外,我们拥有移动装置用户也是全世界最多的。所以,能把这种最新的技术和人,和消费习惯紧密结合起来的话,我觉得能够做成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六年前,我在北师大帮文化国际研究院做了一件事情,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很多的美国孩子从来没来过中国,当时我到美国留学,老外老问我你在美国的文化冲击是什么?我说,我在美国的文化冲击就是我到中国餐馆去吃饭还有幸运角,中国就没有。幸运角是美国的华人给它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就在想很多国外的人想了解中国怎么给他一个幸运角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后来我们推出一个节目,节目前三年我个人赞助波士顿大学学电影的从来没来过中国的学生在中国呆个15天左右,跟中国电影专业学生一起拍纪录短片。这些年下来,做的越来越多,上次习主席在新加坡还提到这个项目。现在我们已经拍出了200多部这样的短片,而且有很多部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奖,花的成本也不多,上次蒋部长跟我说,在他们支持的项目里面,这个可能是花的钱最少的,但是影响最大的。

我说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文化创意产业要产生最大的影响,不一定要花最多的钱,而是用比较贴近受众的创意,思考如何将它结合起来,让大家觉得不仅是文化产品,也是消费产品,怎么来消费比较开心。

整体来讲,我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使人Happy的产业,使得人高兴的产业,有很多的空间,所以,清华大学成立这么一个研究院是非常有远见的,也特别高兴看到咱们的老领导来当院长。所以,IDG公司希望今后更多的参与咱们研究院的一些工作,同时在中国神奇的土地上多做一点事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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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识应该广博,但到过头来讲,如果专业课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达到一定的深度,这样的自娱自乐真的对学生有什么价值吗?这样的教育对于学生的成长,价值在哪里?如果想在社会上混的好,学校这点半调子的教学能有什么帮助?还不如让他们出去混好了。
    我觉得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内教育分化还不够细致,各个学校的专业没有明确的偏向,那么专业化细分是肯定会被局限的。如果大学都想往这个lu’ zi shang you如果只是一群会混体制的,专业不够精基础不够扎实,谁来做事?
    对隔壁的元培,我是真没看出来是精英教育,我从大二开始关注元培的学生。我的感觉是,多半其实是之前的专业选择问题摇摆不定,那么用这个进行缓冲,或者是分数不够光华,进来跟。但是终归是要回到各个专业上去的,感觉和所谓通识并不一样。

    不禁回忆起7年前让我斩钉截铁地决定去清华隔壁的那通电话。

    清华老师:志愿报了吗?
    我:还没呢
    清华老师:那欢迎报考清华大学,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
    我:北大有个元培可以任选专业,请问清华有类似的项目吗?
    清华老师:当然有啊,我们有数理基科班,随便选专业,你就报这个吧
    我:好的谢谢我再看看

    然后我一百度。。。明明不是一回事啊,泥煤

    当天下午这老师又来电话了。
    清华老师:报好了吗?
    我:老师我还是报元培了,这个数理基科班只能选数学和物理专业啊
    清华老师:你这孩子,不懂事,真是的,你就报你的元培吧,等着四年后毕业后悔,啊!(咔挂掉电话)
    我:&#%#^@(内心os:这是中国最高学府的老师?黑人问号脸。哦那时好像还没有黑人问号脸这个表情。。。)

    我当时非常不明白为啥这老师要把名字里就暗示了只有数学和物理、随便百度就能搜出来只有数学和物理的基科班说成跟元培一样任选专业。后来见得多了就明白了:她大概是看我来自一个八线小县城的高中,赌我不会用百度?

    现在我从元培毕业三年了,并没有后悔。清华也终于有了真正跟元培一样的项目,这老师不用再拿基科出来诓人了。祝她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当然,我记得清华隔壁已经要推行学部内任意转专业了,不知道这位老师再参与招生被问起来这个事,会怎么说。。。

    以及,其实两校招生时都有不少这种烂事,我碰巧碰到了隔壁的烂事而已。

    刚看到那个清华紫色调的新雅v.s.元培的对比ppt,满篇瞎话,非常无耻。如果这是招办弄的,那我觉得“情有可原”,招办下限低的优良传统果然没丢。如果是这个新雅官方出品的…..那我只能说,就这水平搞教育改革、通识教育?玩蛋去吧。你们还不如花钱雇我写点东西,文章也好ppt也罢,绝对黑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2. 每一所大学都有其特殊的校风,清华大学虽然走综合性大学的路子,但毕竟是当了几十年理工科大学,其学生也多标榜求真务实的风气。

    以下是新闻稿的内容:
    “本学期新开设了“《史记》研读”、“早期中国文明”、“法律与文学”、“艺术的启示”等4门通识课程。这些课程以“文明与价值”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文明和价值的综合理解与有效表达,使其在认知、思维、表达和运用方面达到融会贯通的新高度。”

    我建议理工科大学搞这种学院,不要以“文明与价值”为主线,而要以“求真”为主线。举个例子,历史学家是如何求真去伪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求真去伪的、记者是如何求真去伪的、哲学家眼中的”求真“是怎样一回事。。。。我列举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开出一两门课。

    这样才算有理工科大学的特色,以“文明与价值”为主线,这个风格可以交给北大去完成。

    总而言之,不同大学的这类学院应该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嘛!为啥一看就与别家大学差不多?

    很简单地讲,我以为中国大学的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精英,而清华、北大这样中国的顶尖大学,其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国的顶尖精英。但我所谓"打造中国的精英",并不是指要把中国的大学生培养成西装革履、一口英文的那种类型,这种类型往往有文化自卑感,多半是伪精英。一个真正的中国精英首先必然具有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从根本上来自于对中国文明的充分自信。打造“中国的精英”,就是要打造对中国文明具有充分文化自觉,从而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具有高度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但也是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今天恰恰是一个极端缺乏精英的国家。
    不管怎么样,在21世纪,中国文明的任何一举一动影响到的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因此,今天提出“打造中国的精英”,就是指要培养当代中国的大学生达到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能自觉地认识中国文明在当代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自觉地去认识中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中国文明史的事件,而且是世界文明史的事件。因为任何一种伟大事业,任何一种文化复兴,必定有其担纲者,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文化复兴的担纲者非大学莫属。
    这里我要引用美国伯克利大学前校长Clark Kerr说过的话: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今后二、三十年,或许是中国文明复兴的最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明本身没有信心,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传统以及中国的一切总是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中国的大学是办不好的。反之,如果中国人和中国大学生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如果中国的大学牢牢地植根于中国文明的最深处,那么,即使今天中国的大学仍然很不理想,但我们有理由期望,经过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大学作为伟大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将会成长为伟大的大学。
    大学的文化之根
    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立即发现中国大学的根本致命伤,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没有根的,是没有自己文化根基的。因为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中,事实上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恰恰以与中国传统文明断裂为标志。这只要比较中国最早的两个现代大学方案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大学方案是晚清政府在1904年公布的,当时设计的中国大学共分八大科,其中第一科为经学科,下分十一门类,全部都是关于中国古典文明的教育的。但1911年民国建立后,1912年民国政府又公布了一套新的大学方案,这个1912年方案与1904年方案的差别是:它把1904年方案的八个科变成了七科,也就是把原先的第一科全部砍掉,把中国古典文明教育的内容全部砍掉,称之为清除封建余孽。从此,20世纪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就把中国古典文明教育以"封建"、"反动"的名义全部清除出去了。诚然,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明的专家仍然有,但那是专门性的研究,并不是把中国古典文明和中国经典文本作为所有中国大学生最基本的共同教育。可以说,20世纪中国普遍的彻底的反传统心态,特别是这种反传统心态在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制度性体现,乃从根本上造成了我们今天普遍感到的文化底气不足,这也正是今天中国极端缺乏精英的根本原因。
    今天中国的所有大学都在学美国的大学,都想学美国大学,号称学美国模式。但我以为,中国大学目前的学美国,实际只是在学其皮毛,而并未学到其根本。因为中国大学几乎从来没有问过,美国大学的根在什么地方?我在下面因此将把中国大学与美国现代大学作一比较。我将指出,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其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这最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体制中。简单地说,美国大学并非只有那些专家才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和西方经典,而是每个本科大学生首先都必须接受高度强化的西方古典和经典教育。但我将首先指出,这种现代通识教育制度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相反,美国现代大学实际和中国现代大学一样,在其最初同样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和经典教育的断裂,而且这一断裂的时间实际也正相当于中国的清末民初,亦即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期。但不同的是,在美国,这种传统断裂和经典教育断裂的状况,不久即以建立现代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体制而得到了扭转。
    下面因此想对美国现代大学的这个历程作些简略讨论。
    美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在1870-1940年年期间逐渐成型。一般公认,美国现代大学的起点以两个新型大学的建立为标志,这就是1876年建立的新的霍浦金斯大学,和1892年建立的芝加哥大学。在此之前,美国虽然也有历史悠久的哈佛和耶鲁等老的学院,但这些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大学,这些学院的目标是培养本地区本教派的牧师及其政治领袖,这些老学院长期实行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这就是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中心的西方古典人文教育。这种西方传统教育模式以英国的牛津剑桥和法国的巴黎高师为代表,常被称为西方大学的英国模式。这种西方古典教育模式和中国古典教育模式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都是着重古典语言训练、经典文本研读、和古典文化的熏陶。这种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度古典文化修养的统治精英,尤其英国上层阶级向有名言:虽然希腊文拉丁文对于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实际用处,但只有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人才能统治印度!
    但随着1870年后美国开始现代转型和高度经济发展,美国老学院的传统人文教育也被看成不能适合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美国教育制度在19世纪末开始重大的转向。霍浦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建立之所以被看成美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就是因为他们当时代表新的大学方向,这就是所谓以“德国大学模式”取代以往传统的“英国大学模式”,不再强调传统的古典文化的人文教育,而是强调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取向的“研究”为主的专业性教育,尤其着重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生院,建立专业性的系科、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而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也主要以自然科学为模板。与此相应,美国的大学相继取消传统的希腊文拉丁文考试要求,例如老牌的哥伦比亚大学在1897年正式取消了传统的希腊文入学考试规定,到1916年则进而取消了拉丁文的入学考试要求。这实际意味着,美国以往的以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教育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制到19世纪末基本瓦解。
    但是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就在于,它并没有沿着所谓“德国大学模式”这一条路直走到底,并没有完全以新的取代旧的。
    下面我将举两个标志性文献来说明,一个是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The High Learning in America),该书第三章即题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个是哈佛大学校方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这两个文献的精神一脉相承,比较有代表性地阐明了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最后我会再谈到1987年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这个改革导致通识教育问题在90年代初中期成为美国的头号政治辩论。但我们只有首先了解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大学通识教育实践,才有可能了解何以大学通识教育问题的辩论在20世纪末时竟会成为美国的头号政治辩论。
    哈钦斯的大学理念与芝加哥大学的转型
    今天谈到美国高等教育史以及美国大学的现代通识教育,大家一定会谈到一个人: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芝加哥大学现在被普遍看成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重镇,因为它的本科通识教育制度特别发达。但这并不是芝加哥大学从1892年建校开始就形成的传统,一切都是从哈钦斯入主芝加哥大学以后才开始。哈钦斯于1929年入主芝加哥大学,当时他刚刚三十岁,是美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他主持芝加哥大学后不久,即开始对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状况和方向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他批判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走人歧途,充满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惟科学主义、惟技术主义、惟市场取向的庸俗化方向。哈钦斯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如果把书名中的“在美国”改成“在中国”,几乎可以完全适用于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他一开头就指出,美国教育从中学到大学全都已经混乱之极,完全失去教育的自主方向,例如中学完全只为大学考试服务,却完全不顾当时大多数中学生并无机会继续上大学,同样,大学本科完全只为考研究院服务,却完全不顾大多数学生并不继续入读研究院;同时,各种以适应市场需要的新兴科系在大学内不断增生,导致大学日益成为就业培训所。哈钦斯大声疾呼,大学这样下去将根本丧失“大学的理念”或“大学之道”,只能成为乱七八糟的大杂烩。
    哈钦斯强调,大学之道首先在于所有不同科系不同专业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这就要求所有不同科系不同专业的人应该在大学内接受一种共同的教育,这就是他提出的“通识教育”主张,所谓“通识教育”就是对所有人的“共同教育”(common education)。在哈钦斯看来,如果现代大学没有这样一种“共同教育”,那么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各不相同的系科和专业根本没有任何共同性,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完全没有必要都凑在一个大学之内,这徒然增加管理成本和行政膨胀,完全没有意义,各系科专业何不各自成立自己的专业学院,而且大多数以市场就业为目的的系科也根本不需要四年的教育,两年就完全够了,何必浪费家长的钱和学生的时间。哈钦斯提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大学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教育理念,而不能完全被外在的市场和就业需要所决定。大学应该作为现代社会的头脑领着社会走,而不是成为市场的奴隶被动地跟着社会走。
    哈钦斯由此提出现代大学只有发展通识教育或共同教育才符合大学之道的思想,因为只有这种通识教育才能沟通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人,从而建立大学所有师生的共同文化语言。而更重要的是,只有这种通识教育才能沟通现代与传统,使文明不致断裂,因为他认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内容必须属于“永恒学习”(permanent studies)的范畴,亦即这种通识教育的内容并不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特殊问题,而是人类之为人类永远需要探讨的永恒内容和永恒问题,这就是他所谓探讨“共同人性”(common humannature)以及“本族群的属性”(the attributes of the race)。哈钦斯强烈批判现代人的狭隘“进步观”,强调大学并非仅仅是“创新之所”,而首先是“文明传承之所”,大学应该是人类文明历代积累的文化精华的储存所,并通过现代通识教育使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首先能够吸取和掌握这一共同文明财产,从而才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an educated person)。
    正是在这里,哈钦斯提出了他最著名的主张,即认为对西方人而言,对“共同人性”以及“本族群的属性”这种永恒性研究,其精华首先体现在西方文明自古以来的历代经典著作中。因此,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要让大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以前,不分系科专业全都应该首先研究“西方经典”或所谓“伟大著作”(Great Books)。他认为,虽然现代没有必要再象以前那样坚持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中心,但必须以现代语言和现代教学方式重新阅读和重新研究这些“伟大著作”,否则现代美国大学就会没有共同精神基础,没有共同文化根基。而哈钦斯在实践上的最大雄心和目标,就是要在芝加哥大学内建立一个新的四年制本科生院,四年时间全部用于他这种以阅读经典为中心的通识教育。
    但哈钦斯理念在当时的美国成为众矢之的,最强烈批判反对哈钦斯理念的首先就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尤其芝加哥大学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授们最初几乎全体一致地强烈反对哈钦斯校长的主张。这是因为芝加哥大学在1892年建校开始就代表美国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学校完全以研究院为主,所有的院系都高度强调专业化研究,强调要让学生尽早进入专业研究。他们因此认为哈钦斯的通识教育计划简直是发神经,认为他是传统主义、复古主义,想要把现代大学倒退回中世纪的学院。于是,整个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内部都处于严重分歧甚至分裂状态,哈钦斯的方案多次被否决。但到1942年,哈钦斯的四年制本科生院方案终于被通过,芝加哥大学由此建立了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中最强化通识教育的本科教育体制,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院以后也由此而以“哈钦斯学院”闻名。与此同时,哈钦斯更于1943年建立了日后闻名全美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最初实际拟名为“文明委员会”),这是在博士阶段不分系科专业而致力于综合人文研究的特殊高等学术研究机构。
    哈钦斯的大学理念和通识教育理念,可以说是力图把西方古典人文教育的理想和传统重新移植到现代研究型大学,并加以现代改造。虽然芝加哥大学以后的本科体制也和美国多数研究型大学一样,改为本科前两年通识教育,后两年往专业方面分流,但哈钦斯时代奠定的传统,尤其是现代通识教育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传统,使芝加哥大学以后被公认为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典范。同时应该强调,芝加哥大学之强调本科和通识教育,丝毫没有削弱其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事实上芝加哥大学是历来获取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大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尤其以能够出各种学派闻名,例如芝加哥社会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古典政治哲学学派,等等,这在美国大学中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说来有趣的是,哈钦斯校长在芝大改革的时候,很多教授都恨死他了,但以后则大家都以他为荣,直至今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哈钦斯的芝加哥”,似乎芝加哥大学不是在1892年建立,而是哈钦斯来了才真正建立一样。而且芝加哥大学历代很多校长,人们也几乎只记得一个哈钦斯。可见,一个理念的推行需要一种相当的坚持,坚持自己的理念,说不定哪天它就实现了。
    哈佛三校长与哈佛红皮书
    芝加哥大学的转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事实上正如Clark Kerr后来总结美国现代大学历程时所指出,在19世纪末的德国模式冲击以后,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传统的英国大学人文教育模式重新开始在美国发挥影响,到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美国现代大学的模式终于基本成型,这种新的大学模式就是Kerr所说的“英国模式加德国模式”的混合型大学:亦即本科教育更多秉承英国模式的传统,而研究生教育则采取德国模式。
    Kerr指出,哈佛大学长达八十年的现代转型过程正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在这八十年(1870-1950)转型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三位哈佛校长恰代表上述的三种模式,即第一位现代校长把哈佛引上德国模式,第二位现代校长走回英国模式,而第三位校长则致力于综合而形成“英国模式加德国模式”的混和模式。这里的第一个现代校长就是指1869-1909年任哈佛校长的埃略特(Charles Eliot),他在任期间首创在美国大学开始选修课制度,同时着重发展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把哈佛从一个学院转型为德国现代研究型模式的大学,可以说,哈佛之真正成为一所大学,始于埃略特时代,始于1870年以后的发展。但是,随后于1909-1934年继任哈佛校长的劳威尔(A L.Lowell),其理念则恰恰接近哈钦斯,他和哈钦斯一样明确反对埃略特校长实行的选修课制度而且反对把重心放在研究生院,走回着重强调本科生院和本科必修课的英国模式。而后于1934-1954继任哈佛校长的科南(James Conant)则走综合道路,使哈佛最终走向美国的混合型大学模式:本科教育秉承英国模式,强调通识教育,注重文化传承,而研究生教育则采取德国模式,注重研究、注重创新。
    美国大学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形成的这种现代大学及其通识教育理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哈佛大学在科南校长领导下于1945年发表的著名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俗称“哈佛红皮书”),这个报告被公认对二战以后的美国大学具有广泛的影响。我们或许知道这位科南校长是美国政府二战期间和战后制订原子弹发展计划的重要人物(从哈佛卸任后又担任战后美国驻西德大使),但却未必知道这个科南同时也是推进美国大学现代通识教育的重要人物。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哈佛这份区区两百页的报告,起草却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而且是在二次大战正激烈的1943年1月开始,一直工作到1945年6月。在这两年半的紧张战争年代,科南却召集了美国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每个星期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通识教育”的问题,好象大学通识教育的问题要比前线的战争问题更紧迫,可见他们对于“通识教育”的问题是何等重视、何等认真。事实上他们确实认为通识教育的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是要人来掌握人来控制的,而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则是由教育的目的和方向来决定,不是由原子弹有多大来决定的;而且人是否能成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也不是专业化的博士生教育所决定,而是由基本的人文历史教育所塑造。因此他们认为这一“大学本科通识教育”问题,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关系美国的未来。而我们国家现在对通识教育没有这样的基本共识,所以讨论问题往往无法深入,更难以理解一个小小通识教育问题怎么要讨论两年半。
    这里实际可以指出,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形成,事实上与美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密切关系,而且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推动的。首先,美国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时,很多美国公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卷入欧洲事务,因为美国建国以来开始的整套教育都强调美国是新大陆,而欧洲是腐败的旧大陆,为什么美国要去管欧洲的烂事?所以美国联邦政府痛感有必要对美国公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要他们明白美国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以及美国参与欧洲战事的必要性。于是,联邦政府向各个学校拨款,希望大学建立有关课程对美国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因此当时许多学校开设了这种课程,课程名字最初就叫“战争目的”(War Aims)或“战争问题”(War Issues)。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认为,既然这个“战争目的”课是要说明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的关联,因此他们从1919年开始把这个课逐渐发展成了较系统的“西方文明”课程,规定全校一年级必修,当时是每周上课五天,每天三课时。这一模式以后成为美国各大学“西方文明史”课程的样版。斯坦福大学等也是在此期间由“战争问题”课发展而来的,最初课程名为“公民问题”(Problems of Citizenship),十年后正式定名为“西方文明”课,基本模仿哥伦比亚模式。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点,现在一般都被推前到认为是起源于1917-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原因即在这里。
    如果说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哥伦比亚等各校把“战争目的”课开始发展为“西方文明课”,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更在美国引发了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这恰恰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正是在二战期间大力推动了通识教育发展的最深刻动因。科南校长在为哈佛1945年报告所写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指出,正是战争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对教育问题的广泛讨论,以致恰恰是二战期间,几乎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深入讨论今后教育特别是通识教育的问题。科南指出,无论在信息时代可以获取多少信息,无论在技术时代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如何发达,无论可以掌握多少外国语言,所有这些都加起来仍然不足以提供一个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础。因为所有这些都加在一起仍然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美国)的文化模式”(ourcultural pattern),或什么是“传统形成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ages)。科南提出,现代通识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继承西方古典的人文教育传统,关注的是“如果我们的文明要保存”而必须考虑的最基本问题,这些看法显然与哈钦斯的理念相当一致。
    如果说哈钦斯1936年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引起的是激烈的争辩的话,那么哈佛1945年报告则更代表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学的共识。这个报告实际可以看成是对三十年代“芝加哥之战”以来的长期大辩论所作的理论总结。这个报告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与哈钦斯提出的“通识教育”理念完全一脉相承,其特点是进一步从社会理论的高度出发,强调“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要以“共同教育”奠定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共同文化基础,而且是要奠定美国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实际就是要打造美国文化共同体或“美国文化熔炉”。
    哈佛报告认为,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特点是社会的高度分殊化,因此社会离心力极大,不同阶层之间、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年龄群体之间,都日益缺乏共同语言,因此难以达成社会共识。如何使这些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之间能够有共同的语言而能相互沟通而达成社会共识,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解决之道在于要提供一种“共同教育”。广义而言“共同教育”包括对所有公民的教育,哈佛红皮书中因此虽然是谈哈佛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但很大的篇幅谈的是美国中学的通识教育,因为当时美国中学毕业生只有四分之一升入大学,四分之三没有机会上大学。哈佛报告提出“共同过去”,“共同现在”,和“共同未来”的概念,亦即一个共同体首先需要强烈体认“历史的共同过去”,这样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今天无论有多少分歧仍然会认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现在”,而只有“共同的现在”才使人们有理由去期盼一个“共同的未来”。如果没有一个历史的共同过去,那么一个共同体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基础,更有什么理由去期盼一个共同的未来?只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过去的基础,才会使每个公民意识到他不但有权利而且有对共同体成员以及共同体本身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不但人人有权利而且人人有责任的真正的文明共同体。
    而哈佛报告对于这种“共同教育”的基本内容的看法,同样与哈钦斯的看法完全一脉相承,这就是共同教育的基础乃在于对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共同体认。就大学本身的教育体制而言,则“本科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对所有本科生提供这种“共同教育”,这种共同教育将使大学生毕业后无论涉足哪个行业哪个领域都能够有共同教育的背景能够沟通。可以说,从四十年代开始,美国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体制正是高度自觉地承担了为美国现代社会奠定共同文化基础的责任,这种通识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打造“美国文化熔炉”的最基本政治机制,也是打造美国精英的最基本机制。其具体表现就是,美国大学现代通识教育不管如何多样,其核心实际是通识教育课程中以各种形式开设的“西方文明课”(western civilization,以往的课表上一般都直接缩写为CIV)。而且,以西方经典阅读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事实上也成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尽管一般没有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强度。
    只有从这种背景出发,我们才能了解,何以1987年斯坦福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上的小小改革,竟然会引发全美国的政治大风暴,使得大学通识教育的问题在90年代初中期成为全美国的头号政治辩论问题。其原因简单说就是斯坦福的通识教育改革被看成是要颠覆美国通识教育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这一核心。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大学通识教育在美国政治中占有多么重的份量。具体点说,斯坦福首先对传统的“西方文明课”的名称作了改革,但改革后的课程缩写恰恰仍然是CIV,但代表的则是复数的Cultures、Ideas、and Values,翻译成中文就是“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因此被看成是有意颠覆以往单数的“西方文明”。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斯坦福1987课程改革的新方案,特别是新CIV的具体课程和阅读书目,那么我们实际就会发现,斯坦福的这个方案的核心科目与核心阅读,实际上仍然完全是以西方经典阅读为中心,只不过在以往清一色的西方经典之外加了一两本非西方经典。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斯坦福大学的新CIV变化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其中心内容仍然是西方文明经典,根本谈不上颠覆西方文明中心论。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五个阶段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现代通识教育并不是从未中断地自然延续以往的古典人文教育,而是先在19世纪末经过了断裂,又经过激烈的辩论和长期的争执,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重新得到制度化的奠基和重建。但是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的通识教育又有反复。我下面将以四个美国大学为线索简略回顾二十世纪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变迁的全过程,这四个大学按顺序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并非因为这些都是名校,而是因为这四个大学可以代表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主要争论。
    第一阶段: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点,现在一般都被推前到认为是起源于1917-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在1897年正式取消了传统的希腊文入学考试规定,到1916年则进而取消了拉丁文的入学考试要求,标志着传统古典教育模式的解体。但正是在1916年取消拉丁文要求后,现代通识教育的尝试于1917-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出现。但这种尝试在最初主要是个别教师的教学实践,要经过20多年时间的努力,到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才逐渐开始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制度化的现代本科通识教育体制。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通识教育模式以后成为很多美国大学的样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个美国以后的大学通识教育都是哥伦比亚模式的扩大和改造。
    第二阶段:芝加哥大学从30年代开始到1940年代成型的通识教育模式,实质上是把哥伦比亚两年的通识教育扩大为整个四年本科都是通识教育。哈钦斯推行的通识教育,实际就是要把哥伦比亚最早开始的尝试更全面更系统地在芝加哥实行。就完备而言,芝加哥大学可谓登峰造极。但这个模式目标太高,因此以后也改成本科前两年通识教育而后两年转向专业。但芝大由此积累的整套通识教育课程配置和教学方式经验则仍然是公认全美第一(以后芝大制度是本科生要完成共42个课程,其中21个为通识教育课程,即通识教育课程占整整一半)。
    第三阶段:哈佛大学1945年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报告其实是在二战结束后对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经验的社会学总结,把通识教育提到打造“美国文化熔炉”的高度,因此当时对全国影响非常大。但也因为如此,这个报告在1980年代后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因为80年代美国意识形态变成批判“文化熔炉论”是扼杀“文化多元”。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哈佛1945的这个报告,对了解美国大学的现代通识教育而言,哈佛1945年报告仍然是基本文献。
    第四阶段:哈佛大学1978年的通识教育“方案”(所谓Rosovsky方案,1979年在哈佛试行)似乎后来的影响颇大,尤其似乎对中国大学很有影响。但这个哈佛1978方案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哈佛1945年报告,其背景是:六十年代美国学生造反运动极大破坏了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因为从哥伦比亚开始的通识教育首先意味一整套“全校公共必修课”即强制必修的,学生运动则反对任何公共必修课,认为是强制而限制学生自由,因此六十年代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一度大大衰落。但70年代中后期,社会、家长和大学都呼吁大学本科质量下降,要求重新恢复“必修”通识教育,很多大学如斯坦福等都是在那时又恢复必修通识教育课程。哈佛1978年通识教育方案,以及卡内基教育基金会1980年代初很多有关通识教育的报告,都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其特点都是力图恢复以前的通识教育质量但尽可能不要给学生以“强制”的感觉。哈佛1978年方案其实很泛泛,并不特别高明,我个人认为其理论价值远远低于哈佛1945年报告。
    但由于哈佛地位特殊,我国许多大学现在往往都盲目地标榜仿效哈佛1978年方案却并不真正了解其背景,更不了解美国大学二十世纪上半叶奠定的通识教育基础和传统。实际上正如美国政治最无法仿效,哈佛恰恰也是最不可仿效的,因为在通识教育的实践方面,哈佛其实只有一条,即它在五十年代通识教育全盛时,与芝加哥大学一样,都是由全校最有名的大师级学者教本科一年级的通识课。因此哈佛的特点并不在于其课程设置的规划,而是在于用什么人来教通识。任何学校如果不能学这一条即以第一流学者教本科大一,而只是外在模仿哈佛的1978年方案,那只能是最糟糕的,因为这必然变成把各系最泛泛的“概论”课变成通识课的状况,看上去课程极多,其实却是根本没有通识教育可言。因为通识教育的根本,是要有若干精心设计的最基本的全校本科“必修课“,而不在于有无数的选修课。选修课再多,只是“目”,必修课才是“纲”。现在国内大学的通识教育尝试之所以都不理想,根本原因我认为就是这些尝试都把精力放在抓“目“上,却很少有人想这个“纲”的问题。没有“纲“,就没有灵魂,就没有真正的通识教育可言。
    第五阶段:斯坦福大学1987年的通识教育改革成为不但是全美大学的争论中心,而且成为全美政治的风暴中心,原因就在于这个改革被看成是要颠覆历来美国通识教育不可更易的“纲”。从斯坦福引发的大论战恰恰最可以看出,整个20世纪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不管有多少变化,其实历来都有一个“纲“和灵魂,这就是通识教育基本课程设置是以巩固学生的“西方文明认同”为目的,整个通识教育的核心因此历来是一整套的“西方文明”课。由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引发的大辩论从八十年代一直贯穿九十年代,其焦点问题是通识教育要贯彻“西方文明中心”还是所谓“杂多文化主义”(multi culturalism)。但这整个辨论可以说都是美国保守派过度神经紧张,因为斯坦福大学的新CIV变化其实并不大,根本谈不上颠覆西方文明,实际上只是让美国学生读了一点点非西方文明,这些美国学生阅读非西方文明的时间和数量绝对不会超过中国人阅读西方文明的百分之一。从我们外人的角度来看,这点小小的改动实在太微不足道,尤其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早就彻底颠覆了中国自己的文明传统,从来不觉得不读中国经典有什么大不了,对这种少读一本西方经典多读一本非西方书就会颠覆西方文明传统的说法,未免觉得好笑,对美国人的紧张兮兮更未免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只能说,西方人对西方文明的传统看护得太严实,而且这种看护已经下意识地成为他们最高的政治原则。
    但斯坦福的通识改革需要很仔细分析,因为其真正取向实际并不在于重视非西方文明,而是把最时髦的西方文化思潮例如“性别、种族”分析引入通识课程(现在所谓“文化研究”在美国就是性别种族),这种时髦如果不加辨析,对我国今后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否面的效果。因为在西方和美国大学,这种时髦虽然流行,但大学长期形成的人文教育基础和传统足以平衡流行的这种时髦。而我国大学现在正是缺乏基本性人文传统基础建设而迫切需要从根本上奠基,因此不能盲目地“接轨”把这类时髦课当作通识教育的样板,否则很可能冲垮奠基的努力,恰恰变成只是跟着西方流行思潮走(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的通病)。
    我们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更具体地考察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具体设置和课程安排,以便把握从20世纪初的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尝试到20世纪末的斯坦福大学改革这一漫长过程中,美国通识教育最突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哪些则仅仅是外在的不重要的东西,并不值得盲目模仿。我首先从哥伦比亚模式说起,因为以后的芝加哥和哈佛以及斯坦福可以说都是在哥伦比亚模式的基础上发展的。
    芝加哥模式
    如果哥伦比亚大学代表美国大学现代通识教育的起点,那么哈钦斯的芝加哥大学四年通识教育方案,无疑代表最雄心勃勃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努力。尽管哈钦斯的这套方案在芝大后来也从四年改为两年,四年制方案转移到圣约翰学院(Saint John’s College)推行,但我们仍有必要看一下这个曾在芝大实行的四年通识教育方案。
    整个四年本科的课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即前三年的课是人文科学三门,社会科学三门,自然科学三门,数学一门,最后的第四年称为“整合”课,分两门课,一是“西方文明史”,另一门是哲学(课名为“观察、解释、整合”)。芝大说明这样安排的理由是,前三年上过的所有课最后在第四年通过“西方文明史”课和哲学思考课加以融会贯通。但芝大所有这些课都是连续三学期的系列课(芝大是每学年为三学期),因此一门课实际等于三门课,所以人文科学三门其实等于九门课,社会科学亦然。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所有课程都明确规定不能是“概论”课,而必须精心选择经典或重要文献作为阅读材料,例如“西方文明史”课并不是用一本西方文明史教材,而是主要阅读历代西方经典选读材料(芝大有九卷本《西方文明史原著选读》,至今仍常被各校选用),哲学课更没有概论,课程内容主要是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等的著作。这种强调原著的必然结果是,西方重要思想家往往反复出现在不同课程,例如柏拉图,人文科学必读,社会科学必读,西方文明史课必读,哲学课必读。
    斯坦福大学的新模式
    这里可以特别再举出斯坦福大学改制后的通识教育计划,因为斯坦福改革常被说成是最激进、最极端、最新潮,甚至被说成是“反西方文明中心论”。我们因此有必要仔细看一下这个斯坦福的通识教育改革。
    斯坦福学制与芝加哥相同,也是一年三学期(每学期10周),通识课也称为“核心课程”,这些核心课也是连续三学期。整个新通识教育构架是三大类九个领域(芝加哥是六个领域):第一大类是“文化核心课程”(其中分三个领域,第一个就是前面曾提到的新CIV,即“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第二个领域为“世界文化”,第三领域为“美国文化”);第二大类是“科学核心课程”;第三大类是“人文社会科学核心课程”。每个本科生要在这九领域中选修11门核心通识课(每课3学分以上,亦即至少33学分)。虽然看上去很多,但核心课的核心则是九领域中的第一个领域,即争议最大或号称最新潮的新CIV,因为这科是大学本科第一年必修,连续三个学期,每周上课五小时(5个学分,连续三学期共15学分),外加每周讨论时间要求最好3-4小时,最少不低于2小时,讨论课方式要求必须分成每班不超过15人(这自然需要甚多博士生作助教来带领讨论)。
    这个连续三学期的新CIV即“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课程,在三个学期的每一学期中都有五、六个甚至十多个名目不同的课可供选择,每个课程都需要经过学校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批准,学生任选其中之一。看上去好象选修范围很广,但其内容则无一例外都是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而且只要仔细看这些不同课目的指定阅读材料,就可以立即发现其主体阅读材料基本都是传统西方经典,而且重叠度非常高。“新潮”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每课中加了一本或两本非西方或非传统主流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出,不管选哪一课,基本阅读材料的重叠度是非常高的,都围绕最基本的西方历代经典著作。斯坦福在同一个领域在一个学期内可以开出10门左右类似的课,表明其相当多教授都可以开类似的这种经典阅读通识课,这当然是因为这些教授从本科生时代就已经有这种通识教育基础训练,在研究生时又多数当过通识课的助教,当教授后再讲这些。这就是文化学术的传统,年年读,年年讲,因此他们的传统越讲越厚。斯坦福这个基本书目,除掉新增的非西方读物以外,主体部分与哥伦比亚大学30年代成型和芝加哥大学40年代成型的通识书目基本是相当一致的,与哈佛1945年报告建议的书目也是基本一致的。唯一的差别在于斯坦福大学在每一门课中加了一两本非西方经典。此外,前面提到芝加哥大学核心课程一般一门课只有四五本经典书目,而斯坦福的书目往往多至十多本,可以想见在深度阅读上斯坦福的训练要比芝加哥弱。
    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就是,美国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其核心和灵魂实质是他们的“经史传统”,是以阅读西方历代经典著作为课程主干,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当前流行的东西。斯坦福虽然号称引领新潮,而且也确实在重视非西方文明方面开风气之先,但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出,在通识教育基本模式和基本阅读文本方面,斯坦福与早先的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等的共同性和连续性相当明显,所谓的改革实际是相当有限而保守的。在芝加哥,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通常有不成文的规定,即不会列入当代流行学者的著作,例如不会有哈耶克或罗尔斯或哈贝马斯或德里达这些人的著作,亦即读的必然是已经公认无疑的传世经典(研究生的课则有大量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给学生读,以了解最新学术状况)。也因此,他们看上去不同名称的课,其基本阅读文本往往都高度重迭。斯坦福是如此,芝加哥大学更是如此。例如芝大社会科学三门课,无论你选修哪一门,都会读到那些最基本的西方思想家著作,芝大的“人文学”核心课可选六、七门中一门,但任选一门与文学有关的,在连续三学期中一定会读到最基本的经典,例如柏拉图对话,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奥斯丁、康拉德等人的小说。
    所谓哈佛模式的误导
    最近几年我国主要大学都在尝试本科的通识教育,这是好事,但现在的通病是,我国大学特别喜欢标榜学什么“哈佛方案”,以致所谓“哈佛方案”目前对我国大学产生的更多是误导的结果,因为它使我国很多大学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盲目仿效哈佛通识课程的外在分类方式,仅仅满足于把学分有限的通选课切割成五类六类或七类八类,追求门类齐全、无所不包、供选择的课程数量越多越好,但实际却完全缺乏教学目的,更缺乏对教学方式的要求和规定。目前我国各校普遍把一共只有几个学分的“文化素质课”或“通选课”依样画葫芦地分为五大类或六大类,但同时却很少认真考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具体要求,这是典型的只重外在形式,而不重内在实质。
    可以说,我国大学目前对通识教育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亦即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不是有效利用目前学分有限的“通选课”来着重建设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而是片面追求不断扩大通选课的范围和数量,似乎通识教育目标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因此可供选择的通选课门类越全、课程数量越多,那么通识教育就搞得越好。目前的实际结果往往是,通选课的数量越多,学生就越不当回事,因为反正不是主课,而且一般都很容易混学分,而各院系对这些通选课同样不重视,学校本身也不重视。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我个人认为,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最值得参考借鉴的确实是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对学生高度负责任,而且确实非常有效地达到了“打造精英”这一大学本科的教育目标。我在芝加哥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的许多本科生第一年进来时傻傻的,基本是一个uneducated guy,通常在知识面方面远不如我国优秀大一本科生,但四年下来,这些学生可以说完全脱胎换骨,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educated person。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着重看美国通识教育的内在实质,亦即它对“核心课程”的严格设计和严格要求,而不宜只看其外在的课程分类方式,否则很多模仿只是东施笑颦,根本都不知所谓。
    就美国主要大学本科通识教育课程的基本建制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美国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事实上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重心;第二,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的通识核心课程普遍采取深度经典阅读的方式,而特别反对我们习惯的“概论”和“通史”教学方法;第三,核心课程普遍采取教授讲课与学生讨论课并行的方式,讨论课严格要求小班制,一般不得超过15人。这三点都是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而美国各校的外在课程分类方式则并不值得特别重视。
    正因为如此,我国大学如北大等盲目仿效所谓哈佛方案,是只可能得其形,而绝不可能得其神的。现在很多大学都号称学哈佛1978年模式,把“素质教育通选课”分为五大领域,分别为: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文学和艺术,要求学生在每个领域至少选2学分,在“历史语言文学和艺术”至少选4个学分,等等,而学校的努力往往放在力图今后把这些领域的可选修课程尽量扩大,有不少大学提出几年内要达到200种或300种,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抓“目”不抓“纲”,完全只是外表功夫,因为在完全没有以往通识教育课程传统和积累的条件下,所有这些课没有一门是象上述芝加哥斯坦福哈佛的课程那样按“经史传统”原则以经典为中心而精心设计的,学生的小班讨论课更几乎从未尝试过。这样的做法仅仅是在学表面而不是学实质,这样下去必然导致学校把所有开设通选课的精力都放在增加可以选择的科目的量上。但就算所有通识课的品种加起来能有三四百种,有时候某些学校甚至加到上千种,这有多大意义?实际结果是大部分课相当于把各个系最基本的概论课都拿出来让大家选,弄得大家很倒胃口。根据我在香山会议上了解的一些情况,学校的通选课实际上有可能变成这样的情形,即很多学生把通选课变成一种捡便宜学分的课、大多数情况下选得是最容易选的课、老师最好糊弄的课。如果变成这样的情况,那通选课是没有意义的,它将变成对老师的负担、对学生的负担以及对学校的负担,最后将一无所成,而上百种的“概论”课再多仍然只不过是杂乱无章的拼凑,我将之称为“通识教育的大杂烩主义”。这样搞下去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仍然不会有“通识教育”的灵魂和核心,亦即没有哈佛芝加哥斯坦福所谓“共同核心课”的通识教育效果。美国这些大学的通识课称为“共同核心课”实际就是暗示通识教育应该是有灵魂有核心的。
    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之路
    我个人认为,我国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课”的道路,由于是在没有传统、没有积累和没有经验的条件下从头开始,因此不应该走这种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精心设计的“通识教育大杂烩”,而是应该是在有限的学分时间限制下,精心设计少而精的几门“共同核心课程”作为第一步。要以纲带目逐渐形成配套课程,而不是泛滥成灾地弄一大堆泛泛的“概论”式选修课。就此而言,我以为现在比较值得参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模式,这不仅是因为如前面所说,全美大学通识教育基本都是由哥大样板变化发展而来,而且更因为哥大模式比较简明而容易操作。具体地说,我认为在建立通识教育或“文化素质课程”方面可以尝试的方式是,首先下大功夫设计以下五门“共同核心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的主干,每门课都应为一学年连续两个学期:
    一、 中国文明史
    二、 中国人文经典
    三、 大学古代汉语
    四、 西方人文经典
    五、 西方文明史
    这里所谓一门课,是指一个门类,比如说“中国文明”每学期可以同时有七八种或更多具体课程,有人讲先秦,有人讲两汉,有人讲唐宋,有人讲明清,可以由学生任选其中一门。但重要的是,应该尽可能摆脱“通史”或“概论”的讲法,所有课都最好集中阅读少而精的经典著作。我们的大学本科多年来习惯了“概论”加“通史”的教学方式,例如哲学系先来一个“哲学概论”,再来一个“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文学系则先来一个“文学概论”,再来“中国文学史”之类,这种课往往老师讲得大而化之,学生听得也是大而化之,年复一年地导致实际上可能老师本人都从未在任何经典上下过功夫,而学生在本科时期更是几乎很少深度阅读任何经典。结果是老师埋头大汗地罗列甲乙丙丁,学生则无可奈何地死记硬背考试要点。这种教学方式必须加以改革,应该让本科生从大学第一个学期开始就直接进入经典文本阅读,例如如果第一个学期用一门课集中深入阅读[孟子]或[庄子],效果要比用一个学期教半部哲学史好的多,因为经过一个学期的强化深入阅读孟子或庄子后,这些学生以后就可能有能力自己去阅读其他的经典原作,反过来,一个学生用两个学期上完了全部中国哲学史,看上去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实际却是什么都没有真正读过,很可能仍然完全没有能力阅读任何经典原作。重要的是要通过一门深度阅读的课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而不是要一门课满堂灌地讲上千年的哲学史或文学史。事实上编写出来的各种哲学史文学史之类都受编写者的很大局限,其价值是不能与经典原作相比的。
    此外,目前我国大学普遍重视英语,却不重视中文,这是说不过去的。解放前1940年代的教育部规定大学“国文”6学分,外文6学分,而那时的高中生的“国文”程度恐怕普遍比现在研究生的水平还要高一些。现在英文早已经成为我国大学的“公共必修课“,但许多大学生的中文水平却越来越差,写作的文字往往俗不可耐还不知道脸红,因此加强大学的中文包括古代汉语课程很有必要,课时应该不少于英文课。
    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人或许会提出,我们中国的大学不应设立西方文明和西方经典作为必修,应该只以中国文明和中国经典作为“共同核心课”。但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该有更开放的文化心态;第二,我们不可否认我们是处在一个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我们必须花大力气了解和研究西方。事实上现在西方东西大量充斥学校内,真正的问题是道听途说而盲目崇拜。我个人历来认为,越是深入西学的人越是会形成自己的批评性看法,通常都是对西学了解肤浅的人反而容易盲目崇拜。设立西方文明和西方经典课的目的恰恰是要引导学生从深入阅读而形成自己的分辨和批评能力;第三,就我国目前的实际社会心态而言,如果单纯规定“中国文明和经典”作为“共同必修核心课”,很可能反而让人有“强制灌输”感觉而引来学生反感和反弹,而以中学西学并举作为“共同必修”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可以有较好效果的。
    我以为,只有首先努力建立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的“共同核心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主干,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才会有灵魂和“纲”,才能真正走上可以逐渐有所积累而成熟的轨道从而形成自己的传统,否则必然是永远无所积累而不断流入泛泛的肤浅课程。如果先确定了“核心”必修课,则以后有条件可以再逐步配备其他比较成熟的课作为通识选修课,例如“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或“印度文明”等,以及其它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选修科目。但任何新的通识选修课都需要专门的学校通识教育委员会认真审查是否真的成熟再批准,要建立通识课的声誉和品牌,宁可少而精,不要多而滥,这样才能逐渐形成通识教育的传统。最根本的是一定要“以纲带目”,而必须避免“有目无纲”。这里最困难的因此首先是要化大力气来建立以上这些核心课程的内容。这会很不容易,因为每一学期课程的内容和指定读物都需要仔细研究来确定。同时,由什么人来教也不容易,一般地说,大学应该由最好的教授来上本科的通识教育课程。
    尽管这种尝试一定会有很大困难,但我认为这是我国大学必须走的路。我实际认为,如果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那么能否建立起质量可与美国大学相比的通识教育体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所在。因为这涉及到今后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国的干部、教师、商人、律师等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质修养。我认为,美国大学现代通识课程以“经史传统”为原则来设计本科“共同核心课”是高度成功的而且对我们极有启发。我在开始时讲到,事实上美国教育同样经历了传统断裂的问题,而且时间和中国清末民初的教育断裂是差不多,问题是美国比较早地通过奠定大学的现代通识教育而重新激活了西方经典的阅读。与此相比,我们的大学在二十世纪开始就切断了自己的文明传统,中国的大学因此成为没有文化之根的大学。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经典在我国大学的地位就是被当成解剖批判的对象和材料,最多是少数专业人士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所有大学生必须阅读讨论的经典。以后三、四十年代的学制改革在“国文”课中多少保留了一些传统,但中国传统及其经典的地位并没有在大学教育系统中重新确立,没有人真正象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那样下大力气重新设计研读中国古典文明及其经典的本科通识课程。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基本上用政治课取代了文化课,如此一直要到1995年前后才开始提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问题。但整个问题意识仍然是模糊的、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文化素质教育”。可以说,整个20世纪我们都以“废除封建传统”为名彻底否定了我们自己的整个历史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还能有多少文明底蕴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说到底,文明底蕴是不可能离开文化传统的。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传统在部分学者特别是传统中国学术的学科中得了比较多的重视,但在整个社会包括大学内,多数人包括多数大学生仍然没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起码尊重。但一个鄙视自己文明传统的民族是断然不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大国”的!
    我因此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中心任务,实际是要把我们从民国以来就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作现代整理,并以此逐渐形成我们大学的“核心课程”传统。也因此,我们对美国等通识教育经验的考察,并不能仅仅看他们最近最新的外在形式,而是必须了解他们在传统教育断裂后的最初是如何努力的,这就是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等早期的通识教育建设,因为整个美国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传统是从那时开始奠基并形成传统的。即使80年代斯坦福的所谓激进改制实际也根本没有改变这个传统,而只是这个传统的继续扩大。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要象当年哥伦比亚和芝加哥那样从头作起。但是,这一目标并不能以“独尊中学”而排斥西学的方式来作,目前国内一些自称新儒家的朋友颇有这种主张,但这既不现实,也不可欲。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事实上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我国大学的师生,独尊中学而排斥西学只能让人反感,只能让人更向往西学而排斥中学。真正重要的是要更深入地研究西学,才有可能不为西方最表层的东西,最时髦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而是通过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中国人自己对西方思想学术的判断力和分析力。因此我们建设通识课程不可能象西方和美国早期那样独尊自己的传统,而需要走“中西并举”的道路。
    我个人很希望清华的文化素质课或所谓通选课设计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以推动我国大学走向实质性的通识教育方向,这就是要突破目前北大等国内高校普遍采取的天女散花式的所有领域选点课的模式。这种模式实际只能使通选课成为可有可无、学生视为可以逃课混学分的课,效果极差而不可能真正走上通识教育方向。因此,我建议清华的通选课设计不追求形式上的面面俱到,而是以有限的通选课学分来补自己之不足,重点发展清华大学最需要的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清华目前最需要发展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我想可以很肯定地说,清华最需要集中发展的通识教育课程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课程。因为在数理自然科学方面,实际上清华理工科的本科一二年级学生,在课程数量和训练要求上不但肯定超出哈佛芝加哥等本科生的通识自然科学要求,甚至很可能超出MIT和普林斯顿理工学院低年级学生的要求。因此,清华的通选课完全没有必要像北大等那样模仿所谓”哈佛模式“之类,而应将通选课的有限学分集中于发展高质量的人文社会科学核心课程。清华恢复文科以来的最重要发展目标之一是要改变单纯工科院校的形象,力图恢复老清华文理并重的风格与气质,因此,以重点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核心课程来强化全校的本科通识教育,正是提升全校人文气质的最有力途径。这里重要的是不应把有限的通选课学分再作平均分配,追求华而不实的门类齐全,而应该把这些学分用在刀口上,有针对性地集中用于发展对全校通识教育最基本的少数领域的“核心课程”上,尤其尽可能在课程教学方式上引入小班讨论和助教制度以及论文要求等实质性措施,以确保并不断提高这些核心课程的质量和声誉。我相信清华是有一定条件的,问题就在于做还是不做。一开始肯定不完善,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都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奠定通识教育的基础,我们可能也要二十年时间,但关键是要方向正确,目标明确。

  3. 说道国内的通识教育必谈甘阳,强烈推荐他在《读书》上发表的《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一文。文章比较清晰地提出了中国大学推动通识教育的思路,有着务实的态度,对国内外的通识教育现状分析清晰,提出的方案也较贴合实际。(现在甘阳在中山大学搞博雅学院,貌似走到精英的路子上去了)。
    他提出的两个中心环节就是:“共同核心课”,以及建立“助教制度”。甘阳认为这是一条“代价比较小,但收效比较大的稳健道路,而且比较易于操作”。
    原文较长,可自行搜索学习。我打印出来放在手边,常常把文章的思路过一遍,有些毛毛躁躁的东西就可以少一点了。

    分享甘阳在北大演讲的一段话:
    没有阅读怎么可能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你对现有的几种说法是了解的,而且你能够分辨,经过头脑的分析分辨才有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阅读当然就是报纸上说的话,根本就是报纸水平,少跟我将独立思考能力,都是口水。

    知识的习得一定是痛苦和耗时的。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勉强培养一个合格的入门研究者。这还是在相关学科已经成熟化之后的事。若是新的方向,做出后世能看的东西,鬼知道要多久。而介绍提到的各种目标:大学精神,文化传承,文化自信,这些连学问都算不上,而且还满满政治口号的味道。大学学四年生物,有人收你搬砖;学马克思,还有各种党校干校接受;学这个,成为新古典主义秀才么?

    通识课程,博而不精是必然的。要不然“专业”也不会有个专字。非要在此追求专业课的效果,正确的姿势应该是:延长课时,挑选特点鲜明的内容,选择学术、教学背景更深厚的老师。而不是觉得‘‘先秦诸子’’这个题目太泛,干脆一学期只读个庄子、孟子,就叫“精”了。在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情况下,上来就是原典,这和高中的文言文阅读训练有什么区别?缺乏相关训练和背景知识,怎么去体会那些先贤,究竟经历过怎样的精神挣扎才传下了那些文字。被“通识”了几年,看似出口成章,其实人云亦云。

    说到人云亦云,就说说文化收买。现在,一般人能了解到的、在古代传承‘’儒学‘’的那批人。其身份地位更类似如今党校里研究马克思的那批人。至于现在,“一群人”在海外不好好搞学术,趁着大陆‘‘传统文化复兴’’,发现大陆的钱太好骗了,速来办各种合作,要复兴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还要求传统文化解释权,越来越像“新儒教”了呢。用现在互联网的话说,你们是他们的产品的啊。有些诛心了,不过看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大概觉得这种趋势也许无可避免吧。

    目前基础教育方面,人文教育确实缺乏。他们绘制的蓝图也确实能吸引不少应试出身,觉得自己似乎缺乏人文精神的人,尤其身边没有专业出身的人引导(和生物的模式很像么)。但,相信我,应试出身的人,若真感兴趣,去图书馆看几本专业入门书,旁听些课程,不到一年你绝对会发现这些老师有多扯淡。素质教育是拿钱堆出来的,这批人不去帮助那些落后地区发展素质教育,不去管各处泛滥、胡诌八扯的国学班。偏偏挑些有名的大学,尤其缺乏人文积累却又资金生源充裕的学校,开一些高中水平的课程,还要冠个中世纪复古的学院名,扯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大旗,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啊。

  4. 本科精密仪器系拿的学士学位,在美术学院拿的数字娱乐设计第二学位,研究生在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美院(设计学)方向,今年清华优秀毕业生之一。交叉学科是美术学院,计算机系和新闻学院合办的硕士项目,而新雅书院可以说是交叉学科的本科版,我们的老师负责其中很多课程(比如机器人学等)。通识教育是和学科融合创新直接相关的,做交互设计不懂心理学行么?学懂心理学是不是又要学数学?我们要把医学院老师的成果直接运用在生活中,不会使用对应的器材怎么行?至于学科融合创新带来的产学研方面的成果,我就不在这里列清单了,来交叉学科看看就好。或者去看看MIT media Lab,学科融合现在真的是趋势啊。
    前两天我在校长座谈会上也讲过我的经历。同去的还有相声演员和发唱片的小哥等等。确实传统科研是要求对专一领域深入的。校长说,清华的大,不仅是舞台大,也在于能包容。在清华的话,只要努力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去学习和生活,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点。新雅书院并非精英教育,而是给接受教育的人更多的选择。

    清华大学患有一种“人格分裂”: 左半脑是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理念,充满博采众长对教育方法进行创新的动力,右半脑却又是一套习以为常的陈旧管理方式,仿佛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就好像一列动车,硬生生在中间挂上了几个绿皮火车车厢,互相掣肘不相兼容,
    在这样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迈开步子搞创新,就容易扯到蛋。
    举个例子,
    在我大二的时候,学院与德州大学(UT Austin,不是山东的)合作进行暑期交换项目,我那时不知大油炸共和国的厉害,不知天高地厚欣然申请,
    拿到offer准备签证了,突然接到通知:有个必修的暑期实践项目,时间是固定的,算学分,要跟着老师去做一个国家发改委的项目,调研农村城镇化问题。
    我就懵逼了,这时间是冲突的啊,
    打电话问学院国际办的老师,那这个暑期交换怎么办?
    国际处老师说:啊你可不能不去啊,我们今年第一次搞这个项目,对我们学院开展国际交流很重要,
    又去问教务的老师,那这个暑期实践怎么办?
    教务老师说:啊你可不能不去啊,这是必修课组里的正规课程,要满足毕业条件必须的,你那些自己找的项目要为这个调剂调剂。
    “喂,那个交换也是学院的项目好不好==”
    两边一讨论,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方法:小王同学啊,你可以先去交换,第二年暑假再补上那个时间项目嘛。
    “(弱弱地)明年暑假不是还有占三个必修学分的‘产业实习’吗?”
    “。。。”
    最后,我硬是靠在领事馆胡言乱语主动让对方拒签我的方法给了德州那边一个交代,说怪我咯,不是学院不放人,给了学院国际处一个台阶下,然后去了暑期实践。
    可我始终没明白,为什么这种左右互搏的教学安排,后果要学生承担。
    再举个例子:
    一方面,学校非常鼓励大家搞点学生社团活动、搞搞创业创新、提倡自主学习,
    一方面,却推行着一套对大家自由时间的精细化管理。
    比如,每周要有三个下午去跑步,也就是著名的“阳光长跑”,还有固定时间的“强制锻炼”,要到规定地点打卡进行体育活动,
    没错,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强制”锻炼,真不是我们黑它。说是强制,但却不算作任何必修课程的教学内容。
    甚至有的学院有强制的“集体自习”,要求大家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学习,比双规还严格,要打卡签到。
    这又是一例左右互搏:又要学生安排自己的个性化发展项目,又要在时间表上为各种集体活动腾出空间,属下实在做不到啊==
    还有个微小的事例,也可以为这种理念的脱节提供佐证:
    一方面,学校非常重视无纸化、网络化的教学,绝大多数课程都用“网络学堂”来发布教学材料、提交作业,而且最近开通了“慕课”(MOOC)平台,一部分必修课程采取了网络和实体课堂齐飞的教学方式,有的必修课程可以全部在网上用远程学习来修读。
    另一方面,大一新生不允许带个人电脑上学,宿舍十一点断电。
    你说,是不是有种“动车组挂着绿皮车厢”的感觉?

    还有一个与之前所说不太相关的小问题:清华对学生的就业引导和职业化训练,的确做的不够。
    诚然,清华大学不是象牙塔,不是养书呆子的地方,有很多联系社会的机会,
    比如暑假的各类暑期实践,支教项目,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思源计划”,和各地高中交流的“情系母校”项目,各类鼓励大家参与科研的SRT项目与“挑战杯",
    但鲜有接触到业界的机会,说的直接一点,学生对潜在的“雇主”缺乏交流,缺乏接触“市场”的渠道,
    个别学院走在前面一点,有着自己的职业发展中心,有职业顾问老师向大家分享一些业界的资源,在招生宣传中不避讳谈就业前景和钱景。
    这样做的学院,经常被其他学院的老师在公开场合批评为“功利” “不踏实” 。
    记得有一次在马克思原理课上发言,老师点评道:“也难怪你们学院的同学会这么想”,
    无意以偏概全,但在这种大方向下,的确有些学生也染上了人格分裂:
    说起国家大政方针,满腔经世济民奉献社会的豪情,都是诗和远方,侃侃而谈仿佛身处硬座车厢中部的吸烟处,
    想起毕业以后的出路,却又充满疑惑,对就业方向和市场环境茫然无措,最后想了想,不如保个研再来两年思考一下人生。

    最后,说了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并不是我不爱自己的母校,
    我爱她,就好像爱我年近古稀,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经历了三十年巨变,正在笨拙地学习使用微信和网上购物的奶奶,
    她不是不愿改变,只是有些东西扎根得太深,有些东西改变起来需要时间,
    我脾气是很急的,看到一些怪状,就开始直跳脚,
    您别介意,慢慢走,不要急。

    当然,再有什么不好,在我心中也是全海淀区第一的大学(或着在某些语言中算是第零),这还用说吗?!

  5. 2. 中国的大学总体是缺乏个性的。文中提到的很多问题都更像是当前中国大学共同的问题,并不只在清华存在。(例如,据我非常有限的了解,有些现象其实在北大还更严重一些)

    3. 清华园实际上已是一座有三四万人口的小城市。这么大的园子里,如果一种现象存在,它的对立面也一定存在。因此我们绝不能笼统地说“清华学生如何如何”。下面我也只是对自己眼中清华一些比较“主流”的现象谈谈个人的看法。话题挺大挺难写,如果有些地方比较空泛请多原谅啦

    毕业一年了,想给清华写点东西。

    假如时间倒流再让我在国内读一次本科,我还会选择清华,这点毫不犹豫。

    但清华理应更加优秀,它的许多优势足以令任何世界名校羡慕不已。比如,中国有 13 亿人口,而清华北大处于高校招生明显的金字塔尖,从人口统计角度可以说拥有世界最好的生源。再比如,清华学生整体的学业压力和努力程度都是世界少有的。然而我们却要承认,当前清华培养人才的质量以及作为一所大学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力与这些巨大的优势相比还是很不相称的。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告诉我们清华教育的问题不像是在细枝末节,而更像是哪些根本方面出了点错。下面,我想试着说几个地方:

    I. 对学生独立意识和主动性的压制

    我认为,清华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大学该用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培养学生:是训导还是引导?是管教还是启发?是该将知识和价值观灌输给学生,还是该更多地提供资源和必要的帮助,由学生主动探索形成自己的能力和思想?

    Richard Levin 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从 1993 年起担任耶鲁大学校长至 2013 年。二十年间他对大学教育的各种观点被总结在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和 The Worth of the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两本书中。在 2007 年耶鲁的本科生入学典礼上,Levin 校长的演讲主题是大学应该特别鼓励学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谈到寻找人生意义与大学学习的关系时,他说:

    “哲学教授们不太可能告诉大家人生的意义,但他们会训练你们去严密地推理、区分什么是逻辑自洽的论证而什么不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尼采,他们讲解的文献中会直接探讨“如何生活”这一最深刻的问题。

    文学、音乐和艺术史教授们不会教大家如何生活,但他们会教你们用心地去读、去听、去看,去敏锐地欣赏使文学、音乐、美术成为人类情感、价值、思想的崇高表达形式的各种艺术技巧。他们讲解的伟大作品中展示了各种不同的例子——什么是好的人生而什么不是。

    历史教授们也不会指导大家去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但是,通过讲授重建过去的学问,他们会让你们理解怎样从经验中总结出意义,这有助大家从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经历。同时,历史也提供了各种例子——一个人应该怎样而不该怎样生活。”

    在对学生的一次次演讲中,Richard Levin 经常谈到:“素质教育不是教学生去想什么 (what to think),而是教学生如何思考 (how to think)。”传授思考方式而非观点本身,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鼓励学生主动求知,其本质思路是对学生的信任和尊重。相信学生的潜力,尊重学生的选择,期待年轻人突破前辈的标准,给优秀以新的定义。相比之下,在清华,学校和老师更喜欢替学生做选择,而不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能力;喜欢制定清晰详细的培养标准填满学生的时间,而不是留出足够的自由度让学生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

    与此联系密切的还有清华经常被吐槽的一些管理方式: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综合素质测评;鼓励良好的作息习惯——寝室熄灯;督促体育锻炼——阳光长跑、强制锻炼;营造学习氛围——集体自习;提高人文素养——文化素质讲座刷卡…… 管理者为了实现好的初衷,经常用统一的指令性方式对学生做出强制要求。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与学生交流,只在意学生是否执行而不太关注大家是否真的理解和赞同,也很少反思这些要求是否完全合理、强制性的做法是否就是唯一的合理方式。事实证明,这类措施很难产生理想的效果,因为良好的长期习惯只能通过自发而不是强迫形成。少一些家长式的威严和控制欲,真心地把每个学生都视为独立有思想的人,也许是当前清华应该做出的种种改变中的第一步。

    给学弟学妹的小建议:独立思考,独立选择,敢于质疑自己认为没有道理的任何人、任何事。设计自己的培养方案,不要让外界流传的标准取代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要充分利用园子里的各种资源,但一定要主动把握自己学习生活的目标和节奏,向自己喜欢而非别人期待的方向努力,I belong to Me.

    II. 对学生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限制

    在我看来,清华忽视学生主动性的另一个比较明显表现是:很少鼓励学生认识自我、发掘兴趣,为我们的个性发展没有留出很大空间。

    从高中进入大学,大多数同学的专业选择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如果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大学的合理做法应该是多为学生提供尝试和选择的机会,在更多地了解各个专业的同时也努力认识自己真正的兴趣和热情所在,最终进入最符合自己思维方式和能力特点的专业深入学习。这也就是很多美国大学前两年通常不确定专业的原因。但清华的做法恰好相反:更倾向于培养新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而非鼓励自由地尝试选择,更提倡“干一行,爱一行”而非“爱一行,干一行”。同时,在院系之间人为设置很高的壁垒,过早的专业分化为转系增加了不少难度,每个专业的培养方案都不会专门考虑学生自主转系的可能性。据我观察,专业匹配的不合适是许多同学早早失去奋斗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做出出色的工作需要巨大的热情和投入感,每个领域都是如此,而这种热情是很难强行培养的。鼓励学生认识自己,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现并进入自己最喜欢的领域,这对学生和学校都该是最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清华虽然不会直接限制大家的个性发展,但过于单一的培养方式和“优秀”的标准模型(尽管这些年已经有所淡化)还是占据了我们过多的时间精力,给我们的自由选择带来了不小压力。而清华“标准模型”更大的问题在于观念保守陈旧,对任何的一方面的具体要求其实都算不上真正的优秀,包括学业科研(后面会解释)。标准化培养同时会压制我们突破自我、突破常规的欲望和创新热情,这也就压制了个人和研究型大学进步的关键。

    给学弟学妹的小建议:与其总想着争第一,不如多想想怎样能与别人不一样。真正优秀的前提之一是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有可能定义优秀的新形式。我们不妨试着不要把“清华标准”,而是把在某些方面“突破清华标准”作为对自己的要求。保持对自己的好奇心,不断地发掘自己是怎样的人,想变成怎样的人,尽管这个过程将会永无止尽。

    III. 对学生基本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忽视

    清华的本科教育是明显以专业训练为核心的,liberal education 的概念还很弱,二者间如何平衡实际上取决于清华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未来的科学家和前沿技术的研发者必须拥有精湛的专业水平,但人类的社会分工决定了任何大学的毕业生中都只有很少的人能成为科学家。大多数人最终都会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的各个岗位,成为改变社会的主力军。对他们而言,大学学习重要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方式。其实这一点无论是否做学术都一样适用,在任何领域脱颖而出的关键都是深刻而独特的思想。培养基本素养和思想,最有效的不是高强度的专业训练(纵然也有一定作用),而是 liberal education.

    Liberal education 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哪些具体技能。它也不同于“文化素质课程”或“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广泛涉猎、博览群书的通才,而是通过不同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中的各种问题,对我们的思维能力和价值观进行全方位的塑造。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中国的基础教育给了我们扎实的知识基础和坚强的意志,但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问题:兴趣模糊、知识面窄、思维方式单一、交流能力弱、接触社会和自然少、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差等等,这些缺点和我们的优势相比绝不是次要的。所以说,中国的大学生其实是最需要 liberal education 的一群人。但遗憾的是清华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环境。新成立的新雅书院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冲击到各院系的专业培养方案就很难有本质效果,因为真正的 liberal education 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部分而不是课外加餐。

    清华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大多数人都有能力成为某一领域的精英。因此,我认为清华的使命绝不应仅是通过激烈的竞争从学生中再选拔出各个专业的学术人才,而是应该让每个同学都能积极健康地成长,最终在广阔的世界中找到施展自己理想和才华的地方。但令人的惋惜的是,在当前高度专业化培养的思路下,过大的课程压力和过快的学习节奏使得不少中学非常优秀的同学早早掉队,而比成绩下滑更严重的是他们自信心的丢失—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不再严格要求自己,心态不再积极,而不敢质疑清华的教学方式究竟是否合理。此时老师和辅导员的做法大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上进,关注他们的成绩超过精神状态,而很少反思现行的培养方法或为他们的个人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种在清华园里还要以一部分同学的健康发展为代价来选拔少数专业精英的现象是非常难令人接受的。问题的实质还是,清华到底对每一个学生有多关注、多尊重?

    清华偶尔也会因为一些争议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这些现象常常反映出来的就是一部分清华人基本素养的缺失。例如电 51 班级公约事件,我认为这已经远不是管理方式和态度问题,因为公约中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限制人身自由、性别歧视、侵犯个人财产等绝对不可接受的条款,这根本不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从文化素养的角度说,公约的起草者和接受者其实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自由是珍贵的,而集中营是邪恶的;公约的被迫签订者也不太具备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再例如,今年清华一些不太优雅的女生节条幅引来了不少批评,与其争论这种节日庆祝方式是否合理,这些清华男生不妨试着提升一下自己的审美观和沟通能力,学会区分尊重与歧视、欣赏与调侃,以后尽量用真诚和令人愉快的方式向女生送上真心的赞美和节日的祝福。

    给学弟学妹的小建议:成绩可以不好,但心态一定不能消极,千万不能忘了我们刚刚走进校园时的自信。我们无法预见今后自己将会从事哪行哪业,但人的基本素养和思维能力将会伴随我们一生。试着做一个更有素养、更有思想的人又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过程。

    IV. 专业学习:基础过剩、前沿不足

    清华一向以繁重的课业、特别是严格的基础课著称,但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做的意义有待商榷。按我目前的理解,接受知识不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上课除了一部分通识教育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要能为我们今后创造新知识服务。因此,我认为教学是否成功的主要判断标准是能否最大程度帮助学生创造新知识。在这个标准下,清华的有些做法就需要反思了。

    有过一些研究经历的童鞋可能会有感触,除了极个别学科外(主要是体系比较成熟的理论学科),当前科学的前沿是高度经验化的。基础课(以及许多高级课)的主要意义其实在于提高我们的专业素养并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工具,它们离学科的前沿太远,极少在真正的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最新的论文、综述、特别是实验室里大量从未在纸上记录过的经验细节对于研究才最为关键。现代科学体系太庞大,知识太多,如果我们想一直以大一学微积分的节奏一步一步细致扎实地走到前沿,时间根本不允许。所以,当前世界最好实验室的训练方法通常都是在学生稍微掌握了一些基本方法后就立即把我们赶到前沿,从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反过头去补基础知识。这种需要回头补的知识很多根本不在课本里,甚至都不在同一个专业,之前上再多的课程都不可能一网打尽。而且仅仅通过看书考试对知识的理解程度远远达不到具体研究、特别是实验的要求,我们常常只有接触到真实的问题后才能明白书中的知识究竟是什么意思。

    基础训练扎实细致当然有好处,但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基础和前沿间分配自己的精力。如果我们把原本能投入到具体科研中显著提高我们研究能力的时间放在了基础课细枝末节的问题上,那么这样的“基础扎实”其实在妨碍我们研究能力的培养。世界名校的优秀学生相比于中国学生最明显的优势不在于知识基础,而是研究训练更多、科研思维成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强,而这些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素质,也正是世界名校的教育了不起的地方。同时,过于繁重和快节奏的基础课给很多同学一进大学就带来的挫败感会极大地消磨我们的自信和热情,而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创造力的前提,是我们身上非常宝贵的品质,要特别小心呵护而不是随便摧残。不少同学学了大学物理后就决心再不碰物理、学了电路后就决心再不碰电路,我认为这种以兴趣为代价强行灌输知识的教学方式是不可取的。清华的任务不应仅仅是筛选出少数顶尖人才,号称“聚半国英才”的中国顶级学府有义务让绝大多数同学都保持最积极的状态,开发自己的潜力,最终学有所成。

    清华教学的另一个问题是专业课程前沿性不够,很少对真正的研究有明显帮助。关于什么是前沿的课程我想举一个现在身边的例子。几个月前,我在向我的导师 Michel Devoret 请教一些实验中遇到的电磁场问题时,惊讶地发现他对许多基本问题的理解方式都令我闻所未闻,尽管我本科电磁学和电动力学的成绩都很好。当我问 Michel 这些“黑暗魔法”能从哪儿学到时,他笑着说:“你们课堂上学到的物理主要都是二战之前的知识,真正对研究有帮助的新知识很少有人交给你们。不过在耶鲁,我们会试着在课上讲一些近一二十年形成的新物理。”

    Collège de France(以下译为法兰西学院)建于 1530 年,位于法国巴黎,是一所独特的高等教育机构。它不授学位、不设院系,所有课程都对大众免费开放。学院的核心由四十多个讲席组成,横跨文理(目前设有数学与数字科学 5 席,物理与化学 7 席,生命科学 9 席,社会科学 11 席,历史与文学 12 席),全部由法国最顶尖的学者担任。能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席教授是法国学者的至高荣誉,他们每年的讲课内容不限,但必须讲授正在形成中的知识,一旦新知识讲完他们就要辞去讲席。法兰西学院的使命被著名现象学哲学家、前哲学讲席教授 Maurice Merleau-Ponty 总结为“不为获得真理,但为自由研究”。(法语原文:… ce ne sont pas des vérités acquises, c’est l’idée d’une recherche libre…)

    2006至2012年间,Michel Devoret 在耶鲁工作的同时出任法兰西学院首任介观物理学讲席教授 (Chair of Mesoscopic Physics)。六个夏天里他将量子计算、量子电路、超导人造原子、介观超导电性、纳米机械振子、量子放大与反馈等最新出现的面向量子信息处理的人造量子系统知识做了系统的总结,又将法兰西学院的讲稿整理扩充成两门课——“介观物理—量子机器”和“量子信号与噪声、测量与放大”,在耶鲁隔年开设。没有课本,作业大多来自研究论文,教室里通常一半是学生,另一半是相关领域的博士后、研究员和新入职的助理教授——在最前沿的知识面前,大家需要坐在一起听课。

    大学专业课程的前沿性强烈地依赖 faculty 的水平,这很难一蹴而就。但如果清华的老师和学生都能接受为研究、为创新而学习,而不是为考试、为学习而学习的观念,清华的教学水平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给学弟学妹的小建议:不要比谁的知识多,而要比谁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强,这两者间不是严格的正相关。成绩的意义是相当有限的,除了极个别学科外甚至不能衡量我们的学术能力。多接触学科前沿,早开始尝试科研,越早越好。用具体的研究引导我们的学习,激发我们的热情和好奇心,尽量保持兴趣有余、知识不足的状态而不要相反。有机会多到世界名校看看,出国交流收获的态度上的启发可能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V. 精益求精程度不够

    清华(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的整体压力还是很大的,不少同学都在用明显牺牲生活质量(甚至是身心健康)的努力方式来追求学业进步。但是,“累”只是一个中性词,“累”不等于“好”。在我看来,压力过大,只想完成任务而无心把事做好是影响清华同学做事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还记得大一入学时在电子系选课说明会上听到的本系课程设置原则之一——“不让太多的同学学有余力”。我还记得电子电路实验导论课上任课老师说:“有人说电子系的实验特别难、特别累,我想说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为了训练大家的能力,我们就是要和其它系有所区别。”我想不只是电子系,很多系的老师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一学期的课表上有八门十门甚至更多的课,没有超能力的人是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将它们高质量完成的。这样的工作量也明显超过了国外最好大学的一般规律,本质上是一种“大跃进”思维,结果只能是用数量取代质量,用灌输取代理解,而不是把大家都训练成超人。其中的原因在于,基本技能可以通过统一的高强度训练获得,但漂亮的工作和原创的想法都只能在大量的主动投入和深入思考后得到。而这种更多出于自我满足的投入和思考需要大量的自由时间,这些自由时间而非统一训练才是我们把事情做好、做独特的关键。因此,我认为让大多数同学都能学有余力,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按照自己定义的“精益求精”的标准做让自己满意的事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相信,如果能把大家的热情和求知欲激发出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自己的标准一定不会低于老师们的标准。

    此外,功利思想太强、缺乏纯粹的追求和投入感也导致了清华不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抄作业、抄版本、编造实验数据和报告、考前刷题库…… 这些同学并不是真的写不好作业、做不好实验,问题在于他们的学术诚信和学习态度。另外,在激烈的竞争中希望投机取巧、少劳多获之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思想在清华也存在。“怎样少花时间还能保证成绩?”、“怎样包装自己申请到好学校?”…… 我希望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都能给出明确的答复——不要想,好成绩应该属于努力的人,好学校的 offer 应该属于水平高的人,好的结果应该属于最用心而不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价值观扭曲、竞争环境恶化、劣币开始驱逐良币,那时大清就差不多该亡了。用心做事,公平竞争,保卫大清人人有责吧。

    社团也是同理。音乐、体育、文学、心理…… 各个社团的主题其实都是人类文明非常精彩的方面,对今天的世界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但在清华,社团几乎成了学术的反义词,其功能主要在于社交娱乐,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同学没有足够的投入和专业水平把社团做好。相比之下,耶鲁一个学生社团需要的精力很可能超过清华的一个二学位。比如,成立于 1909 年、耶鲁最著名也是美国大学中的第一支无伴奏合唱团 Whiffenpoofs 每年由严格选拔的 14 名大四男生组成。他们是耶鲁的骄傲传统之一,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小到每周在本地餐厅和 club 驻场,大到登上美国和世界众多著名音乐厅。Whiffenpoofs 只是一个学生社团,不培养职业歌唱家,团员们来自各个专业,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会选择休学一年来支持高强度的排练和演出。最终 Whiffenpoofs alumni 的身份会比耶鲁的学位证更令他们骄傲。做好社团和做好科研在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话又回来了,很多时候态度和素质比技能本身更重要。

    给学弟学妹的小建议: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精益求精,但大学四年我们一定要做几件真正令自己满意的事。总在着急完成任务的压力下不可能把事情做得太好。给自己留一点自由支配,能异想天开甚至胡思乱想的时间,最棒的 ideas 往往是在这些时候产生的。

    再来一次我还会选择清华,不是因为我确信清华就是全国第一,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过去十年间中国进步最快的大学。现在,一小部分清华人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世界一流,并在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是,我认为目前清华整体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非常本质的。前面写到的种种问题之间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而言之,我想当前清华的本科教育存在的最根本问题可以总结为:对学生的素养和创造力的轻视。而素养和创造力正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学生的关键。

    我希望能有一天,当清华的同学穿上学位服回顾大学四年时,想到的不只是在园子里拼过累过、取得了哪些成绩、留下了哪些遗憾,而是发现自己学会了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发掘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找到了自己愿意长期追求的事情;对自己相信有意义的事敢说、敢做、敢投入;相比自己学到了什么,更在乎自己现在能创造什么;能够告别歧视和偏见,接受新的观点和不一样的人。我也希望到那时候,园子里除了骑车飞奔的身影,还有更多发自内心的自信的笑容。

    我相信,如果清华人都能有开明的想法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这样的一天不会太遥远。

  6. 我个人觉得是一种【“团体吹捧”和“自我陶醉”】

    【不太同意一大片的“价值观单一”的观点,但也觉得有点道理】

    来说“团体吹捧”和“自我陶醉”,这种感觉来自于大三退出社工圈子,用了大三下整整一学期没碰社工没做科研没有社团没有各种事情,只是正常的学习、谈恋爱以及跟同学相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身处某个团体的时候,不论大小,大到清华这个大团体,小到学生组织、班级甚至一个什么小组,都会在适时的时候疯狂刷凭,从人人到现在的朋友圈,然后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感谢这一段经历给自己的成长,感谢集体的温暖(这里又扯到了很多人吐槽的不喜欢清华的集体主义绑架,我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我曾经也是这里的一员,后来跳出社工圈之后觉得颇有问题

    我觉得这种通过“团体吹捧”营造出来的“个人成长”,实质上是一种“自我陶醉”,就是觉得我们牛逼我们厉害我们做了什么什么,我们收获了友谊,很多时候不过是收获了共鸣罢了

    举个例子,我们上一届学生会部长团中的一部分,每天一起刷夜弄学生节,学生节成功之后大家特别亲密,各种事情都一起,觉得大家一起成长,当年我还是个小部员的时候特别羡慕他们觉得学生会大家庭真温暖

    后来发现,这群人除了一起弄学生节,还一起刷夜补作业、一起觉得为了学生节不写作业特别有事业感、一起得晚睡强迫症特别有归属感,小团体的形成导致他们价值观趋于了某种一致,那届部长团中的某位学长不喜欢和大家一起刷夜补作业觉得简直作死,就有点被孤立

    直至现在,他们应该研究生二年级了吧,一群人还是一起玩一起闹,看个阅兵凑一起之后还要出去浪一天来表达看完阅兵的喜悦,都是什么鬼====

    我从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实质的成长,这种被友谊包围的互相认同只是让他们做什么都更加心安理得罢了

    我作为曾经学生会的骨干,也喜欢大家一起做事情的温暖和成就感,但谈及“成长”,还真的是那几次危急时刻靠我一个人或者也许关系并没有那么好的同学一起,紧急公关处理,以及带着自己的部员,慢慢地教他们做事情,这些给我更多的思考

    甚至我们系原来某个得了很多荣誉的班级,什么事情都要抱团以表达所谓的班级团结,结果他们班最后大家的出路真的没有多好,成绩差毕业时候抓瞎的一抓一把,这时候怎么不说集体的伟大了?怎么不说在集体里迅速成长了?“团体吹捧”这时候就没有用了

    对了,他们班有几个某球队的,每次系队训练从不参加,队长都快气炸了,班级训练从没缺席过,也许这是你的选择,但是,系队训练你拉着班里人来蹭就算了,还要求系队帮你训练班级其他同学,然后班里赢了系内比赛还觉得班级的力量胜利了,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最后的最后,结合楼上说的对食堂的一味追捧,觉得大家在拥有集体自豪感的同时,要避免这种“团体追捧”和“自我陶醉”,才能真正认清自己成长,才能更好建设集体哦~

    尽管这么多人都在吐槽清华的教育,但是在清华的经历是在没有经济能力出国的前提下,能享受到的一流的教育。尽管大家都很追崇GPA,但是这里聚集着最优秀的一群人,每个人身上都有可以借鉴的长处。尽管很多课挺水的,但是分数还是和个人努力程度呈正相关的。尽管奖学金神马的主要看GPA,但是GPA高的人往往在其他方面也很突出。

    我想吐槽的是,现行的机制没能鼓励和引导学生去找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的确这牛棚里最优秀的那一拨人在很多方面都很好,但是里面也有不少人并不了解自己想做什么,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满足学习要求上,哪怕是老师布置的一个小小的加分项,比如大物竞赛的加分规定,而且不遗余力,仿佛自己大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交上一份完美的作业。这样就好像不成熟的市场竞争,大家都降价,拼了老命的降价,结果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就被淘汰了。虽然这样剩下的素质很不错,但是这样的机制只是在筛选,而不是在提升和分类,而且效率很低。

    不过即使有再多的不满意,学校的现状就是如此。不得不承认大学无法满足我们的全部诉求,即使我们希望它能变得更完美。不安分的人都在课余之外做很多其他的尝试,当然大部分的都是失败的,也因此在学校官方的指标上处于劣势,但是这些只能由自己买单。没有付出那么多的,当然得不到,这才是社会的规则,同时付出的,未必能得到,但总有收获。大学能提供给我们的很有限,只有自己去寻找除此之外的价值。

  7. 清华的教育、培养路线问题,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地被拿出来在公众视野下讨论了。同为TOP 2的隔壁却少有类似的争辩。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华在过去几十年中,毕业生就业去向更强烈地依赖于体制内的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助力范围也集中在这个领域,培养路线也是如此。

    而在时代变革(或者说这两年尤为恶劣的就业形势下),体制内岗位不再热情地吸收大量的清华学子,仍能招收清华毕业生的体制内岗位的吸引力也急剧下降。

    于是,面对更加受体制外力量调节的就业市场,清华的旧体制越来越难以在学子面前形成凝聚力——被笼统地称为“出了问题”。

    而在可以预见的近未来,上述问题不但不会缓解,还会进一步深化:

    1、巨型央企不会再有高速增长期,内部的僵化只会越来越排斥普通清华毕业生;

    2、高校和科研院所从2005年至今的研究人员暴涨需要很长时间消化,这是从今年开始的退休潮无法比拟的。再考虑到科研系统抛弃铁饭碗的改制,学术岗位越来越鸡肋;

    3、地方选调生计划陷入瓶颈,形成“清华帮”的地区对后来者变得不友好了,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所谓“地方公务员”去向只是地方政府的事业编,并未经过公务员考试,未形成“清华帮”的地区存在的对清华毕业生的排斥因素短期内也不会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工作岗位的价值持续下滑,学校主张的老一套“专注于专业水平、培养好专业内的人际关系”的路线快速失灵。事实上,这种校方能产生巨大助力的就业机会一旦快速减少,剩下的少数机会一定是被有背景或者在学校体制圈内经营多年的学生所获得。进一步造成主流学生的“黑幕”认知——其实并没有什么过分的猫腻,只不过老系统自身难保了。

    清华深厚的工科背景,又使其对口专业的民营成分不够高。自谋出路的学生们必然面对着跨专业就业的问题。而跨专业就业是各院系的重要负面KPI,能够影响到许多资金分配问题(例如跨专业过多的院系奖学金分配总额就会变少)。导致本来就缺少学校帮助的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还要面对各方的隐形压力。

    总的而言,清华一直号召的“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口号已经实现了,祖国要走L型,清华学生不舒服是必然的
    我认为T大的学生普遍面临的困惑有这样几点:

    1、向上还是不向上?——自我定位困难折射基础教育缺陷
    T大的学生在之前的十二年学习生涯中基本都位于学校前列,但当他们都聚集到一所学校的时候,多数人必然不能再保持顶尖的学习成绩。这时候,基础教育的不足就会凸显出来——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学习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进入TOP2的大学,这个目标实现之后,很多人并没有能迅速地完成角色转变,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去实现人生理想——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理想——而是生活在固有目标的惯性之中,那就是继续保持顶尖的学习成绩,然后注定遭遇失败和自我怀疑。对他们来说,要不要在学习成绩方面继续拼命向上,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即使在理性上认识到学习成绩不是最终目标,很多人仍然难以摆脱凡事争先的习惯。

    要不要在学分绩排名榜上拼命向上,这本身是一个挺可笑的问题。有这样的困惑,其实源于自我定位的不明确。很多人选择来T大上学,并不是因为T大的教育资源比较匹配自己的人生规划,而是仅仅因为T大是T大而已。

    这种自我定位的不明确,折射出的是基础教育的巨大缺陷。高考的竞争机制本应是为了更合理地配置资源,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领域,实现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感的最大化,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效率和社会整体幸福感的最大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套竞争机制除了竞争本身之外并没有实现任何其它目标。

    这口锅,是T大替中国落后的基础教育理念背的,也是替基础教育资源稀缺的国情背的。

    2、向前还是不向前?——自我实现危机折射专业教育缺陷
    像T大这样的学校,给自己的定位是培养各行业顶尖的人才。所谓行业顶尖,不仅仅是要在行业内有所成就,而且是要在本专业内有所突破。如果T大的学生学习了一大堆专业知识却无处使用,显然是对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

    因此,T大的专业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学生具备科研能力而准备的,正如施一公之前引起很多争议的一句话所说: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这看似是为国内提供科研型人才的一个合理选择,事实上却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人才流失。

    为什么呢?

    很多人进入T大的重要使命之一是要提升生活品质、实现阶层跨越。也就是说,物质利益在很多同学进行人生规划时权重是很大的,而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和物质利益最大化之间有着不小的分歧。这时候,要不要一路向前走到本专业的最前端就成了很多同学的困惑。

    也许有人要辩称说,如果一个人能在专业上走到最前面,那他一定很赚钱,这种见识是很短浅的。如果事情真有这么简单,T大学生为什么没有一窝蜂都去搞科研呢?

    科研的回报周期长(无论是培养科研人才还是产出科研成果),回报没有保障,个人能获得的利益很有限,而且能从科研中获得利益的人永远是极少数。通俗地说,能通过科研赚钱的人,干别的早就赚翻了。

    更何况,我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制度很不合理,个人能从科研成果中得到的利益很少。简单来说,很多科研工作者的收入并不足以保障他们有尊严地生活。

    那么,T大究竟哪里做得不好呢?
    一方面,T大没有给有心进行科学研究的同学(其实我主要是指博士生、博士后、青年教师)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T大没有把自己的课程标准和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进行及时的对接,以方便不想进行科学研究的同学更好地进入社会分工。

    千辛万苦来到T大,却发现科学研究难以满足物质需求,而课程标准又不适应社会需求,这个困惑折射出的是T大专业教育的缺陷。这时候,大家的选择就很明确了:想在专业研究中有所成就的,出国深造;想赚钱的,无论是出国还是读研,自己想办法积累社会工作需要的技能,混完学历去就业/创业。

    这时候你再看,在这样的制度下,专业人才的流失是不是很严重?
    想要留住专业人才,就不应该让社会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相悖然后奢望个人在道德的感召下作出“正确”的选择。

    这口锅,是T大替中国不尊重专业人才、科研制度不合理的现状背的。

    3、向左还是不向左?——集体主义思潮折射哲学教育缺陷

    这一条不想细说。

  8. 我从经管入学,感觉极为深刻的是从开学就不断接受职业规划的讲座和学长学姐的分享,无非就是大一如何刷GPA,大二如何做社工攒资质,大三出国交换,大四保研或者找工作。每个学期该做的,每一步该积攒的资历都很明确,什么是优秀的排序分明。进入清华的学生大多之前就很优秀的,往往不愿意落于人后,在这样的引导下就会奋力去争这个学院所一直认为最优秀的路径。大二的时候问同学以后想做什么,什么都还没体验过,就一半以上都是投行咨询,却很难说出原因。
    而所了解的工科,非常缺乏职业发展引导,都集中在刷GPA,做实验项目,发paper,读研读博。和经管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学院引导的也未必不对。但问题都是院系主流价值观影响太强了。

    事实上大多人在高中毕业选专业时都选了不知道是做什么,本身没什么兴趣或者并不适合的专业。然而大学四年都在学院引导和同学中的竞争压力下努力学这个专业的知识不掉队;本科毕业后感觉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和职业目标,又读了个研究生或博士;毕业后觉得都学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其他技能,还是从事这行好了。很多的可能都在选专业的那刻被固定了。而我所认识突破这些常有路径的人,大多是非常不满现状并牺牲了一些东西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承担了较大的风险,而这种勇气、清晰的认识和决心是较少的人才拥有的。

    清华有很多社团和活动,资源,本身并不缺乏接触的信息和开放的机会。然而整个对学生评判的制度和什么是优秀的判断上,并不那么开放。大多数人,包括名校的,并没有那么强的自主判断能力和突破常规的勇气,所以与其批判个人缺乏魄力和自主思考力,不如批判制度和封闭的价值。
    应当鼓励优秀,但不要限定优秀。应当鼓励开放,但不要任其盲目。这不是短时间的建设或是单纯堆积资源能办到的,而是要慢慢让大家明白,你当初进入这个院系,你可以通过我们所提供的途径成为这个行业的成功者,但前提是你喜欢和适合,此刻所有其他的行业和选择都向你开放,你尽可以去探究去试验,只要你想好有效率的方式并为自己负责,发挥自己的价值,无人责备和阻拦你,也无人因此认为你是这条路的失败者,反而会为你提供帮助与鼓励。
    这是我想要的大学,每个人需要在院校呆的时间不同,有的人要呆4年甚至更久,有的人呆2年就够了,之后他的路自有定数。

    这样的开放有风险,因为很多学生的思考深度和社会实践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任其自由选择的水平,不过这不是因为把他们死死限制的理由。例如我比较认可的开放gap year让想体验和尝试其他可能性的学生去用1年没那么大风险地去找自己想要什么,比如x-lab鼓励清华各院系组成团队去试着运作自己的创新创业项目。在我在校的几年,清华有了很多类似的尝试和前进,当时陈吉宁校长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改革。相信10年之后,学校教育必不是现在的样子。

    1.缺乏职业引导。清华读书时大家好像都有一个错觉,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不是干普通人的工作的,至少在我所在的工科系,大家对就业和职业规划给予的关注非常少。很多人成绩很好,却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喜欢干什么、能干什么,梁植就是个例子。事实上,无论读到什么学历,大部分同学都是要面临就业的。于是很多同学毕业时随大流选择了就业单位,而就业以后才发现并不喜欢目前职业,开始考虑转行,考研等。这无疑对他们的职业路径有所影响。
    这和其他院校的同学很早出来出来做兼职,找实习有很大不同,他们通过不同岗位的尝试与努力,很多在毕业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

    2.唯分数论、唯科研论的评价体系。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不假,每个同学也应该努力把专业知识技能学好。但是很多同学可能有点“为才名所累”,觉得自己成绩好就应该拿高分数,高学历,就应该出国或保研,然后硕士博士博士后讲师教授一路做下去,自己成绩这么好不拿个phd可惜了。然而且不说他们自己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动力把学术一直做下去,很多人对目前科研界人才的拥挤程度和找教职的难度也缺乏了解,觉得那是很远的事。
    事实上,在这个膜拜特奖,崇拜大牛,张口闭口必谈科研的环境里,有多少人能放下自己多考的几分,摆脱惯性思维,去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呢?除了读硕读博做科研,早点工作,找到事业定位未必是不好的选择,自己创业或者做自由职业者也许也很有趣呢。为什么要鄙视毕业工作的人呢,他们如果去读研出国,未必做得比你差,他们早早出来在职场上打拼,也许将来还是你的老板呢。很多人的选择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幸福和成就感上,而是建立在学校名气、成绩和学历形成的对他人的优越感上。

    3.部分专业课太水。专业课的部分教师明显对科研的重视远胜于教学,很多教师讲课缺乏起码的吸引力和热情,导致下面基本没人听课。而他也心照不宣,毫不在意。这样集体浪费大家的时间,真的好吗?要不你就认真把课讲好,要不就不要强迫大家来选这些所谓的专业课。

    4. 注重培养智商,忽视培养情商。大学四年基本都是上课、学习,这种紧张的氛围很难给大家充分的自由去扩展自己的生活。这种现象在工科院系尤其明显,很多男生大学四年没谈过恋爱,没见过社会,没交过多少朋友,讲话时显出不和年龄的学生气,幼稚。这样的同学呆在象牙塔还好,到了人人精明,如狼似虎的社会上,真不知会怎么样。

    5. 熬夜和宅成为风气。在男生宿舍,少部分人的习惯导致其他人被迫每天都睡的很晚,而且还要忍受写作业或者打游戏键盘的啪啪声。很多对学习兴趣不高的同学也没有想法去学校外干点别的,于是就经常宅在宿舍里玩游戏,导致寝室作息风气很差。

    我自己就是一个异类,本来按我的成绩,应该追随大牛的脚步去美国读phd才“不可惜”,或者至少在国内读个直博啥的。但我很清楚自己对科研不感兴趣,对自己做科研未来的生活前景也不看好,于是转行选择了他们不放在眼里,事实上收入和前景自认为不错的互联网码农行业,做得很愉快,目前已经着手创业了。而我的清华同学们,还天天在群里谈论“苦逼的科研生活”,能够明显看出他们不喜欢科研,坐等毕业的情绪,以及对未来的迷茫。路,还是自己有选择权比较好。

  9. 自由受限太多,团委干涉学生生活太多了,而且在团委工作的很多学生都觉得自己掌握一点权利特别厉害,慢慢变得官僚,变得不懂得正常和人沟通,说话都是三个重点五个要领……另外也希望校团委老师什么时候能把官僚的那一套说话方式收起来,真的很傻难道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跟任何不是自己的上级的人说话都是这个语气,真的不知道对方心里怎么骂你的吗?大清的厚德载物在哪里?
    还有就是团委搞活动特别喜欢形式化。点名批评清华校团委管学生科创的刘宇老师。属于那种说话尖酸刻薄,官腔十足的,没有一个名校生该有的礼貌和谦逊,而且很在乎包装,各种学生科技作品竞赛都是靠吹牛,骗人,忽悠,这还怎么教育人?
    团委就是大学生活的一颗毒瘤,被坑过好多次了,也不希望学校能怎么改变,这个改不了的。唯希望题主作为fdy不要太限制你的学生,不要为难他们,大家都是师兄弟一场,开心最重要。

    国防生就业引导: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实际相对有利的就业选择:到总部去,到北京去,到首长女儿身边去…

    抖个机灵,但应该说也反映了我们在就业引导上的一些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刻意引导学生去基层,去低端岗位,却忽视了人才培养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对于学生个人而言,则在这种引导之下,最终很可能以高昂的机会成本换来黯淡的发展前程。
    确实,我们不缺基层创业的典型,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个别典型的背后是无数炮灰的堆积。

    先去抖机灵化再说,清华人连不加段子就没人会听你说话的自信都没有,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了

    然而确实如此,没有软文没有机灵就担心没人注意的我们处在一种严肃与生活的剥离之中。我觉得清华,作为一个有最高期望的地方,失败在没有通过教育的方式解构并重新建构大多数学生的生活。

    换句话说,我们只会把诸多理想当做目标而不是以后将要践行的生活去看待。

    很可悲,因为高等教育并未在我们身上留下显而易见的印迹。我们的思考与生活方式仍然跟以往没多大区别,只不过能够稍微考虑多一点因素,需要在意多一点人罢了。我担心的是在以后的诸多考验中还有多少人能保持清华的一份自觉,想起Criminal minds里少年博士Reid的一段独白,这种知识成为一种责任推着你去想更多。当知识同以往一样仍然只是获取分数获取资源的手段时,我想教育一定是失败的。

    军训里我记得教官说他以前是被敲碎了自尊再重新拾起自尊。我想不破大概不能立,清华争抢的高分恰恰就在背离这条路,试想没有人怀着自己是傻逼的崇敬之心看待大学将要遇到的新的思维高度,这尴尬的教育只能是隔靴搔痒,和叛逆期的孩子讲道理。

    你要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问题仍然在老师身上。他们若不能唤起对知识的崇敬之心进而让学生们开始反思生活的价值,这件事将永远是个僵局。没有人愿意否定自己的现状,不从内心里渴望发现一种更快乐更值得尝试的生活,这注定是失败的循环。

    当然教育不鼓励同质化,它指向的是一个虚无的目标和一套以人为本的方法。不用指望一套体系或是什么学分绩改革能改变什么,大学是教你过上另一种生活的,每个人的另一种自然或许不一样,可千万别停步不前,那就真的精致地利己,快乐地叹息了。
    我系大三学年暑假有一个小学期,以往有一个参考的政策就是去海外一流大学的老师组里做ra或者参加相关的项目,可以替代这3学分。去年的时候我系突然收紧了这个政策,当时一个年级的很多同学都非常不满。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完全支持同学们去海外研修的,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出国,他们自己联系老师,自己申请funding,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我自己上过小学期也没几年,我觉得去海外研修,基本上一定的收获比在学校里上小学期大。但从我做这个工作的角度来讲,我很难去说服相关的老师,“去海外研修是不是属于教学范畴,谁对学生的安全负责?”,”去海外研修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可以替代暑期专业实践的学分?如何和在学校上小学期的同学保持公平?”,“是不是以后去国外上几门课就可以回清华申请相应的学分?换句话说,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拿到清华的这几学分?”,“你作为一个负责学生思政工作的辅导员,来掺和教学的事情,是不是做过了?”
    以上的这些问题,我都很难回答,一方面辅导员和同学最亲近,应该反映同学的诉求;另外一方面,学校的事情往往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中间有很多角色,也有很多人的诉求,大家都有自己心里理想大学的样子,在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上是有冲突的。就替代学分这件事情来说,在当时,学校教务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可执行的政策或者办法来指导类似的学分替代。(后来我记得某个改革办法里面讲了免修等政策)。
    这件事情之后蛮长时间里我也很沮丧,很多答案里提到的,比如阳光长跑等,是类似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清华这样的体量、这样的发展速度下,我们的很多情况变化太快了,在一些事情上缺少共识。比如我们的老师群体,有解放前后就在清华工作的,有在清华经历过动乱的,也有改革开放以后在清华读书留下来工作的,还有这几年学校从海外引进的教授,这些人的经历、价值观千差万别,我觉得如果考虑这个variation,可能要比美国大部分的大学要大。甚至学生的variation也很大,包括看电视长大的一代和用互联网长大的一代的区别,隐含的是过去几十年间迅速发展的中国带来的社会变化。
    在面对诸如国际化、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和引导等问题的时候,很难有一个大家都心悦诚服的共识,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平衡。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清华大学的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集体面领的种种问题。一件学生的事情都这么困难,可以想想陈校长当时发起的人事制度改革,所谓“使命驱动的改革”有多难做。
    不过我坚信这些事情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越来越好,我们面领这样的矛盾的时候会有更明确的底线,也有更多的自由。

  10. 工科毕业十年,混的一般,算是一名卢瑟校友,不匿名了。

    1. 大环境功利性太强,纯粹科研的氛围太少,简单说就是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 思想教育抓的过紧,延续了文革的教育风格。最简单的例子,每学年结束的素质互评,规定不同档次的比例。我觉得这是一种变形的鼓励互相揭发的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反复互评就变得很脆弱。

    3. 研究生教育失败,尤其是硕士毕业条件宽松。典型的严进宽出。

    ——代表转折的分割线——

    虽然算不上[成功]的清华毕业生,我也不觉得在这种评价体系里当个loser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所以我不匿名。
    在清华我有扎实的基本功,即使改行,此事我也至今受益。
    在清华的锻炼习惯让我的体质提高很多,虽然不太可能健康工作五十年,但是也能应付日益沉重的生活工作压力。
    在清华这种能人辈出的环境里待了这些年,我既不会看轻周围的每个人,也不会低估我自己,我觉得这样挺好。

    虽然我会批评清华的教育,但也一定会强调母校给我的巨大受益。同学情谊最为珍贵,少年时光一去不回。无论怎样,请珍惜求学时光。我觉得本质上的原因还是没能把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分开,其他问题都直接间接地来源于它。其实这是中国教育整体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在清华表现得尤其突出。
    清华的学生大体可以分为“比较优秀的普通人”和“天才”两类。前后两种人大概八二开吧,天才即使在清华也是少数,但是是比较多的少数。这两类人,表现在成绩上可能还比较连续,但仔细接触发现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分野的。应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前者的理想往往是成为比较优质的量产型工程师、经理或官员,而后者则十分多样。而清华的教育体系,对于前者而言太难、太多元,而对于后者而言又太简单、太单调。因此,一拨人不断地控诉清华的痛苦和茫然,而另一拨人则不断控诉清华的单调乏味。
    这也是要怪高考,不具备区分“优秀的普通人”和“天才”的能力。具体怎么改,我承认我也不知道,但总归是要改的。让精英有情怀的同时,也让平民吃上肉。

    补充一句。不是只有智力才是天赋。超出常人的意志力,耐力,体力,本身也是天赋。
    你见过对疼感觉弱的人吗。
    你见过对困感觉弱的人吗。
    你见过可以连续每天工作不需要长时间休假的人吗。
    我都见过。
    这都是天赋。
    不是我想,就能做到的。
    也不是你想就能做到的。

    的,就是好学生,就能得到奖励,就能在保研、社工、出国上领先别人,就是人生赢家。"

    潜在含义就是,考99的比考98的厉害,做三份社工的比做两份社工的厉害,能够拿到两份offer的比拿到一份的厉害,一学期修30学分的比修29学分的厉害。它提供了一种简单、好用的评价高低的尺度。

    清华的学生们被这种环境熏陶着,因而非常善于去完成考核指标中规定的种种任务。并且常常能够在考核指标明确的情况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清华学生最擅长迎合考核体系的要求,以此获得体系当中的高回报。

    但是,如果某一规矩不在清华人的考核体系内,清华人就会无视它。
    比如用餐礼仪,汁水四溅的、边吃边说边笑饭渣四处喷射
    比如在图书馆礼仪,旁若无人打电话
    比如宿舍卫生,有的人宿舍真的说他是猪窝其实是侮辱猪
    比如若干天不洗澡身上气味逼人的
    比如战略性退课,把难课放到大三大四再修的(我见过有把大一线性、代数放到大四修的)
    比如各种不会骑车的,八车道的路居然也能堵车……(这么聪明的脑子却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动脑筋……)
    比如能够在文化素质课上写出花团锦簇的文章,然后课程结束后就将其迅速忘掉。
    比如数学学的很好、纸面上的逻辑思维很强,但是依然说话做事没有什么逻辑,详见评论区"我见到的A都很好,但是我听说某些A都很不好"。嗯,麻烦您拿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有的素质,疑罪从无知道不?做做调查了解,用一用贝叶斯,把先验概率修改修改好不好?
    但是这些人在学校各种评价中仍旧能够获得很高的评价,奖学金、各种荣誉拿到手软

    总之,很多人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学霸、一个团支书、一个辅导员、一个清华人,却没有学会如何做一个单纯的人。他们在某一个角色当中所拥有的素质在脱离了这个角色之后立刻就衰退下来。

    有人说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我觉得不是。利己主义好歹有一个“利己”,而这种“唯考核论”完全是为了刷分,至于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坏处,根本不在意。举例来说,很多人重度雾霾天跑步刷阳光长跑,这根本就是为了分数什么都不顾了。
    十年前第一次来清华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浓浓的又红又专风,当时已诧异在21世纪,还是这个风格。然而现在情况并没有改变什么。学生对社会严重的缺乏了解,导致很多想法太幼稚,脱离实际。就业时问题就会凸显。个人看法是,多参加一些实习,即使你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实,起码能排除自己不想做的。毕竟在这个,不是人人都有李刚爹的情况下,如果学校和父辈没有那么多经验给你,那么就自己勤快点喽。另外,职业教育导向什么的,很多学校都一样,从大一起就开始邀请“光环闪耀”的学姐给你灌输通关打怪兽似的技巧(前几年四大,快消,什么宝洁,玛氏,后几年咨询,言必称 BCG, 麦肯锡)。而即使成功通关,你依旧要承受通关后没有目标的迷茫。很多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来,只是被训练成了优质的跑者,不管谁给我一个目标,唯一的追求就是尽快到达。然而却不想自己为何奔跑。其实有时候走慢一点,即使绕了个弯,也不是多恐怖的事情。

    少一些歌功颂德,作为全中国TOP2的学校,应当有自信来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引领中国教育不断革新。作为选拨出来的全中国最顶尖的学生,应该更应该有能力有自己对人生,生活,教育有自己的认识和分析,不仅仅是芸芸追求GPA,保研,而是有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承担相应后果的能力,无论好坏。

    另外,清华学生的务实与专注却实实在在是加分项。这个园子,无疑是在纷繁世界中专注者的庇护堂。

    最后依然悲观主义的结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发现并且愿意改变的人那里。然而我也并不看好。

  11. 清华大学只是人生教育上的一个环节,你也只是到了一定阶段才上的清华大学,并不是一出生就上的。因此评价清华大学到底有哪些毛病,是不理智的。而上面有人说是中国教育的问题,我个人表示赞同。
    从一个简单的故事说起:一群小孩在上课,老师教他们一个新词,叫做“甜蜜”。在我们国家可能就是直接教“甜蜜”,然后去解释,甜蜜就是很喜欢的很好的感觉,然后到此结束;但是换成另一个老师,她让同学们尝了一罐蜂蜜,然后问小孩,你们感觉如何?小孩说,好甜啊。是的,老师继续说,这就叫甜蜜,不仅这叫甜蜜,实际上父母对你们的爱也是这样的感觉。小孩会迅速记住这个甜蜜,并且能够感觉到这种真实感。
    我们的教育大概是第一种,几乎在人生的上大学的前一个阶段都是如此,知识灌输,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你要背诵,要记忆,然后去运用。但是实际上,多数人并不完全不知道一些概念是什么的情况下,并且顺利的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人生基础教育阶段。有一些人因为天赋或者其他原因,迅速的将不同的概念挂钩,并且顺利的通过了一场场考试,然后进入了清华大学。但是他们走进清华大学的同时,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天赋,也同时带来自己一以贯之的“被灌输”的毛病,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别说是什么,你问他,你为什么会这么去想?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再问,他就只能跟你着急,甚至认为你这人死板。从这里,能够大概推断出一点,一些知识实际上仅仅是一种长期的习惯形成的,就跟吃饭用筷子一样,多数人只是习惯了。
    事实上就是如此,一个建立在一个对概念只是盲目接受并且灵活运用的基础上的习惯足以让你进入清华大学,也足以毁灭自己在清华的所有幻想。
    那么清华大学是什么?他只是一个有着开放环境的平台而已,资源是有的,人也是有的。但是你的习惯确是清华大学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有人提起上个世纪的大师的时代,那个时候大家是在有思考的基础上起来的。但是现在呢?首先,一些年轻的老师就远远达不到这一点,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基础教育培养起来的,自己都未必知道某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回事,你也别指望他会向你们提问。而后者恰恰是你思想提高的一个环节,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提高,一般人也别提高了。其次,关于学生,每个人都是各地的尖子,谁特么服谁?说实在的,除了个别的确很有才华,我实在看不出多数人之间的区别。但是就是因为大学前的基础教育让自己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能这个不会?简直开玩笑。实际上很多场合下开了无数玩笑。再次,很多人受到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说什么”高分低能“,说什么”学校和社会不一样“。我真想吐槽这帮人,凡是说学校和社会不一样的,可能多半没有在学校好好待过,更不知道如何把学校中学到的知识用到真实的环境中,这只能说你还没有培养类似的能力,并不代表学校本身有任何问题。
    说到清华大学的本科,三年前我其实是最想吐槽的,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实际上,很多问题在自己,不在学校。学校只能提供一个资料库和人员库,你不能像往常那样指望学校带给你什么,而是要像一头饿狼,自己去寻觅食物,不断的挑战自己,才能有所收获。否则,大学教育实际上在你眼里就是一堆shit而已,正如之前某人说的,你心中是屎眼中的东西才是屎一样。
    说到评价标准。我一向认为”高分高能“,但是这里的高能只是潜在的,需要人引导,他一般不会自己蹦出来。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很逻辑的社会,你要想一个超强逻辑的人去做一些不逻辑的人去做事情做不好,实在太难。记得之前无意中看一个电视节目,说一个清华高材生,学软件的,现在很迷茫,钱少活儿多,但是一个其他大学的女的,居然靠卖猪蹄发财了。并且主持人问那个女的,说她会不会用这个清华高材生,她说会考虑一下。实际上她必须考虑,一个能研究物理的人卖猪蹄也是多半会成功的,说不定会更强,并不是所谓的”高分低能“。
    所以,核心来了,清华大学到底现在缺什么?我认为缺一群能够引导大家走上能力提高道路的人,这个人说白了就是人生的导师之一。我觉得有些人有这样的感觉,往往有时候一些人的一些话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为什么?就因为你心里一直有一个结,但是你一直没有发现或者一直是一个疑惑,但是突然有这么个人就随口之间或者有目的的告诉你了,这个时候你就提高了。但是这样的人首先得是哲学家,其次才能是老师。哲学家不是单一灌输知识的人,他会全面的结合你和外界来对你进行充分的认识,然后从更宏观的角度指导你下一步该怎么走。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多数人都只是老师,距离哲学家还很远很远,实际上距离哲学家的一般思维方式的老师也比较少。
    要说现在清华有没有这样的老师?当然有,好歹还是清华大学,没有这样的老师就完了,但是很少。我现在上课的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基本素质,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他们的确在这么做,这就可以了。记得之前看过施一公副校长在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话,说得很朴实,但是真的懂的有几个?也很少。所以,你还必须打破原来的那些旧的思维习惯,重新挑战自己。但是,很多人在挑战自己上就未必能抗得过去,其他的也就别提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现象,说清华有人不循规蹈矩,最后成功了。这就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只是一个资源库,核心在于我能利用他做什么,而不在于他能教我什么。而真正的教育和提高,在我看来,只能产生在自己和清华的不断冲突和互动中。
    所以,如果有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本科生,我希望你们能够充分的反思,重新认识自己。记得在《黑客帝国》里,尼欧去见那个智者,进门前的第一句话就是”认识你自己“。你只有认识你自己,你才能有所发现,你才能进一步提高,而不是每天叫着大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即使把你放到顶尖的大学里,我甚至怀疑都一样,你的旧有的思维习惯会把你彻底封死你的思维世界里,让你变成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
    清华的未来实际上掌握在所有清华人的手中,而不在于某所的决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十二公民》,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十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基础教育下的佼佼者,他们习惯了简单粗暴的思维习惯,并且谁也瞧不上谁,但是面临真正的问题的时候,又很少能够及时应对。但是有这么一个人,他提出了质疑,然后整个局面就改变了。这个人就是我之前说的人生导师。
    真理永远存在于大家相互的互动之中,而不在于你已经拥有的知识当中。但愿清华将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人,只有这样,后来的人才能真正变好。
    「清华教育」是个复合对象,我们先随意地拆一下:
    一、教育理念
    二、教育制度
    三、教育成果

    先说教育成果,我们把一所学校当做一个黑盒来考察,看看都有什么人出来:
    在这方面清华问题倒是不大。毕竟输入进来的是一群智商比较高的人,输出的时候也没把他们的智商搞低。现在清华在学术界工业圈都有很多成功校友,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我觉得清华的产出还是符合社会对这所学校的预期的。

    至于教育理念,我想核心就是自五十年代起的「又红又专」吧。
    不过到了今天,大概变成了这样:
    愿意红的学生就红,我们还会把你越涂越红,不红的你别太蓝就行。
    当然专是肯定还是要专的。
    不多谈。

    教育制度各位讲了很多,我说几个自己比较关注的:
    ①对于教学还不够重视
    在学校里我也见过许多在教学上下了大工夫的老师,但我觉得他们对于教学的热情终究是自发性的,属于个人的偶然而不是制度带来的必然。即使有某位老师,对于教学不甚关心、随意敷衍一下课堂,最后随意给下分,他在制度上也不会吃任何的亏。甚至学生都不怎么会指责这样的老师——毕竟大部分人最在意的还是最后的分数。

    ②学分与学分绩的贬值
    这一点也有很多人说。我觉得,减轻学生负担最好的办法是降低必修学分数,而不是降低学分的价值。虽然我是学分贬值的受益者(如果要求严一点说不定某几门课就跪了),但回头看还是觉得学分应该有足够的价值。我本科四年共获得了230学分(含双学位),现在看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分,是几乎没什么用的。我只是去上课并随便糊弄一下课程考核,最后脑子里什么都没剩下。

    至于很多人说的多元化引导,我倒没觉得是个问题。很多事情只要多和学长打打交道,多看看外面的人都在做些什么,自然就会明白。学生迷茫是正常的事,其实那些毕业了的人,也大多迷茫,很少有人能规划出明确的发展方向并坚持执行。给学生N条清晰的发展路径,这并不叫多元化引导。

    最后说一句,大家虽然提了很多问题,但对于个人而言,你不care它们就好了。少点GPA少点奖学金又死不了人。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