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银资本王煜全:让“中国制造”成为美国创新瓶颈解决方案

在中国制造业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恰恰也是美国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解”。所以中国需要思考的是:能不能在创新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形成控制,而不是追求和美国一样有创新力。

产业互联网时代不可阻挡的到来,我们也到了该重新定义和想象中美创新关系与“中国制造”的时候了。这也是钛媒体会发起“钛∙边缘创新大会”系列活动,力图打造中美最高规格创新交流盛会的缘起。今年5月底的“钛∙边缘”夏季峰会,即钛媒体组织全美十大前沿领域最TOP创业者空降北京——他们的公司都已跻身世界领先地位,但其未来都可以与“中国制造”有关。我们将继续在产业互联网变革与创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步步成长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世界工厂。然而,近些年的互联网大潮中,从上到下都在鼓吹“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能力反而被人们冷落了。其实,我们要在全球创新产业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在制造业方面无人能及的优势, 以己之长,补美国之短,从而才能进一步发挥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在3D打印和工业机器人快速普及之前,我们只剩下十几年的时间窗口。本文由钛媒体独家采访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由其口述,经钛媒体记者张远整理与编辑:

 

我觉得我们现在过度强调“创新”这件事了,其实创新的核心还是提振经济。当我们片面提倡创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的创新能力短时间内超不过美国,连以色列都未必超得过。所以,我们思考的就不能只是有没有创新能力,而是能不能对创新的产业链实现控制。

如何实现对全球创新产业链的控制?先要看现在全球创业公司体瓶颈在哪里,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切入。

中国制造是美国创新瓶颈的解决方案

据我在美国的观察,制造类创业公司在研发期的时候,增长非常缓慢,一旦研发形成产品,产品上市以后就会迎来快速增长,估值、市场扩展速度都跟着上去了。但是,创业公司在拐点处面临一个瓶颈:就算技术再好,但是做出一个产品离做出100万个产品,还有很大的差距。彼得·蒂尔所说的《从零到一》是不成立的,在绝大多数领域,是要从1到100万才成立的。这时就面临着一个“鸡和蛋”的悖论:你要想从1做到100万,需要很大的生产能力,但是生产能力需要巨大的投资。如果没有生产能力,又就无法吸引足够的投资。这不就是一个悖论了吗?你到底是先有投资还是先有生产能力?

前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老师和著名经济学家左小蕾老师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支持国外中小科技企业和中国制造业直接对接。中国的制造能力是现成的,而且know—how都有,只需要改一下生产线,形成生产能力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可能是解决全球创新爆炸之后面临的生产瓶颈的唯一的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解提供给全世界,就意味着未来的创新里面,中国将取得很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制造业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恰恰也是美国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解”。

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能不能在创新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形成控制,而不是追求和美国一样有创新力。虽然我们的创新能力并不强,但我们手中制造这张牌很厉害,可以对创新产业链提供支持,反过来也就是控制力。

中国是全球唯一的开放的大规模制造基地。日、韩、欧洲都有大规模制造能力,但是不开放,小米为什么诞生在中国?因为在美国,你找不到一个开放的第三方公司帮你生产100万台手机。所以,开放制造和大规模同时兼具的,只有中国。如果全世界创新产品的量产都在中国完成,我们就掌握了话语权。

以前我们的量产是 OEM甚至是代工,来料加工。今天,我们可以在美国先投资,再带回中国来,帮美国的企业解决了腾飞的瓶颈问题。我们至少是它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参与利润分成。

美国的创新产业链里面很多时候是资本强势,因为创新再好,如果没有人投资设厂,就会死掉。资本强势意味着创新者必须把大部分利益割让给资本,美国很多优秀的制造型创新企业,创始人股权被严重稀释。

所以,中国谋求的不应该是创新,而是对创新产业链的控制。

 

开放式创新潮流是我们的机会

改革开放前30年招商引资的核心是什么?用邓小平的话,叫:技术换市场。但实际上我们是用市场换技术,而且我们没换来技术,换来的是生产能力。当时这套模式是可行的,因为在1980年代之前,先进技术都掌握在大公司手中,换来的先进制造其中就包含了很多技术。

80年代之后,通过这30多年的变迁,我们发现,前沿的科技绝大多数不在大公司手里了,而是分散到了小公司手里。现在大公司没有新的技术给你了,它要依靠并购。

因此,现在我们合作的对象要换了,换成掌握技术的小公司。

这是美国80年代以后形成的开放式创新(我把它称之为“积木式创新”)新潮流。这个潮流在未来会形成对大企业颠覆式的影响。今天大公司还能称霸,已经不能依靠单项科技领先了,因为都在小公司手里,它要依靠系统复杂度。比如,无线充电技术,过去想都不用想肯定在 GE的手里,现在,世界最先进的无线充电公司叫WiTricity,做了7年也不过70多个员工。

我们投资了一个做航天飞机的公司,几十个人的小团队在加利福尼亚沙漠里做出了一架航天飞机,这在以前必须是成千上万人在大公司内部集体合作。但是,“看不见的手”在企业内是失效的。过去,大企业内部的独立功能现在纷纷拆解成了小企业。小企业只需要有一个很强的部分,其他的几十家公司都可以“拼积木”一样围绕它形成一个大的系统。这家公司在火箭推进发动机方面技术领先,在这个基础之上把其他公司整合起来,就做出了一架航天飞机。其实,它动用的人力、物力不亚于一家大公司。但是,这个过程中存在竞争,优胜劣汰。这样的效率就要高于大公司,而且“看不见的手”是有效的。未来,你甚至能够看到一个小公司可以做核电站。

当航天飞机都能这样造的时候,就意味着替代Cisco的企业就不远了。假如一家公司在路由器技术上大大超越了Cisco,其他东西一样也可以整合。今天,航天飞机还是个案,很多领域,大公司还是依靠着系统复杂性,完备的解决方案来战胜小公司。但这件事10年、20年以后可能就不成立了,未来我们可以会看到:大公司的市场会急剧萎缩。

 

3D打印和机器人抢跑

这件事的本质是创新的难度越来越高,因为技术越来越复杂,形成一个产品需要的系统结构越来越复杂。但同时,我们又希望创新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创新的高难度和低门槛之间的差距是核心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会有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

怎么释放?就是把公司内部的功能全部“公司化”,这些公司再像积木一样组合起来。

美国的创业者绝大多数岁数都在三四十岁以上,为什么呢?好专利也会挑好的CEO,因为人家凭什么把专利交给你?你要出示自己的cridit、track record。但是企业经营的经验和信用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没有捷径可走,能证明自己够强CEO岁数都小不了。

你首先要够强,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拥有够强的专利的首席科学家(科研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累积并实现关键突破的,所以首席科学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白发苍苍的老者,而往往非常年轻),“双长制”就形成了,核心积木就拼出来了。其他就在此基础上拼插,就能迅速形成这样一个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短板都会被“关注”,被大量涌入的资本想进办法去提升。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制造。国外的整个创新模块,就差制造这一块板了。

怎么样补上这块短板,就是中国要做的事情。

美国为什么能够形成即插即用的“模块式创新”?因为中国的企业都不是标准件,需要团队多年磨合。一旦CEO下台,就意味着公司基本上散架,新领导上台意味着新一轮的“磨合”开始,员工大换血,和做一个新公司没区别。美国社会的职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这意味着美国企业的界面是标准的。虽然他们没有量产能力,但你看他们为量产做的准备,你会惊叹。每一个材料是怎么保存的,所有的说明书是什么样的,全部标准化,意味着我们能够快速学会怎么帮对方制造。这是中国制造业亟需提升的地方,变成可以迅速拼插的标准件。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因为3D 打印已经不远了。美国一家公司已经开发出多种材料的实时3D打印,人家正在淘汰我们的制造能力。另外一个威胁就是工业机器人。在这些技术没起来之前,如果我们已经形成了核心控制链,就能够长期生存下去。中国只有十几年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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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中国制造业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恰恰也是美国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解”。所以中国需要思考的是:能不能在创新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形成控制,而不是追求和美国一样有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