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柳传志:为啥社会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一个老头儿,坐在地上,别人扶他起来,他反咬人家一口;钓鱼执法,或者是瞪着眼睛公开造谣,等等等等。我们难免会去想,咱们中国不是把忠信、仁义作为文化传承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呢?!

为啥社会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为啥社会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最近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饭局上,在微信圈里,经常听到、看到开骂,骂的对象常常是我们自己,调侃、揶揄自己,但是用的是挺难听的话,经常还是和生殖器官有关的词,诸如屌丝、傻X之类,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跟着就是拿更难听、更肮脏的话去发泄对周围很多事情、对人的愤懑。由于价值观的严重对立,就造成了不但骂,而且还开始造谣,造出谣言然后再对对方进行批判,越说越难听,简直就失去了羞耻心的底线。

细想想,骂的内容到底跟什么有关呢?应该说50%以上是和诚信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像假冒伪劣商品、有毒食品等等。比如一个老头儿,坐在地上,别人扶他起来,他反咬人家一口,比如钓鱼执法,或者是瞪着眼睛公开造谣,等等等等。我们难免会去想,咱们中国不是把忠信、仁义作为文化传承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呢?!

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比如说有宗教的国家和没宗教的国家的区别,比如说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宗教的区别,也有的研究到比如说少年儿童教育的区别等等,我倒是想得比较简单,我只是拿自己生活中的情况去做个对比。

今天在座的朋友中型企业居多,年龄三十多岁、四十岁,我就讲自己所看见的事。1984年、1985年以前,中国基本全是国有企业,大、小饭馆都是国家开的,效率非常之低,服务非常之不好,餐馆挺脏,但是它不会给你上地沟油。企业效率不好,但它不会做假冒伪劣,这个基本没有。

市场经济以后,民营企业出现,老百姓挣的钱可以归自己了,于是开始有各种挣钱的手段,如果监管不力的话,那什么事情就都可能发生,劣币就会越来越多。那监管怎么就会不力呢?这个我也有分析。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中关村(10.80, -0.05, -0.46%)办企业,政府官员的效率真的也未必高,而且对民营企业可能还格外看不起,但是他要想找企业要东西,想要给自个儿捞点好处,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心里是会紧张的,还是会脸红心跳。随着这么二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变成了一个当时想都想象不出的样子。那是什么样子呢?

我大学是在军队上的,算是当兵的出身。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总政治部,那是军队精神灵魂所在,是军队精神的司令部。我当兵的时候,唱的歌都是“我为谁来打仗”,军队和老百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总政治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军队里的组织部,凡是当官的官衔那是他们发出来的,需要上面批准,但他们是主办单位,权力极大。就是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总政治部的主任就会变成了大贪污犯?钱怎么个贪污法?买官卖官,把师长、军长标价钱卖出去。

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在卖,他一边卖着官,可能一边还唱着那些神圣的歌。我想,下面花钱买官的那些人,听他在唱那些东西的时候,心想这些原来全是假的,我照样可以这样办。于是我还听到说,有的地方要交多少钱才能当上兵。这样的兵能打仗吗?当花钱买来的官,他的目的能是为了人民去打仗?而且他们都有家属,这会把这样的事全传开。

再有,公检法在我们国家那是神器,是用来打击坏人、保护好人,谁触犯了法律,那是很重要的手段,公检法的最高领导当然是政法委书记,竟然为了谋求私利也在贪污。这时候还能谈得上对什么东西监管?

我们国家的股市,谁都知道,如果改成注册制,那马上就会好,为什么不能改成注册制呢?因为注册制如果没有监管就会坏得一塌糊涂,但是如果其中有的人受监管,有的人不受监管,那还能监管吗?在我们国家,法律的解释也变得非常随意化,从哪来的呢?根儿还不就是从这儿来的吗?

1998年前后,联想在广东的一个生产基地,被当地海关说是走私,海关关长一定要我过去。后来知道是我们下面的同事确实不对,说话顶撞,冒犯了人,走私确实是没有的。但是反复承认错误、解释,就是不行。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后来,深圳海关的关长因为走私石油出了事,他是收拾我们的这位关长的顶头上司,想要处罚我们的这位关长也潜逃了,被抓后判了18年。法律到了人家嘴里可以随意改!一个老头儿假装被撞,谁扶他讹人家钱,这种碰瓷的要是跟这样的事比起来,听着就没那么惊心动魄了。

我以前看报纸,一个货车司机,进上海时碰到有人再三央求带一段,人一上去,他就被逮住了,非说他是黑车,结果是钓鱼执法。他怎么都说不清,为了说明心迹,动刀砍了自己的两根手指头。我就在想,他在动刀砍自己手指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好在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新的领导开始抓这些贪腐,把这事刹住。让我看,还不够过瘾,不是抓的人不够多,我是对审判不过瘾。审什么呢?审的都是贪了多少钱,拿这个量刑定罪,要这样审,就跟审非法集资差不多,跟审哪个银行的人携款潜逃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判刑。但实际影响能一样吗?

卖官能把中国带成这个风气,它是能拿经济衡量的吗?要是这些人弄下去,那就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对老百姓好的影响,会彻底给毁掉,把中国的前程彻底毁掉,把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希望彻底毁掉了。这到底应该由哪个法庭审?应该怎么个审法?

改变这个,真的是要靠国家政策大环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就是皮。咱老百姓主要的还是希望这张“皮”好,我们不就是上面“毛”吗?

为啥社会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为啥社会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我们能做什么呢?有两件事我们是能够做,也应该做的:

一个是我们应大声疾呼弘扬商业正气,要把它喊出来,因为毕竟我们做企业的,后面有千千万万的员工,我们的产品、服务联系着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应该发出声来,今天这个诚信中国行动联盟,也是我们发声的一种表现。

第二要做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更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做比说要重要得多,我们得做出来。我在这儿保证,我的企业和我本人保证做到:一定重信誉、重承诺!不只是说,我自己一直确实是这么做的,我把名声看得比金钱重要得多。对内对外,我承诺的话努力做到,基本都做到了,定的规则一定自己严格遵守。

在我所参加的组织里面,大家定好了说开会不迟到,那就真没有人迟到,说开会不准玩手机,有重要的事拿手机出去接听,那就真的能够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得做到,不管是谁。

另外,在交易中我们确实真心真意做到把信誉、把承诺看得比钱重。我个人是把朋友的情义看得比钱重。至于说我的朋友之中,还有好多企业家朋友,人都是好人,但诚信的名声并不太好,我细想过,有两点建议。

第一条,承诺之前要努力想清楚,诚信本身不光是一种态度,它还包括了能力,你做不到的事就别答应,答应了以后就要坚决做到。

有些同志甚至领导请我来参加或者主持什么事,不管是我多尊敬的人,要是做不到,我也推了。他说,老柳你出来,这事就做成了。我之所以能做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都做。你要是答应什么都做,就会变成什么都做不到,于是就变成了到各个会场上,这坐一会儿就走,那坐一会儿就走,忙得不得了,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承诺的事一定要认真,定了规则就要严格执行。

第二条,不要和没有诚信的、或者说那些不好的人打交道。

不讲信用的人也是分两类,一类人本来还是好的,但后来由于“劣币”越来越多,“劣币”只占便宜不受惩罚,于是“良币”自己没有定力,就被变成了“劣币”。这种人还是可以打交道的,但是要教育。

我这儿也举个例子,大概1987年或1988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和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打交道,从国外进口元器件。这个人的毛病就是说话容易随便说,尤其是时间问题,他随便答应,答应完了随便就迟到一两个小时,完全不管你的事情,令我非常恼火。

当时还是我们求他的多,忍着了,后来熟了,我跟他说,你下回不能这样,否则我也给你来一次。他哈哈一笑,没当回事。后来有一次,他该找我要钱,而且这钱要得挺急,如果没要到他就会有麻烦。俩人约好了晚上7点见面,我在沈阳宾馆19楼,电梯对面有个茶餐厅,我坐在里头,可以看见他。

他这回是提前几分钟就上来了,来了看我没在,非常奇怪、着急的样子,又下楼。后来又上来,来来回回好几次,把他急得不行。折腾了他一个多钟头,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也着急,事给他耽误了也不行。我就出来,告诉他我在这儿。从此以后,不知道他跟别人怎么样,跟我这儿再没有迟到或者食言过。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大家定的规矩,都要遵守。

还有一种人,天生就不是好种儿。我们千万不要为一些利益所诱惑。人们老容易说,谁谁谁不错,他不错,实际上是对你不错,他是有求于你,你要看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因此,要辨别人错还是不错,是好人坏人,实际是要从后脑勺看他的做法和品行。我这里其实有很多例子,联想是由于不做这种事,不贪这种便宜,避开了多少次危险,这里面有很多很有名的、很大的公司,有的还是很有权力的人跟你说的事,好在我们抵制住了诱惑。跟公司打交道也要特别注意,弄不好最后也会变成了一身的官司,变成狗咬狗一嘴毛的时候,那真的就说不清楚,我们的声誉必然受到影响。

所以,有一个诚信联盟来区分谁是好人,谁是有瑕疵的人,谁本身就不是好种,还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想今天发起这件事的朋友,最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就是说到做到,要以身作则,这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我们这些商人,以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力量,能为中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本文根据柳传志在“诚信中国企业行动联盟”上的演讲整理)

(作者介绍:柳传志,中国著名企业家,投资家,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名誉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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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个老头儿,坐在地上,别人扶他起来,他反咬人家一口;钓鱼执法,或者是瞪着眼睛公开造谣,等等等等。我们难免会去想,咱们中国不是把忠信、仁义作为文化传承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