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代表人物张謇:一个总能在坏局势里发现变革契机的商人

历史是底层社会渐渐推动的,但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但从历史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全民启蒙,更需要精英参与,需要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和引领者在哪里?

中产阶级的胸襟与力量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我们一贯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社会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和震动。

1907年,南通成立保坍会,1917年又成立水利会,会址设在农会,两会的会长均是张詧。前排左三起: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张謇,张詧。

1907年,南通成立保坍会,1917年又成立水利会,会址设在农会,两会的会长均是张詧。前排左三起: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张謇,张詧。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一再强调中体西用的艰难政治氛围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他们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这一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的东西。

张謇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坚守改革,不到绝望之时绝不轻言放弃;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张謇又能顺应大势,引领变化,既不为旧制度殉葬,也不让社会持久动荡、秩序失范。这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胸襟和力量。

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君主立宪

在甲午战前的很长时间,张謇以举人的身份混迹于军界、官场。张謇出身平民,没有奥援,无可凭借,在官场和军界很难有机会出头,尽管他在吴长庆幕府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甚至获得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等高级官员不同程度的青睐,但张謇像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深知,决定自己在官场能走多远的关键,是能否获取功名。没有功名,在那个特殊的“唯精英体制”中,很难有多大出息。所以,在获取功名前的二十六年间,张謇二十多次进出考场,直接消耗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一百多天。

张謇与家人。左起:柔武,非武,陈石云,粲武,张孝若,张謇,融武,吴夫人,聪武,养子佑祖,养子襄祖。

张謇与家人。左起:柔武,非武,陈石云,粲武,张孝若,张謇,融武,吴夫人,聪武,养子佑祖,养子襄祖。

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中国先前数十年的繁荣发展终于没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痛定思痛,中国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航程。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君主立宪,在于重构中国的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政治变革,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1895年,张謇列名上海强学会,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深度介入1898年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互保。1901年,清廷新政重启后,张謇理所当然又成为新政以及稍后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

周旋于朝廷与立宪党人之间,岂能“在商言商”

晚清宪政改革尽管出现诸多状况,但大体上说,摄政王1908年接手后,继续沿着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路线图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如约宣布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宣布内阁官制;宣布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宣布设立弼德院、军谘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几年的中国政治改革史,就知道这几点宣布确实不容易。

中国的悲剧在于,奋斗多年的宪政还没有完全成立,就发生了“宪政危机”。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十三人中,竟有九名来自皇室或贵族,因而被社会各界调侃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面对如此困局,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声妥协,更没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正轨。面对政治逆流,张謇忧心如焚,他担心中国人奋斗多年争取来的宪政很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遂至上海找宪政同仁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商量。他们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间故事,劝摄政王要像慈禧太后、恭亲王那样,展示博大胸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有学问有阅历的汉臣,不要为满洲贵族一己之私而丢掉天下。张謇等人的书面劝说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地立宪党人不同方式的抗争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以为用人行政为君主大权,他人不得干预。摄政王其实忘记了此时的君主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的君主并不是一码事。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机,各方面瞩目于张謇等“中产阶级”:立宪党人希望张謇利用“权势”劝说朝廷重回宪政正途;朝廷希望借重张謇等人的声望平息民众不满,恢复秩序。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的“国是”立场。

张詧(左三)张謇(左四)张孝若(左七))与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左六)。

张詧(左三)张謇(左四)张孝若(左七))与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左六)。

各方面的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短短几天时间,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轮番会面,张謇始终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表达自己的观点。张謇的观点受到了主政者的赏识,很快就有人动议任命张謇出任要职,或以“宾师之位”,或任内阁秘书长。张謇闻讯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京,是受东南各界委托表达宪政关切,现在如果“得官而去”,与其做人宗旨相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

张謇的态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层,使他在与清廷诸公谈话时更加自信和坦然。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收获改革成果的季节,绝不应让一些程序性的细节破坏政治的良性发展。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访,集思广益,为化解时局危机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当人们闭嘴静观朝廷一错再错时,张謇在“尽最后之忠告”

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就外交、内政诸多问题表达了关切,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有三大危险,中国内政同样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局。

关于外交,张謇建议朝廷注意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这三件大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外交当局都应该做好评估,提前防范。至于内政,张謇提出朝廷必须高度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各地灾害频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实的关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议局沟通上下,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第二,各地商业经营已经极端困难,朝廷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盘活金融,繁荣市场。第三,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握好中美关系。中美联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间合作与善意培养,值得格外下功夫。对于张謇的六个建议,摄政王点头称是,以为说得极好。他建议张謇就具体细节与载泽或其他大臣细谈。在与庆亲王谈话时,张謇直截了当地谈了许多问题。第一,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张謇建议朝廷高度注意东三省发展的急迫性。第二,张謇向庆亲王痛陈国内政治真相,以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可能远远超出朝廷的想象。张謇诚恳劝说庆王爷:“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在与载泽、盛宣怀谈话时,张謇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解决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他认为,各省民众响应朝廷号召集资修建铁路并没有错,朝廷出于政治、社会、金融安全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统一建设,也没有错。但是,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人民,让最下层民众因吃亏而抱怨朝廷。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出现的亏空,张謇建议应先由中央财政买单,无论如何先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朝廷的对立面。张謇认为,只有让一般民众解脱后,才能谈得上惩处四川铁路公司高层的贪腐问题。否则,一旦铁路公司绑架了民众,铁路干线国有化引发的政治危机将无法想象。不幸的是,盛宣怀太自负了,他用财经专家的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不知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收民路归国有只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政策的主旨“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盛宣怀的专业与自负,让清廷在关键时刻及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多企业家解读:www.yangfenzi.com/tag/qiyejia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自讨苦吃。

1911年,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13人组成: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1911年,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13人组成: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他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的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更愿意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种小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立宪失败,转向共和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因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正目睹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12日抵达南京后,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不喜欢革命,真诚地希望社会稳定,并开始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此后几天,他分别拜会了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的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还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然而,形势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了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大势,谁也无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的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将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共和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的自私和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同情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一个改变的理由和契机。试想,如果不是张謇出面劝说摄政王、庆亲王;如果不是张謇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如果不是张謇、赵凤昌等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黄兴有比较友好的关系,可以比较顺畅的沟通;如果不是张謇这一批实业家、立宪党人过去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深耕底层,东南半壁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怎会如此稳定,半个世纪前的混乱极有可能在东南地区重演。历史是底层社会渐渐推动的,但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的中国当然与张謇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全民启蒙,更需要先知先觉,需要精英参与,需要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和引领者在哪里?这是我在阅读这部《百年张家》时忍不住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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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一人救一国”,“以一人敌一国”。这是晚清著名商人张謇的话。张謇的商业帝国在十几年间迅速发展壮大,又在几年间迅速衰落破产,都是因为情怀。
      
      作为一名商人,张謇有着极为宏大的抱负,他一生信奉两个主义,在经济上信奉“棉铁主义”,也就是依靠棉纺织业和冶铁业发展国民经济;在政治上则坚信从“村落主义”中可以找到拯救中国的方法。所谓“村落主义”,其实就是地方自治的代名词,在封建社会谈“自治”二字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所以张謇采用了一种变通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理想。
      
      除了创业初期手头拮据的那几年外,张謇总是不遗余力地把钱用到扩大生产规模和经营种类上。据史料记载,在大生纱厂开办之后的十余年间,张謇陆续开办了垦牧公司、冶铁厂、纸厂、火柴厂、盐业公司等。这样大规模、多种类的兴业办厂,令人望尘莫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海垦牧公司,当大生纱厂顺利运转起来之后,纺纱原料——棉花的来源成了问题。此时张謇做出惊人的决定:围海造田种植棉花!为此他创立了通海垦牧公司,筑起拦海坝,先后造田十二万亩,仅此一项便前无古人。张謇办垦牧公司,也是为了给南通人一个稳定的就业来源,这其中所体现的依旧是他为民谋利的情怀。然而张謇的实业之路却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当他把目光投向更远处时,一道又一道阴影如同永夜般拦住了他的去路。
      
      张謇曾经试图将南通的自治模式扩展到更大范围,为此他推动了“徐州建省”计划,也就是在苏北建立一个独立于江宁以外的政治经济中心,此举触及了地方官吏和朝廷大佬的各方利益,在他们联手阻挠下,徐州建省仅仅是设立了一个名义上由漕运总督改名而来的江淮提督而已,与张謇当初的构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另一个打击是,后来他极力谋求与外国资本家联手兴办海外贸易公司,最终也因为帝国主义不愿意张謇把企业做大做强而以失败告终。
      
      徐州建省和海外贸易的接连失败,让张謇逐渐变得急躁冒进起来,他深恐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有生之年不能得以实现,于是加大力度进行各项实业投资,此后短短数年间,他在没有认真考虑成本与销路的情况下,又在大生一厂、二厂的基础上接连建了六个大型纱厂,到了大生八厂建成时,这种违背企业经营规律的大规模兴厂行为已经让大生公司不堪重负。
      
      可叹的是,此时的张謇为了让南通成为一个在民生经济上真正不依赖于外界的自治区,又接连动用企业利润兴办教育与慈善机构。他在当地总共开办了370所小学、6所中学和3所高等学校,还设立了新育婴堂、墓园、栖流所、养老院、济贫院、女红传习所、残废院、聋哑学校……甚至还修了700余里的马路。客观上说,张謇的慈善事业对于缓解南通社会矛盾,培养企业所需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是对于已经因为投资不善而效益不佳的大生公司来说,如此大规模地捐助慈善事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由于逐年亏损和负担过重,大生公司终于挺不住了,致力于“以一人救一国”的张謇终于到了不得不考虑向外国借款来维持企业日常经营的地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竟然是日本人站了出来,答应帮助张謇。
      
      悲剧的是,张謇先前的“以一人敌一国”,“一国”指的也是日本。张謇的从商之路起于中日甲午战争给他带来的刺激,他生平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头号大敌。从他创办大生纱厂之初订立的《厂约》中,可以明白地揭示出张謇开办纱厂的目的。“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本所必须,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敌,无异沥血肥虎。”他执著地认为,只要能在南通将日本人的经济势力驱逐出去,那么全国各地自然会以此模式为借鉴,达到在全国范围内驱逐日商的目的。
      
      张謇的大生纱厂在起步之初,凭借着当地人对日本历年剥削的仇恨,顺利取得了原料与销路,还多次在纺纱和织布领域狙击日本商人,让日本人损失惨重,可以说日本商人对张謇恨之入骨。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以极低的利息提供给他3000万到6000万的资金摆脱危机,张謇此时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但他为了大生公司的未来,还是准备接受这笔借款。然而让张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的借款本身就是一颗裹着蜜糖的毒药,此后两年间,尽管他屡次催促,日本人却迟迟不履行借款合约。
      
      等到“一战”结束后,原本无暇顾及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缓过气来,迅速扼紧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喉咙。再加上军阀连年混战导致民生凋敝,原本已经举步维艰的大生公司首当其冲,在原料供应、生产设备、产品销路等各个领域受到沉重打击,很快就不得不宣布破产。
      
      张謇一手创立的商业帝国终于轰然倒地,失去了信念支撑的他,晚年是凄凉的,他曾这样叹息:“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张謇自始至终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也是一个悲剧性英雄,他的理想追求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差距过大,情怀带给了他勇往直前的勇气,却也埋下了悲剧收场的伏笔。

  2. 如今,在南通的大街小巷,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张謇当年干事创业所留下来的痕迹,也可以感受到市民对张謇的敬仰和感激之情。可谁能想象90年前,张謇的逝世给整个南通,甚至整个中国带来的悲痛和震动?

    让我们翻阅当年报章,打开尘封的记忆!

    1926年8月24日,《通海新报》的“南通新闻”于头条位置刊发了一则简讯:

    张啬公逝世志哀

    张啬老病状昨(十六)晚忽变,即打强新针无效,于今晨八时势益加剧,牙关紧闭,知觉全失,延至十二时三刻溘然长逝。治丧处设濠南别业,已分电北京、南京、汉口、镇江、上海报丧云。

    这则消息顿时震惊了南通城。当天,张謇的濠南别业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门前的马路上“汽车往来如织,包车衔接而行,尤形拥挤”。至8月25日,“本县各区人士暨外埠来通吊唁者不下三千人,其中以如、海、崇、泰等县到者为最多”。“吊客中如张镜湖、吕鹿笙、陈星南、袁南生、章希瑗诸老,与啬公生前交谊素笃,哀恸逾常”,“韩国遗老金沧江受啬老荫惠尤多,痛念故人谢世,号哭极为凄惨”。

    在张謇的家乡海门,人们得知张謇逝世的消息,纷纷赶往常乐镇张謇的尊素堂哀悼。8月25日,“午间秋雨淋漓,新河湾马路上,各吊客车辚辚不绝于道”。29日,常乐镇“扶海宅预备红伞、清道旗、高帽、亚牌等,赴四扬坝迎接运河汽船送来啬公灵位”,灵位“由长兴过常乐,两镇各店铺皆供设香案致敬”。

    “各方要人纷纷致电唁问”,唁电、唁函、祭文、诔词、挽联、挽章如雪片般飞往濠南别业,有2243件。江苏省省长陈陶遗“特电嘱其公子端白留通送殓”。致电唁问的还有辛亥革命元老和当时在任或卸任领导,张謇的生前友好、门人弟子,张謇所创事业的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后来,所有这些唁电等连同张謇生前收到的寿序、寿诗、寿联和颂词,被编成《张南通先生荣哀录》,以纪念张謇。

    8月25日,风雨如磐,老天似乎也在为张謇逝世而恸哭。午后未时,张謇大殓。“采用祭天大礼服,棺柩外髹珠红色”,“鸣礼炮二十一响,军乐、哀乐、锣声并作,声震数里外,炮声远达念余里”,“闻者不禁肃然起敬”。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入殓时所穿内衣是由他亲手创办的大生纱厂所产的棉布制成。“殓毕,设主祭奠。主系白绫制,上书‘显考张太公啬庵府君位’十字,据闻系孝若公子拜题”。

    张謇出殡,民众送行

    全国各地的吊唁者蜂拥而至,素车白马,不绝于途。年逾古稀的前省长韩国钧,淞沪商埠督办丁文江,上海交涉使许沅亲自前来吊唁;前总统曹锟,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省长陈陶遗,浙江省省长夏超,沪海道尹傅疆,徐州总司令陈仪,前财政总长周学熙等派代表前来吊唁。为此,治丧处设立招待处专门从事接待工作。治丧处还特别邀请相关人士约计150人,分日轮值,分别负责军界、政界、外宾、实业、学界等接待工作。此外,还安排了驻沪、驻天生港、驻芦泾港、驻任港、驻各轮船、驻各旅社等的接待人员。

    通崇海泰总商会发出通告,要求各商店、工厂一律停业半天。各学校停课3天。各法团、机关一律停止集会,降半旗3天。在张謇创办的所有实业、学校及其他各类社会公共事业单位都举行了追悼会。位于崇明外沙久隆镇(今属启东)的大生二厂,联合驻崇警卫团、大生高级小学,以总办事处为会场举行了为期3天的追悼会。江苏教育会于上海职工教育馆举行追悼会。北京的社会名流以及张謇在北洋政府任职时的同僚汪大燮、熊希龄、梁启超、庄蕴宽等在弘内广济寺举行追悼会。8月25日、26日,《通海新报》连续两天刊登介绍张謇生平伟业的文章,说“张啬公先生道高望重,举世钦崇,其尽瘁地方自治事业,维护东南安宁,嘉惠通邑人士及苏省各县者,实足令人铭感无已”。

    张謇逝世后,作为地方军政长官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江苏省省长陈陶遗立即致电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请求予以“明令优恤”“颁给饰终礼”。9月3日,北京政府颁发“大总统令国务院摄行”说:“前农商总长张謇,耆年硕德,体国忠诚,位望崇隆,邦人所重。民国肇造、于建设因革诸大端多所赞助。嗣后总筦农商及督办水利、导淮、商埠各事宜筹画经营,效绩昭著。比年引退,尤复振兴实业,造福邦家”,决定“给予治丧银三千元,派陈陶遗前往致祭,生平事迹宣付国史立传,并交国务院从优议恤”。

    10月22日,由通海镇守使公署、县知事公署、警察厅、通属总场长公署、通如货物税所、江海关南通分关、议事会、参事会、通崇海泰总商会、农会、教育会、教育局、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实业总务处、水利会、保坍会、地方路工处、慈善款产经理处、南通市董事办事处等单位联合向民众发出公告,召开追悼张啬公大会。27日,报纸详细报道筹备工作。

    10月29日,追悼大会于南门浦子巷的公共体育场举行。会场门外有布扎牌楼3座;会场中架台上高悬啬公遗像,旁张挂挽联,案上供设祭品,架台四周围用白布、花圈及纸灯、布球装饰。“清晨即有来宾络绎莅会,至八时许到者愈众”,到会者计有万余人,“会场虽甚广阔,然以到会者甚众,大有人满之患”。全体到会者均于左臂配戴黑纱,除学生、军警穿制服外,其余一律长袍马褂。以通海镇守使张仁奎、县长瞿鸿宾为首的地方官员以及孙瑾臣、于敬之、顾贶予等社会名流参加了大会。会场上虽然人数众多,但秩序井然,所有参会人员全部按照筹备处事先编配绘图通告的位置站立。上午9时,赞礼员摇铃开会,升礼炮17响,奏哀乐。大会主席首先报告开会意旨,接着由高楚秋宣读啬公略史。随后全体行三鞠躬礼,静默5分钟。王孟毓致追悼词,追悼词称颂说,张謇“会遭世变,生平所抱负不克自效于国,又不肯降志辱身、浮治仕途以自损,遂乃倏然引退,戢影州闾,又得退公先生解官归里为之策画,共济艰危。故一方领袖群流,持全国舆论之中心;一方经营村落,作地方自治之先导,如是者盖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先生之心力,盖无日不倾注于地方;其勤劳所获之资耗于地方者,以数百万计;先生盖视地方如一家,视地方之官民如一家之人。迨今地方事业,灿然大备,而先生负债累累,而老病,而溘逝。先生之逝,岂惟一人一家之不幸?实一地方之不幸,盖有先生,而后有今日之南通;有今日之南通,尤不可无先生。”大会最后,全体齐唱追悼歌。这一天,南通全县下半旗致哀,各学校停课,全县禁止屠宰。

    追悼会后,《通海新报》上有文章说:“南通举行盛大之追悼会者仅两次:一悼孙中山先生,一悼张啬庵先生。”文章对两次追悼会作了对比:“孙为建设民国之伟人,追思悼惜,义不容免,然犹非出于情。若张先生者,则南通自治之导师,南通之有今日,悉为先生一人拮据经营,所构成其设施者,无老无幼,无智无愚,罔不沾其惠而被其泽。情之所感,虽欲不追思、不悼惜,可乎?”还有文章在回顾了张謇的丰功伟绩后说:“其功固无可限量,以故先生之殁,县之人尤其有特殊悲悼之感情。”因为有此“特殊悲悼之感情”,所以这次追悼会“非徒具形式、敷衍从事者可比”。

    张謇墓地

    11月1日是张謇出殡的日子。这天天气晴朗,霜露凝素。黎明时分,由王孟毓任主持,杨薇生任总指挥,在濠南别业前的马路上开始编排仪仗。仪仗从导引线开始,一直排到灵车,共有120项,濠南别业往西两里的马路都被占满了。马路两旁列队站着张謇创办的14所学校近3000名师生代表以及军队、警备队、警卫团和工商团的代表。上午6时,随着炮声和哀乐声响起,出殡队伍出发。1万余名送殡人步行执绋、肃穆相送。沿途设祭者极多,10万余人如墙如堵,屏息嗟叹。据记载:“仪仗中最为特别者为方相氏,俗称开路神,高约五丈余,以彩色纸及竹篾扎成,各服盔甲,持矛戟,状极魁梧。其一眼眶瞳人突出,活动有生气。又各种鲜花篮、鲜花圈么匾牌之属制作精巧。灵车上之缎罩系天青色,锦绣斑斓。”

    队伍从濠南别业向西走,由模范马路,通过交通银行角转弯向南,经过公园第三桥至西公园车站,向南经过姚港坝,由松树路经女师范校前至易家桥,再由灰堆坝向东一直到大生副厂停车公祭。各界在大生副厂设路祭向啬公致敬。送殡者也在这里辞柩,告别敬爱的啬公。随后,按事先编定的随柩赴茔执事单重新编队起车,直达袁保圩茔地。12时,啬公灵柩被安放到墓穴。啬公之墓庄重而简朴,占地约90平方米,周围植树及辟为向道,不用石人石马,墓上不铭不志,仅在石阙题刻7个字“南通张先生墓阙”。

    从此张謇长眠在他自己选定的长眠之地。他曾自拟生圹墓门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从此,苍翠的五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3. 清代状元张謇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影响巨大、声望颇高,在张謇眼里,没有比国家利益更高的政府利益。当一个旧体制愿意更新并处于更新阶段时,他会与其保持最大诚意、最大程度的合作;任何人都不会说张謇顽固、保守。无论处于任何政治集团、任何人主宰的政府,他都会勇于站到前台严厉批评当局的失策,这就是张謇。

    光绪二十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岁。为了祝贺她六十寿诞,皇宫里头特地设立了个规矩:这一年要增考一期恩科状元。

    本来状元是三年考一科,这次它不受这个三年之限。这一年去考的人也不少,在初考的时候呐,张謇考的六十名贡士。在京城,从乡试、会试一直到殿试,一共化了三十五天。在这三十五天当中,张謇也认识了不少人,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先生。他对张謇比较了解,晓得他有学问,也想成全他。正好他这时又考了六十名。

    翁先生就向慈禧太后建议,今年这恩科要打破常规,要选一名有久远纪念的人当状元。

    慈禧就问:怎么为久远呢?

    他说:依臣之见,往年是第一名贡士当状元,今年就以六十名贡士为状元,以示太后的六十寿诞之庆。

    慈禧一听说:哎,倒有些道理。但并没有最后表示可否。

    张謇家庭合影

    后来,翁同和就找考相公布臵:慈禧太后过六十大寿,你们所有考相公都要送礼品,这个礼品不要你们送钱财,而是要你们每人送一个条幅。

    话说西太后六十大寿,六十名进士都要写对贺寿。张謇想,太后六十大寿,自己又是第六十名进士,应该把这名次的六十跟太后寿庆的六十联起来才好。他主意拿定,摆开文房四宝写起来。写的是:
      
    太后寿诞 六十花甲轮流转 返老还童千千岁
    佛祖治国 二圣临朝天地应 大清江山万万年

    写到底,年字的最后一笔,落笔时高了些,成了出头的年。

    六十大寿前一天的晚上,西太后在百官陪同下前去观赏贺幛贺联。

    贺幛贺联全部挂在乾清宫贺寿的厅堂里,张謇的一幅,挂在第六十位进士的位臵上。西太后从头看起,当看到第六十幅时,眼睛突然一亮:噫,这是谁写的?龙飞凤舞,不但字写得好,内容也好。六十花甲轮流转,让我六十岁之后从头活起,又把佛祖、二圣用得恰到好处。不是有人反对老娘垂帘听政吗?此联说我垂帘听政应天顺人,惟其如此,才使大清江山万万年哩。西太后一看落款地方的名字,忍不住脱口而出:好!好!只是这‘年’字出了头,好象多了一点,不知是何道理。

    张謇就站在一旁,他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连忙跪地叩头,说:启奏太后,‘年’字头上本无点,只缘玉帝施恩典,敬祝太后福寿添,百姓人家出头年。出头年乃民间俗语,意思是苦日子好容易过去,从此步入好光景。此话好象醮了蜜糖,西太后听了,三条钥匙挂胸前开心开心真开心,嘴巴更像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哈哈——倒有状元之才!

    张謇创办南通大学医科

    西太后话音未落,张謇伏在那里立即又是一阵磕头,一边磕一边说:太后、皇上英明,谢太后、皇上恩典,祝太后、皇上万寿无疆万万岁!太后一看,心想勿好,本是开心辰光的玩笑话,他张謇怎么当起真来了呢?若说点状元,那是明天五更三点皇帝的事,你是谢嗲个恩啦?

    转念一想:金口玉言,君无戏言么,将错就错算啦!于是收起笑容正色道:众卿听着,多蒙皇帝孝道,文武忠心,在本后六十大寿之际恩科取士,又特地将状元郎排在六十花甲之位,借此吉日良辰,要我恩准加封。为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准各位所请,加封江苏举子张謇为恩科状元!

    这样,张謇就成了恩科状元。

  4. 张謇生活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日益深重的年代,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他无论在官场上,还是在企业里、社会上,甚至家族里,都能清正廉洁,光明磊落。

    张謇的做官经历除了考中状元后被清政府例授翰林院修撰外,1895年“朝旨任余总办通海团练”。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札委“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即任通州商务局长。1904年“朝旨赏三品衔,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局长、教育总会会长。1910年被推为江苏地方议会会长。1911年任命为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两淮盐政总理。1913年被民国北京政府任命为农林、工商两部部长,全国水利局总裁。1920年被任为吴淞商埠督办。1921年任交通银行总理等职务。其中主要的还是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三段做官经历。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1866~1925)、黄兴(1874~1916)等革命党人考虑到张謇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和才能实力,以及筹建中华民国的贡献(以大生纱厂为抵押,为临时政府筹借50万元),临时政府任命他为实业部长。但是,民国元年(1912)2月12日,张謇就给临时政府提交辞呈,任期极其短暂。辞呈曰:“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特此驰陈。”由呈文可见,张謇是为“汉冶萍事”而辞职的,那么“汉冶萍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汉冶萍”是指1908年清政府准盛宣怀(1844~1916)奏请,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组成的中国最早、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辛亥革命成功,民国临时政府肇建之际,经费紧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同意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合办为条件筹措资金。张謇得知后,持坚决反对意见。在这之前的1912年2月7日,张謇致函孙中山黄兴:“顷鄂人来书,诘问汉冶萍与日人合办事。鄙人前闻盛宣怀以该公司抵借款项、转借与政府之说,谓是仿苏路办法,亦不介意。乃今日忽闻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政府等语。此事详情,两公必预知之……汉冶萍之历史,鄙人知之最详。综要言之,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 张謇认为,控制了汉冶萍公司就是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与日人合办汉冶萍,就等于让日人把持了中国的命脉,是断然不可以的。

    张謇因“汉冶萍事”“自劾辞职”,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利益,必须坚持原则,坚持公正,毫不含糊,毅然决然。

    宣统逊位,清廷谢幕,袁世凯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1913年七月,“袁迭电属组阁,力辞,荐熊希龄。袁任熊希龄组阁。连电属任农商,辞,强益迫切。”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记录了他任农商总长的起因,他原本无意在袁世凯政府做官,推辞了袁世凯要他当总理组阁的托咐,但还是推不掉老友熊希龄的坚请,接受了北京政府农林、商业两部部长的任命。对于这次出山,张謇说:“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讨究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即达则达,不能达即止”。

    民国北京政府1913年9月11日任命张謇担任农林、工商两部部长的批文要求张謇“十月二十一日二时到部,六时接印;二十二日视事”。三天后,张謇《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通告农林、工商部员:“农林工商者,图治之事。农林工商部者,为人民生利供政府分利之地也。世不思治,治无可图;分利过当,生亦不及。何况民国肇建,内乱外寇……”张謇指出,自清朝末年以来,“各省官营业始纷纷出现,然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资,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画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此謇对于官业之主张。”张謇对于当时官营企业致使财政支出陡增,而税收不能跟上商家企业,而且成了众多官吏分利之所的现状,提出除少数非官办不可的“大宗实业”之外,“悉听民办”。

    张謇在通告中还指出:“至扩张民业之方针,则当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

    这一“扩张民业”的廉政措施,对于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割除当时“分利过当,生亦不及”的弊端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而对于不少达官贵人的私利又具有很大的冲击,这样的政策只有身直行正的人,才能颁行出台。

    张謇在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后两天,又发布《就部任时之通告》,宣告用人原则:“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此古今政治之常轨,无治如何,政治无变通之余地者也。乃现查工商、农林两部员司至四百余人之多,其学有专长或熟娴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殊不少……用人之标准,当视办事之范围。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于事,诚能全国实业渐次稳固扩充。”之后,经国务院同意,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原两部八司改设三司一局,张謇要裁减的当然是一批“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能在官场无所事事而能尸位素食的是何许人士?人们心知肚明。精兵简政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张謇执政廉洁奉公,更多的表现在处理具体事务中,1913年11月19日《工商部令一百十八号》就是一例:“商人张嘉汉等试办人力车商会,迭经呈请本部立案。本部以该会收捐过巨,令警察厅查核。”查核结果:“北京已设有人力车联合会,足资联络。再设商会,殊觉重复。况每月坐收巨款,迹近敛费,自应即将该会取消”。张謇下令取消人力车商会,解脱了北京人力车夫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又如,1914年农商部颁发了《公司条例》《公司注册规则》,规定“公司禀请注册,应依公司种类并资本或股本之总额,照所定数目,缴纳册费,县知事署注册所需办公费,即由应缴册费内扣留五元,以资应用”,并规定商人稟请“五日内必须详转”,但有的地方官吏故意拖拉,敲诈勒索。针对这一恶劣行为,张謇于1915年2月27日签发《禁止地方官吏刁难勒索注册商人咨》,公文指出:“凡地方官吏,关于注册事项,有在法定应缴册费之外,勒索分文者,准由被勒索人向上级该管地方官厅或本部禀诉,一经查实,尽法惩办……”

    张謇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期间,修订和颁行的政策法令涉及农业、林业、工业、矿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共有32项,而1912年到1915年是民国制订经济法规的高峰期,共有44项,张謇任期制订的占72%以上。这些法规的制定,初步确定了民初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张謇的贡献彪炳史册。

    1914年冬,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野心日益明显,张謇劝阻无效,酝酿辞职。1912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为了笼络张謇等人,袁世凯于1月20日发表申令,特封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申令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云云。并议决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宫内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面临荣华富贵,张謇还是选择与袁氏决裂,殊不与其同流合污。1915年正月十八,张謇以考察山东、安徽林牧试验场为名,一去不复返,农商部事务由周自济署理。张謇的选择,同样突出地反映了他鲜明清晰的廉政观念。

    张謇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期间,是正式上班坐堂,把印办公,也拿薪俸,而他担任的其他职务,大多是兼职或挂职,只办事情,不拿薪水。升官发财,自古结伴而行,但张謇做官,与众不同,大多不是谋取,而是被拉去当官。为什么拉他当官?张謇有极好的社会声誉,有出众的智慧能力,还有深厚的经济实力,不仅能有效办事,而且还能慷慨解囊。那么张謇为什么去当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这就是张謇的经世致用观念。

    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在清末民初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但不为个人私利。1902年大生纱厂初创获利,他为了兴办通州师范,拿出自己在大生纱厂五年的全部工资和红利2万多元作为办学资金。他办各级各类学校300多所,在不少学校任校长、校董,但只做事,不支工资。学校的费用、教师的工资主要由他经营的大生集团支付。他把自己一生的工资分红250多万元用于教育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在地方,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抵制邪恶势力,张謇敢于直面,见义勇为。1877年,海门厅同知王家麟发放“预知单”征收赋税,衙役借机敲诈勒索,民怨载道。一天,王家麟官轿经过常乐镇南湾,绅士黄景仁、杨点带领当地民众要求王同知撤消“预知单”,像以往一样完粮,厅官没有答应。不料群情激愤,挤翻官轿。王家麟在衙役护卫下逃回衙门后,捉拿黄景仁、杨点归案,并屈打成招,问成死罪。张謇得悉内情,协助省委员孙云锦理清案情,为黄景仁、杨点平反昭雪。

    清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要求各地造溥善堂,这是一个专门收敛野尸的慈善机构。到了光绪年间,海门的溥善堂已经破旧不堪,失去原有功能,地方无赖常常假借野尸兴风作浪。地方百姓要求官府修复溥善堂,但这个好事由于官府胥吏与地方邪恶势力勾结,从1885年开始筹划到1893年还不见眉目。张謇两度上书言事,出谋策划,推荐得力干将,结果由杨点坐阵督办而成。

    张謇的长房侄子承祖自恃叔父名望胡作非为,在崇明县大闹公堂,县知事碍于面子不敢得罪承祖,张謇闻讯,转告崇明知县依法惩办。

    张謇的清廉人生对今人而言是一面镜子,可以正五官,以洗洗脸,还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