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为什么杜甫必须死得戏剧化

​以拆解教科书上杜甫苦难形象为手段的恶搞杜甫的“时尚”,好像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它赫然重现,竟然在一个我以为相对严肃的周刊微信公号上,一篇我素来尊重的作者十年砍柴所写的关于杜甫的文章旁边。此文题头配图又出现了一个被加工成杀马特风格的杜甫像,再加上了颇为标题党的题目“美食家杜甫被饿坏的一生”。

(诗人杜甫)

文章本身并无恶搞,通篇都是既知的种种杜甫有关吃的传闻与诗句的罗列,但结尾果不其然写到最戏剧性的一幕:所谓“啖牛肉白酒,一夕卒于耒阳”——一个饥饿诗人因为狂吃别人赠送的牛肉而饱死的故事。这个由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杜撰的八卦,意外地被正史旧唐书新唐书采用,甚至加油添醋。事实上在比郑处诲更早也更严谨的诗人元稹为杜甫所写墓志里,早已写下杜甫是病死途中(“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而在宋之后,除了钱谦益,几乎各朝代研究杜甫的大学者都反驳了杜甫饱死一说,甚至斥之为“死后厚诬”。

在关于杜甫最权威的校注《杜诗详注》里,编注者仇兆鳌在衍生饱死传说的《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一诗后注里,记录了北宋作家王彦辅和清代学者黄生之力驳饫死耒阳说,黄生曰“耒岳两地悬绝,更隔洞庭一湖,卒此殡彼,理不可信,徒作骑墙之见耳(针对钱谦益说杜甫既是饱死耒阳,也是旅殡岳阳)……文饰而成其事,小说家伎俩毕露(针对《明皇杂录》)”。而仇兆鳌在此诗后更列六首诗,以半年后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为杜甫遗作,更是客观表明了不信服饫死耒阳之小说家言。另一权威杜甫研究者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也认同黄生说法,谓“深中其款”。

至当代,依然鼓吹杜甫死于牛肉之论的,只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他为了自圆其说,制造出杜甫虽然未必饫死于牛肉,却是死于变质牛肉中毒的猜想。此说之大谬,有当代杜甫研究大家萧涤非《杜甫研究》里两篇专文力驳。郭沫若猜揣上意、极端扬李抑杜,并打压研究杜甫的学者,萧涤非愤而为杜甫一辩,着力最深。其《论杜甫不饫死耒阳》列出九大论据反驳,再以《论〈风疾舟中〉确为杜甫绝笔》正面论述,已经足以全面证实饫死耒阳实为好事之徒捏造。至于海外汉学界,亦多同此说,如被誉为海外最权威的杜甫传记、洪业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从时间上仔细证明了杜甫耒阳诗后仍写有至少四首诗。

其实无须再辩,正如校注《唐才子传》的周本淳先生在杜甫传后所说“前人辩者甚众”,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也被学界视为笑话,今人仍从饫死耒阳说的,表面上是一种人云亦云,实际上所附会的,是公众对诗人命运的一种习惯性的戏剧化想象,这种想象自古已有,如今更是与传媒崇尚炒作的逻辑不谋而合。

我在为张大春《大唐李白·将进酒》所作的《李白的天下意、无情游》结尾就指出:“当今之世,世俗对一浪漫化的诗人形象之期许更甚,世人希望李白成为的那个李白,比李白更李白;世人希望诗人成为的那个诗人,颠倒梦想,必须有电视剧一般的悲情。有几人愿意面对一个真正诗人的苦苦求索与欣然忘机?”此理用于杜甫亦通,然而更加复杂。

世人对李白式诗人所期待的是浪漫与叛逆,对杜甫式诗人所期待的是受难与悲剧——这种想象,当然来自于杜甫名句“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的暗示,因此杜甫不得不在此期待中,死得戏剧化,死于久饥以后的饱餐,这样才能完满“文章憎命达”的极端性。中国观众素来喜好极端,杜甫的命运已经够穷困悲惨了,还必须有这么一个荒诞的、甚至有点可笑的结尾,才能满足这些看客。

一千多年过去,这种戏剧化,我们在诸如《艺术人生》之类的煽情节目还是能常常见到。若说古人是因为公共性的娱乐焦点缺乏,选择了诗人这种正常生活的“例外异类”作为移情对象,还尚可理解。为何到了当代,诗人依然成为高端八卦载体?有一个著名例子,顾城,他的八卦可以媲美娱乐明星,顾城生前就预言过这种情况,他写的《墓床》里说:“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而其同时代诗人陆忆敏有几句诗也像是写他:“那人疯了,死后更疯/你玩味着细瓷杯垫/却不能因他疯了/就把他看成疯子”,诗人也许是疯子,可是看客要求他更疯,以便于“死后厚诬”——宋代诗僧德洪这么为杜甫抱不平:“死犹遭谤诬,谓坐酒肉馑。”

诗人之死,诗人之惨,诗人之疯,是如今尚能让公众兴奋的和诗有关的事情。或许,还可以加上诗人之爱国/叛国。近日朱大可先生有宏文半篇:《丧国者——第二代流氓(流氓的精神分析2)》,里面对李杜的形象接受学有极其独到的分析,他如此论述杜甫形象的被劫持:“杜甫并没有从国家信念中退出,恰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话语中的一个谨严的句子,被国家劫持并书写在爱国主义的历史文本里,苦难则构成一个环绕四周的语境,用以探查忠良和制造国家英雄,国家据此向它的人民指出:看哪,这个人受苦,却没有成为流氓! ”

这是一种国家话语强力参与、知识分子懵然配合、大众欣然围观的戏剧化,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诗人情仇、惨死八卦互相呼应,结果就是诗本身、诗人的思想与艺术本身从舞台后退,乃至于被隐灭。人人津津乐道诗人的牺牲,顺便诅咒时代,哀叹命运,然后继续享受没有想象力的人生、反诗的制度与真正致死的娱乐。

杜甫的确很忙,他代替了我们苦吟、爱国、受屈、见弃、流浪、困顿、饥馑与饫死。他必须如此,否则我们不懂如何解释一个诗人坚韧饱足的生命。他的苦乐自知,我们只能囿于自身限度进行意淫,像一个二维的人必须通过漫画化才能理解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人。然而,我们是什么时候降维的呢?

文/廖伟棠,香港作家,现代派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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