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有些大师是谁都包养不了的

1981年秋季,我在《山西日报》实习,住的地方离太原城里著名的柳巷很近,有人就拉我们去吃“清和元”的头脑。据说,这道早餐是傅山发明的,而这家老店的牌匾,便出自傅山的手笔,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所表达的,正是民间社会对异族统治的一种态度。人们从“吃‘清和元’的头脑”这句日常用语中所得到的,是一种会心的快感。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做如是想了,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近现代以来新的民族认同。但是,生活在四百多年前明清交替之际的傅山,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华夷之辨”这个问题。

傅山,字青主,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氏,梁启超谓之清初山西学术唯一可述者——“以气节文章名于时”。其实,傅山的身份远比梁启超所说复杂得多。首先,他是个大书法家和画家,《清史列传Ÿ傅山》说他“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赵执信推山为国朝第一”。他的医术也很高明,尤精于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名世,至今仍为医学界所看重。过去人们认为,汉代名医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所以他才选择了行医;傅山却能二者兼得,“即擅高韵,又饶精思”,故称“贤者不可测如是”。

行医是傅山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还有书画,特别是书法,然而,鬻书卖画让他感到很不爽,尽管有时不得不以此来换取生活必需品,但他对这种做法从心里是抵触的,特别是在晚年,他甚至痛恨那些逼他卖字的“俗物”,他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所以,他把那些应酬之作称之为“死字”、“死画”、“死诗文”,非天机浩气所发,徒然使人受苦。

行医则完全不同,所得固然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而更重要的,“若医者,先生所以晦迹而逃名者也”。也就是说,傅山是以行医的方式逃避官府的骚扰,特别是新朝廷的骚扰。所以,明清易代之后,他便在太原城里开了一家药铺,由儿子傅眉经营,他则住在郊外。据《清史稿》记载,傅山还经常与儿子傅眉“共挽一车”,四处去卖药。由于他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主——虽然时有来自地方官员作为朋友的私下资助——他也就可以不买新朝廷的账,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不合作的气节,犹如梁启超所言,“以气节文章名于时”。

傅山的“文章”,历来不为人所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医术和书法名气太大,其他方面的成就反而被遮蔽了。事实上,他是山西学术圈的核心人物,他在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这三个清初学者用力最多的领域,都有很深的学养;他对史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早年编纂而成的《两汉书人姓名韵》,是研究汉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晚年作《左锦》,一部研究《左传》的专著,也为一些学者所瞩目;他还写过一部《性史》,专门讨论心性的问题,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从留下的片言只语中还能看到王阳明心学和李贽学说对他的影响,他自称其中“皆反常之论”。

不过,傅山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气节。《清史稿》谈到其中的原因:“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缙)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娿。”在一个精神萎靡,信仰缺失的年代,太多的士子文人选择向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妥协,他却毫不犹豫地坚守气节,不计较个人得失,终于使他脱颖而出,享誉士林。

(图注:傅山《草书孟浩然诗》)

明崇祯九年丙子(1636),山西提学袁继咸被巡按御使张孙振陷害,以贿赂罪被捕,押送京城受审。袁继咸这个人,一生起起落落,原因之一就是敢说话,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来山西之前,总理户、工二部的大宦官张彝宪曾有“朝觐官赍册”之奏,袁继咸站出来反对,他上疏指出:“此令行,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参谒,屏息低眉,跪拜于中官之座,率天下为无耻事,大不便。”然而,皇帝没有态度,却招致了张彝宪对他的怨恨。山西巡按御使张孙振既听命于中官,而且,他有事请袁继咸帮忙,遭到袁的拒绝,他觉得很没面子,于是竟上疏诬陷袁继咸因私受贿。

傅山是袁继咸的学生。袁继咸执掌三立书院期间,傅山曾在这里读书,是三百余名生员中的一个。袁继咸被人诬告,陷于京师狱中,傅山得知消息后,很为老师鸣不平,遂变卖家产,筹措万余金,约同学曹良直、薛宗周等百余人赴北京向朝廷请愿,为身陷囹圄的袁氏申冤。他们本想通过通政司将疏文递给朝廷,但通政司参议袁鲸与张孙振是好朋友,借口疏文不合规格而拒绝递交,暗中竟将副本转给在山西的张孙振。张孙振大为恼怒,以迫害傅山的弟弟傅止相威胁。傅山置之不理。在三次上疏均遭拒绝后,他和同学改变策略,走上街头,将傅山起草的揭帖投于京城大小各衙门,路遇官员或宦官,他们也奉上一份,希望能被皇帝看到。这时,山西巡抚吴甡亦上疏皇帝,为袁继咸辩诬。袁继咸更将张孙振请他办事并贿赂他的材料呈给皇帝,终于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于是,次年一月,“诏逮孙振,坐谪戍,继咸得复官”。

山西学子因这次勇敢而成功的行动,在士林博得一片喝彩之声,傅山亦“以此名闻天下”。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如今已到而立之年,但他对所谓功名似乎并不太在意,虽说在三立书院期间也曾于崇祯九年(1636)、十二年(1639)、十五年(1642)参加过三次乡试,却都铩羽而归,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的主要精力并没放在举业上,八股制艺这种死板、教条的写作方式,对他这种个性突出,思想活跃的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痛苦。他以举业不足习,而对经世致用之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书,或如上面所言,致力于金石考据,以及各种与科举无关的学问。这至少表明,他对科举考试与经世致用严重脱节是早有认识的,他甚至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时局的失望,以及对王朝崩溃的担忧,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对大明王朝的感情。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经山西进军北京,至三月十九日,北京失守,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五月初,清军借讨伐李自成的名义,出山海关,攻占北京。十月,太原陷落。不久,北方诸省均被清军所控制。而此前之八月,傅山已出家做了道士,脱下儒生装束,披上了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其中便暗含了着朱家之衣,不肯降清之志。而道士的身份也为他逃避清朝强制薙发提供了理由,并借此掩饰他的反清活动。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铁脊铜肝杖不糜,山东留得好男儿。

橐装倡散天祯俸,鼓角高鸣日月悲。

咳唾千夫倈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

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

实际上,当甲申国变之际,傅山写了数十首诗,以此来表达他对故国深沉的哀思。其中《龙门山迳中》就写到他做道士后的矛盾心情:

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拼。

入山直是浅,孤迳独能盘。

却忆神仙术,如无君父关。

留侯自黄老,始终未忘韩。

傅山不是没考虑过“死国”或所谓“主辱臣死”的问题,尽管他并非明朝皇帝的臣子,但“君亡与亡”却是当时一般士人都认可的道德律令。所以他说,“三十八岁尽可死”,甲申年他虚岁三十八岁,尽可以随着崇祯皇帝而选择死;但“棲棲不死复何言”——又如何解释呢?他用了徐庶和庾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处境,“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一方面是亲子之孝,对年迈的母亲负有责任,一方面是故国之思,不能释怀。这应该是傅山不死的主要原因,也是当时许多士大夫的选择。他在许多诗中都提到了母亲,如:“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依膝有老母,远心无故乡”、“飞灰不奉先朝主,拜节因于老母迟”;“自叹于老母,负米未伸由”;以表达忠孝难以两全的内心冲突。《清史稿》也曾记述:“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

然而,傅山却未能远离清初政治的旋涡。清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河南宋谦谋叛案事发,将傅山牵连其中。六月,他被捕入太原府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弟弟傅止、儿子傅眉,以及几位“同党”。因他以“红衣道人”闻名,故此案又称“红衣道人案”。事情的起因是南明总兵宋谦在晋中、晋南、晋东南,及冀南和豫北边界组织武装起义,不幸事败被捕。审讯中,宋谦供称:“傅青主,太原人,生员(秀才),今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红衣,号为红衣道人,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于是,傅山亦作为“叛逆钦犯”入狱受审。面对着审讯他的人,傅山咬定未与姓宋的见过面,最后一次他带了书信和礼物来,要请傅山给友人治病,因怀疑他的动机,“书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着走了,就算是把他得罪了。当时,布政司的魏经历(魏一鳌)正来求药方,可以作证。

有人善意地猜测,傅山的这番话是“假口供”,编了骗官府的。或许当时审他的人也这样想,因此,关押期间,傅山受尽了折磨,目的就为了让他认罪。但他抗词不屈,绝食九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把他放在一群人里,姓宋的能认出他来,他情愿认罪。由于宋谦已经被杀,死无对证,而最关键的,又有魏一鳌出面证实了他的供词,他的门人、朋友有在清政府中为官的,也多方营救,终于使他在被关一年之后无罪释放。朋友们都庆幸他的大难不死,然而,傅山却“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这种愧疚之情:

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

便见从今日,知能度几秋。

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

冉冉真将老,残编靦再抽。

诗中责备自己未能死在狱中,而苟活于世间,再无颜面对神州大地。另有一层意思他在诗里没说,即与他同案的萧峰、朱振宇、张錡三人的悲惨结局,一直折磨着他,使他在心理上有一种愧疚感。萧峰被处绞刑,朱、张二人杖刑后流放三千里外,生还的傅山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很清楚,是声望和人脉保全了他的性命,但“同党”之死毕竟让活下来的人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他不仅无颜面对神州大地,更无颜面对新朋旧友。他会觉得,这与“附逆”于新朝去做官,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性命的保全,反而在心理上构成了对他的羞辱,这是他难以接受的。我们从他对赵孟頫的态度转变中,多少也能体会到他对自己的失望。

(图注:傅山《芦荡秋蟹图》)

赵孟頫,字子昂,号雪松道人,本为赵宋宗室,却在宋亡后侍奉元朝,官翰林学士承旨,成为“贰臣”。书法集晋、唐之大成,尤工行、楷。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曾提到,年轻时,他是醉心于赵孟頫书法的,“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但年长后,特别是在清军入关,朱明覆亡之后,他深切意识到赵孟頫的道德问题,“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再看赵的书法,就不那么单纯地以书法论书法了,“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他甚至对董其昌称赞赵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一说三百年)大为不满,说贫道“乃今大不解”。但他也承认,赵孟頫“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他于是提醒儿孙注意,“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

用政治标准来谈论书法艺术,或为今人所不齿。但作为明遗民的傅山,这种选择却包含着他对故国的情思,以及一个古代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样看来,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比之于傅山,我以为,或应该汗颜。很显然,傅山在其晚年贬斥仕元的赵孟頫,而赞颂“忠君爱国”的颜真卿,不仅是艺术审美风格的重新选择,还是对民族意识和明遗民身份的可以强调和表达。他对儿孙的提醒,又何尝不是对自身的警醒和鞭策呢?

事实上,傅山晚年对匡复明室已不抱任何希望,而大多数汉族知识精英对清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但在“气节”这个原则问题上,傅山仍然十分警惕,恰如顾炎武在为戴廷栻撰写的傅山小传所题跋语中所说:“行藏两途是人一生大节目,古圣前贤皆于此间着意,一失其身,百事瓦裂,戒之戒之。”

清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诏举鸿博,即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是傅山一生经历的最后一个大节目。据说,各地举荐的学者多达一百八十余位,包括朱彝尊、阎若璩、李因笃、王弘撰、潘耒、曹溶、陈僖、李顒等。其中李顒以绝食五天迫使地方官员知难而退,同意他不参加这次考试;曹溶则以丁忧为由,未赴北京。在各地官员的不懈努力下,有大约一百五十位被荐学者来到北京。傅山是由京官李宗孔举荐的,最初他一再“固辞”,以生病为理由拒绝赴京。他有一首诗《病极待死》,就作于此时:

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

性种带至明,阴阳随屈伸。

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

世世生膝下,今生之二亲。

莫谓恩爱假,父母爱我真。

佛谓恩难报,不必问诸人。

在这里,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尽管地方政府并不放过他,阳曲县知县戴梦熊是他的朋友,亲备驴车,极力劝行。不得已,为了不让朋友为难,他同意在傅眉和两个孙子陪同下启程前往北京。但他打定主意,绝不参加考试,这是他的底线。因为对他来说,参加考试就等于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是一种向新朝廷妥协的行为,作为明遗民,除了拒绝,他别无选择。

所以,他们一行“至京师二十里(一说三十里),誓死不入”,停宿在崇文门外一个荒寺(园教寺)中。这一次,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倘若朝廷执意要他参加考试,他准备以死殉节。这时,他的老朋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乃“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有传说,傅山一直未领此衔。大学士冯溥(益都)要求他向皇帝谢恩,并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傅山此时已绝食七天,不能动,冯溥“乃强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第二天,傅山一行便离开北京,踏上了归乡的行程。“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傅山)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后世或妄以刘因(理学家,由金入元,祖上为汉人,傅山认为,他虽为理学家,却弃‘华夷之辨“这个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于不顾)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

五年后,傅山在儿子傅眉病逝四个月后也匆匆告别了人世。享年79岁。他有一句名言,是我最喜欢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清史稿》称:“此言非止言书也。”的确,这也是傅山人格的写照。

(图注:傅山书画作品)

作者: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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