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蒋介石对江湖习气的爱与恨

蒋介石对江湖习气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他的发迹与江湖有极大的关系。他第一次去日本时,与上海青帮老大陈其美(陈英士)结拜兄弟,在陈的介绍下加入了对其一生影响甚巨的同盟会。为了支持“义哥”争权,他两肋插刀,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受到陈的器重。他混迹上海滩,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得到黄的支持,发达之后,仍厚待黄金荣,一直游走在革命和江湖之间。

(《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封面图)

在辛亥元老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后,陈其美是孙中山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深受孙中山倚重,受陈其美提携的“义弟”蒋介石因之受到孙中山的重视。此后,蒋介石以“先总理唯一之信徒”自居,把自己扮成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钦定接班人。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辈分虽然无法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相提并论,但因为得到孙中山的垂青,掌握军权,他才能够赶跑胡汉民,气走汪精卫,登顶权力之峰。蒋介石靠江湖起家,这多少使他笃信江湖之道,并长期以此为政治手段。

譬如,他为了拉拢有用之人,常以江湖手段开道,大搞义结金兰。蒋介石说自己最喜“异姓兄弟之交”,此话不假,有人说,他一生结拜兄弟有案可查的就有七十多人,其中包括汪精卫、冯玉祥、戴季陶、李宗仁、张学良、张静江、许崇智等民国要人。他与这些结拜兄弟在换贴时说,“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是翻脸不认人起来比天气变化还快。他与李宗仁义结金兰,结果发生了“蒋桂战争”,后来两人完全决裂,势同冰火;他与冯玉祥拜把换贴,说是“安危同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结果结义第二年就兵戎相见,是为“蒋冯战争”;他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张学良却发动了“西安事变”,生擒蒋介石,蒋介石记恨一辈子,软禁张学良,直到自己死时都没有放张出来。

不过,蒋介石运用江湖手段,确实获得了“江湖弟兄”在军事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譬如他结拜张静江,获得张在人、财、物方面的极力相助;他结拜李宗仁、冯玉祥,扩大了北伐军的实力;他结拜张学良,让自己在中原大战中占据优势……。总之,蒋介石游走江湖,身上有一股江湖习气,深谙江湖之道,江湖手段玩得如鱼得水,也玩出了很多利益好处,这使他舍不得轻易与江湖彻底切割,即便身居庙堂之上,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仍然或多或少地运用江湖手段治党、治军、治国。

不过,蒋介石对江湖习气又恨之入骨,因为江湖习气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为蒋介石集中权力,统一中国的极大障碍。

可以这样说,蒋介石虽然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这个“蒋记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四分五裂,根本就没有真正统领到蒋介石的手上,这是他领导抗战困难重重,在与中共两次国内战争,尤其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共称为解放战争,国民党称为戡乱)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派系林立,这与其军队的江湖化、私有化有极大之关系。形成这等局面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曾国藩,曾国藩练湘军,制定了“兵由将招”的招募制度。说得形象点,湘军组建有点像传销,由下面的人各自发展“下线”,你能招一个排的人,你就当这个排的排长;你能招一个连的人,你就当连长。军官招人都是找“有关系”、“关系铁”的人,如同乡、亲人、师友等,靠彼此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关系联结,这就使得军队严重地私有化,当一些哨官、营官、统领、乃至大帅是土匪黑社会的话,整个军队就形同土匪绿林。

此后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直到袁世凯的新军,乃至后来的北洋军阀对此一脉相随,到蒋介石头阶段,已成燎原之势,区别只是有的江湖习气淡些,有的江湖习气浓些,无论如何,主要靠江湖关系维系,小弟听大哥的,别人根本指挥不动。譬如蒋介石与许崇智结拜,许崇智让蒋介石做自己的参谋长,但是许崇智的粤军只认许军长,不买蒋介石的账,许崇智为此多次训导手下军官:“服从我许崇智,就要服从蒋参谋长。……凡我的命令,无论盖我的或蒋参谋长的章,都同样有效。”(注1.)可见军队的私人化到什么程度。

又譬如北平和平解放时,一个国民党师长说:“我听傅总司令的(傅作仪),傅总司令听共产党的,我就听共产党的。”(注2.)这就是典型的江湖作派,小弟只听大哥的,没有什么原则可以讲,没有什么组织纪律可以谈,也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可说,“只看关系,不论是非对错”,维护大哥的威信最重要;“哥们义气”最重要;维护小团体、小宗派的利益最重要,至于什么党国利益、理想信念根本不重要。国民党及其军队被江湖习气严重浸染,造成了三个后果:

一是难于实现全国统一。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结束,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各地军阀名义上的臣服,但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国内派系军阀林立,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系、李济深的粤系、唐生智的湘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张作霖父子的奉系、阎锡山的晋系等等,大小无数。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对曾国藩推崇有加,“公开自认为曾国藩的门徒”,依靠私人化的黄埔系起家。这些大大小小的派系军阀,对蒋介石忠心追随者有之,貌合神离者有之,与蒋氏撕破脸皮者有之。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先后都与蒋介石撕破脸皮,上演你死我活的内部战争。

蒋介石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他削弱了阎锡山,却冒出个傅作义;他打垮了冯玉祥,又站出个杨虎城;李济深下去了,陈济棠上来了;龙云失势,卢汉发迹……。蒋介石在大陆的戎马生涯中,有按不完的葫芦,有削不完的“藩”,统一大业始终未能完成,因之也难于对党和军队进行统一的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

另外一个后果是,即便蒋介石可以控制指挥的军阀,由于其私有化、江湖习气严重,各为其主,使得蒋介石难以调度,阳奉阴为比比皆是,经常面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

这些分属不同军阀的士兵并无什么革命理想,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江湖之上,想的是当兵混饭吃,稍为有点想法的,也无非是跟着大哥打天下,有朝一日谋得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各为其主,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一肚子江湖肠子,这样的军队拼凑在一起,很难做到团结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对敌。往往有便宜的争着上,遇到困难互相推辞;都想多敛财,少出力;多发饷,少打仗,甚至互相拆台、见死不救。毕竟军队是军阀升官发财的本钱,舍不得将本钱赔光,这就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虽然人多势众,却频频吃败仗。

这就造成了外战外行,内战也外行。正如蒋介石所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注3.)但是,这些优势都没有体现为战斗力,虽然蒋介石费尽心力,胡萝卜加大棒都用上了,成效不大,最终败走台湾。所以。蒋介石说,国民党“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这话不无道理。第三个后果是,由于江湖习气弥漫于政权之中,“致使国民党政权内部正气不畅、破坏了政权形象,削弱了统治基础,减少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葬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命运。”(注4.)对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江湖习气,蒋介石并非不知道,而且多次严厉批评这些弊病。​

(蒋介石、张学良与其他军官。)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国军五大主力”之一,被誉为“抗日铁军”、蒋家御林军,全部美式装备的74师被中共全歼,师长张灵甫殒命,举国震惊。救援不力是被全歼的十分关键的一个因素,当时国民党外围友军以保存势力为重,各打各的算盘,作战互不协调,尽管蒋介石一再严令增援,各路援军却不能及时赶到,拉开了国民党大失败的序幕。“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用在此处再合适不过。

6月,蒋介石在军队内部总结时,批评“部分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不仅如此,“军官普遍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的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注5.)

7月,蒋介石又在党内会议上说:“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注6.)

1948年1月4日,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蒋介石又痛心疾首地表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以这样一个组织松懈、精神涣散的党,要来领导一个广土众民积重难返的大国,要使他建设起来,怎样可以成功?”(注7.)

1949年4月,随着中共在三大战役中全胜,蒋介石再次反省:“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结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注8.)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是对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尤其是对党内宗派主义痛定思痛,他说,“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使全盘瓦解,彻底崩溃。”(注9.)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是“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们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最后导致“自己打倒自己”。

蒋介石所总结的弊病,很大一部分就是江湖习气,导致党组织和军队内部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其实是散漫主义)盛行,每个人都只顾小团体、小宗派利益,无视组织纪律和组织原则,热衷于搞江湖关系、派系斗争。有句话叫“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陈家党”说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陈其美亲侄子)操纵党务,培植CC派系统,导致党内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在大陆,成在江湖,败亦在江湖,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来对付江湖习气,使其走向穷途末路。这深刻反映出国民党及其军队组织和制度建设的缺陷,与中共始终注重抓党的建设,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长期坚持政治思想教育相比,国民党的缺陷成为军事较量中致命的弱点。

在军队中设立党组织,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政工制度,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其目的是要达到孙中山所说的“主义建军、以党治军”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建立“政治挂帅”、“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王奇生先生说,192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以政治工作为特色的苏俄党军制度开始移植于中国南方,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惊奇的显著效果。但在北伐结束后,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殊途异辙。共产党将其发扬光大,国民党将其废弃变易。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注10.)

中共将党支部建立于连队,始于毛泽东的“三湾改编”,这不仅有利于中共加强军队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而且是清除军队江湖习气的利器,消除军队里的山头主义、散漫主义,使之统一于党或者说党魁的领导下,使得党或党魁之政令能落实到每一支军队,直至每一个士兵,真正实现了“党指挥枪”,提高军队战斗力。

因为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残酷的战争中,能不能将权力和思想高度统一,以便于调动一切资源用于战争,以及官兵是不是听从指挥、忘我牺牲,是胜负的关键所在,而江湖习气是常常坏事的灾星。恰恰在这一点上,在战争年代,中共基本上做到了“一切听党指挥”,使中共能够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集中所有力量,形成拳头打倒政敌。

中共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是从理论到实践都强化了“党指挥枪”,系统地清理了党组织和军队中的江湖习气,使得党的政令畅通,说一不二。黄杰先生提到:解放战争初期,为了扭转战局,毛泽东命令当时中共实力最强的晋冀鲁豫刘邓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腹地,而毛是做好刘邓部队全部牺牲的准备的,刘邓出发时12万人,最后到达大别山区的不足6万人。“共产党真正做到了全局一盘棋,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无条件服从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注11.)而就在这一点上,深受江湖习气困扰的国民党没有做到。

很显然,蒋介石注意到了中共延安整运动,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也试图借鉴了延安整风的办法,来清除国民党和军队的江湖习气,建立“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叫人印发了延安整风的三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注12.)

他还说,“现在共匪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加以切实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注13.)这些讲话清晰地表明,蒋介石此时清醒地认识到延安整风对中共的重要意义,并极力主张加以效仿来改变国民党。估计从那时起,他已经在谋划一次国民党的整风运动,对国民党进行新的改造。

1949年7月18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第204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正式通过了国民党的《本党改造案》,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及党的作风进行改造,这可视为蒋介石试图进行的国民党整风运动。但是,由于军事上节节败退,这一计划无暇付诸行动。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终于有时间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他抱着“我们的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纲纪、蔑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的决心来改造国民党。在这次改造运动中,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改造的参考学习材料。“《本党改造纲要》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了共产党用过的术语,有的则以别的术语来表述这些基本原则。”(注14.)

譬如在党员整肃中,采取了类似延安整风的做法,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程序,党员之间进行民主评议和自我批评。在清除江湖习气方面,主要表现为《本党改造纲要》规定:“党员应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检讨求团结,以批评求进步,将意志集中于党,将力量贡献于党。”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于个人领导的习气,实行原则领导、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领导,意即是要打倒宗派主义。要求“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党员应参加组织活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意即是要用组织原则取代江湖义气。

蒋介石还断言,组织上的主要毛病,就是在所有的军队内,政工人员制度不健全,“没有办法核实有关战报的准确性,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注15.)。同样,没有政工人员,部队的政治教育取消了,“战斗意志削弱了,战斗力也就完全丧失了。特别是,部队不仅不知道保护和团结民众,而且还肆意骚扰他们。这样,根本就谈不上纪律了。”(注16.)为了确保“党指挥枪”,在这次改造中,国民党在军队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

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要求全体官兵把政治思想变成信仰,“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牺牲之坚决意志。”(董显光《蒋总统传》)此外,强调军队不能滥用私人,以此杜绝江湖私恩关系。

为防止在军队中形成新军阀、新宗派、新山头,蒋介石头决定建立“军事主官任期制”,各主要军事单位指挥官每两年变更一次,实行轮换制,以防止军事主官拥兵自重,权力膨胀。此一制度使国民党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高级将领不能在军队里从容培植个人势力。(注17.李松林《晚年蒋介石》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经过两年多毫不留情的改造、整肃,大量党员被清洗出去,党员人数由400万降至28万。以国民党六届中委为例,在全部六届中委589人中,除6人死亡,296人归队外,其余287人全部开除党籍;处理党员违纪案126人,其中116人被开除党籍。掌握国民党党务和特务大权的陈果夫、陈立夫的势力也被彻底清洗。

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组织状况和工作作风都较大陆时期明显的改善,江湖习气被极大地清理掉,加强了“党指挥枪”或曰蒋氏父子指挥枪的力度,进一步确立了蒋氏父子的权力核心地位。然而,这一切都为时过晚,大势已去,收复大陆无望,到蒋经国进行政治改革,台湾民主化,蒋氏王朝不在,“党指挥枪”这一页也被翻了过去,这大约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吧,只留下让我们无限感概的复杂心绪。

文/廖保平(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长江日报评论员,长江商报评论部主任,现任楚天金报评论部主任。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打捞中国愤青》、《辛亥百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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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许锡缵《黄埔恩怨——许崇智与蒋介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2月版。

注2.张正隆《枪杆子1949》,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

注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4.李文中硕士论文《论江湖文化对中国近代政治生态的影响——以蒋介石的江湖之气为例》,2010年5月。

注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6.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7.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8.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9.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10.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载《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注11.黄杰《中国共产党如何超越江湖文化》,载《唯实》杂志,2011年第12期。

注12.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1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14.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15.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16.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17.李松林《晚年蒋介石》,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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