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曾国藩为啥不愿意当清官?

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自媒体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主讲人罗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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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按照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000两,只占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当然最后的这18000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所以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严,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就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做女红的产物,自产自销。

他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点儿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一生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

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例子,对户部的书办,他跟人家谈好要给8万两,就一定会给。再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因为他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传统的很多小人,行为作风完全不一样。典型小人的作风是律己宽、责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责人宽。

你可能会说,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无非证明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君子,而且也学会了孔老夫子讲的恕道,对其他人比较宽容。

仅此而已吗?还真不是,我们来琢磨一下他背后的逻辑。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了,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好了。

这就是给双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来。

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支。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十六个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这当中可没有那些零碎,他不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等等,只是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他是中国人。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000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也别不收,但也别多收,20两银子之类的礼物你就收下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曾国藩死后为啥不留遗产?
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还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这个原则。他到京城的时候,不是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京官当中散吗?但是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小金库结余的是3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2万两。

那剩下的一万两怎么办?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替我散给穷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张旗鼓地散。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一个清官。

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写道:“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我们在他身上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分成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一种叫圣贤,一种叫奸贼。奸贼和小人就不必说了,祸国殃民,只为私利,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贤和君子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就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周边的所有人。

圣贤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未必好。因为他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了那个样子,光芒万丈,所有周围的普通人、俗人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惭形秽,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海瑞最后复出的时候,他只是被作为一个道德标杆搁在那里,谁都不愿意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什么事了。

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种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的登顶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业的。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

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明白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曾国藩在当京官的时候,喜欢跟什么人搞在一起?就是后来典型的顽固派,比如说像倭仁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是理学家、道学家,一辈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

可是,中年之后的曾国藩反而成为洋务派的代表,对一些外洋庶务所谓的“奇技淫巧”,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做出了当时士大夫当中非常罕见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这是一种转变吗?

当我们深看一层的时候,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这种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曾国藩都不会拒绝,只要他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文/新浪财经机构专栏 黑天鹅图书出版 《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本文作者介绍:磨铁图书旗下全资子品牌,主要出版方向是财经和励志,为读者提供领跑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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