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国语”是怎么来的

我曾不止一次在公寓楼的电梯里碰到这样一对母子——

2000 (7)

牙牙学语的小男孩每说一句普通话,年轻的母亲总是温和而又坚持地对他说:“讲上海闲话”。小男孩不得不万分吃力地把那句本来相当流利的普通话翻译成“洋泾浜”上海话,一脸的不情愿。年轻的母亲随后不厌其烦地帮他纠正发音和用语……一旁的我没忍心告诉她,其实她自己的上海话说得也很糟糕。

每次见到这样的别扭场景,我都难免相当感动。我甚至认为,这位年轻妈妈应该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嘉奖。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在以前,我有这样的念头都会被认为是极其错误和不应该的。

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地方的人们相继喊出了“保卫方言”的口号。用“保卫”(而不是“保护”)这个词,泄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慌和焦虑,上海和广州两地还因媒体出言不慎和电视台方言节目可能减少而引发了民众不小的抗议。

每次发生这样的纷争,全国性的主流舆论多会发出一些劝慰的声音。但看得出来,它们说到底不是视此为大惊小怪,就是干脆认为它不可理喻。

那些进步派人士通常会这么说:语言主要是个交流工具而已,地方方言则是传统社会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的特定产物。在开放的现代社会,随着流动性空前增加,普通话逐步取代方言是一个必然趋势。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文化自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有些传统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值得惋惜,因为新的更好的事物会不断涌现。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宽容大度地表示,作为一种“地方文化”,方言或许的确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但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将两者对立起来是一种狭隘思维。

在这些人看来,普通话的普及程度甚至还是衡量一个城市开放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尺。2009年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的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就用调侃的口吻说道:在浦东,尤其是在陆家嘴(相当于中国的曼哈顿),“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说实话,我并没有期待这些开明进步的人士能够理解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不过我还是想弱弱地提醒他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时候,上海都要比现在更加开放和国际化,要不怎么会赢得“远东第一大都市”、“东方巴黎”这样的称号呢?但那时的上海滩上没几个人说普通话——哦,那时叫“官话”或“国语”;同样,今天的香港无疑要比广州更加开放和国际化,但香港街头的广东话不仅比广州街头更嘹亮,也更纯正。

那些骨子里信奉文化大一统的进步人士也不太可能明白,就任何文化门类而言,大一统从来就不是社会自然演化变迁的结果。相反,它的背后总是有一只清晰可辨的政治权力之手,而且大多数时候是强制性的。因此,大一统恰恰是开放多元的反义词。

被当代历史教科书捧上天的秦始皇的“书同文”这里就不谈了,仅拿近400年来中国的官方口语来说,自清初北京的“南京官话”到雍正八年朝廷设“正音馆”,定“北京官话”,再到晚清光绪年间“推广通语”,直至民国初年赵元任的“老国音”以及后来的“新国音”……可以说,没有一次重大的变化不与政治权力的推动密切相关。说起来许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岌岌可危的粤语当年差一点就挤掉北京官话,坐上民国“国语”的大统。

至于“普通话”这个概念本身,实际上一点也不“普通”。第一个提出它的并不是哪位语言学家或白话文学大师,而很可能是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到了1949年之后,关于新文字和新口语的争议已不仅是学术之争,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头等大事。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推广普通话”就一直是各级地方政府肩负的一项严肃政治任务,并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因为在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广袤的中国,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被认为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

从明清时的“官话”到民国时的“国语”,再到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我们看到的是一则国家权力不断深入渗透社会生活的沉重的政治叙事:“官话”,顾名思义,是“当官人所操之语”,与草民基本无涉;而“国语”,就显著不同了,它是“国家的话”,只要是中国人就应当说它;到了“普通话”,就更不得了了,不说它的人都是“特殊人”……你或许会认为我这么说有些夸张,但4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当年那句著名口号——“说普通话,做文明人”。意思很清楚:不说普通话的人都不是文明人。

这里顺便提一下,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人曾经赢得了整个天下,但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民族特性。

沿着这条线索,如果把视野拓得更宽一些,我们还会毫不意外地发现,上世纪50年代以后,海峡对岸的台湾也出现了模式相同的“国语运动”,而且在大多数时期它比大陆的“推普”更加用力。许多台湾人至今记忆犹新,当年在学校里说闽南话是会被罚款的。自然而然地,闽南话也就成了台独政治操作的重要标志之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在新加坡,政府也在华人中热心推动“讲普通话运动”,而对各种主要方言(如闽南话、广东话、潮州话、客家话等)一概不表支持。相比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粤语的命运之所以要好得多,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它在香港和澳门拥有法定地位。在广东许多地方,港澳的广播电视节目比遥远北方传来的声音更受欢迎,这也塑造了广东人与众不同的文化人格,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经常有人将方言称为“地方文化的活化石”以强调其价值,我自己则并不认同方言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线性必然关系(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粤语早就超越了岭南文化的边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人为因素导致的物种消亡注定会威胁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长期来看尤其如此。

方言是无法被准确地翻译成普通话的,勉强为之,则一定会失去很多神韵和味道,相信每一个人对此都心有灵犀。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而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里都有6个以上声调,有些方言则完整地保存了古代的“八声”;上海奉贤的金汇方言中有多达20个元音,被誉为世界“元音极地”……语言的这种丰富性所蕴含的隐秘的文化活力,岂是“语言交流工具论”所能领悟?

因此,方言中沉淀了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的宝贵结晶,并持续地激活着特定人群的生活形态。此外,方言还是地方戏曲、音乐等艺术的关键载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至于方言所塑造的身份认同,则更是人们与生俱来和挥之不去的“乡愁”。 一位生活在杭州的客家人年轻同行告诉我,他不管去哪里办事,假如对方恰好也是客家人的话,肯定会顺利许多。如果是做生意,双方一开口说出客家话,一下子就省去了许多“交易成本”。他有一次采访一位美国华裔人士,事先做功课时知道对方是客家人。电话里对方一开始还相当拘谨,待他的客家话一出口,对方立刻变得仿佛是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热情爽朗。但假如他遇到的是一位广东“同乡”,比如说广州人或中山人的话,恐怕就远不会那么热络了。“这跟距离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我们天然的情感纽带在发挥作用。”

只有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对广州人和上海人内心的敏感痛楚感同身受。的确,上海话在,上海就在。

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觉醒促成了一丝转机。

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上海市各级政府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上海市语委办已经着手在全市范围内招募上海话发音人,它试图用建立方言数据库、绘制方言地图的方式来完整保留20世纪初原汁原味的沪语。2011年底,上海的近百位教授学者联名发表倡议书,呼吁政府鼓励幼儿园、中小学学生在课间自由活动时多说上海话;在全市所有公交、地铁、机场、码头等公共场合增设上海话通报;电台和电视台开设和增加沪语频道和节目……

然而,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努力并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仍然是沿用了过去的思维,即以行政力量推升一种文化的地位。在我看来,方言真正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权力加持,相反,是去政治化,让它们自由和自然生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建议政府做什么,我们只需要让政府明白自己不应该做什么。

我的父母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他们青年时代从江苏移居上海以后,很自然地就融入了上海的语言环境。虽说他们的上海话到现在也说得很不标准,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非要借助普通话这个“工具”才能在社会上与人交流,就像今天的上海“新移民”那样。而他们的下一代——我的姐姐们和我,都毫不费力地说着一口上海话,成为了真正的上海人。20多年前我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读书时的许多外地同学,大多也都能毫不费力地听懂上海话,毕业后留在上海的,现在基本都会说上海话。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粤语是中国众多方言(也有人认为它不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而是独立完整的另一种语言)中运气最好的。可能唯有在广东,地方方言能够在官方广播电视中占有那么大的地盘。据说到外交部去考外交官,会说粤语还能够加分——算你多懂一门语言。但粤语的这个强势地位并非来自国家权力的特别关照,而完全是凭借它自身的优势。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一是港澳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实力的辐射;二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北伐”;三是数千万说粤语的海外华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粤语早已超越了特定地方方言的地位,上升为一种全球性的通用口语。在海外华人圈,粤语比普通话的“通用”程度更高,它是美国的第三大口语、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口语。在中国以外的全世界,共有近7000万人口(可能不比中国广东、广西两省说粤语的人口少)使用粤语,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粤语经济圈”和“粤语文化圈”。这就足以证明了文化的自然生命力。

因此,归根结底,我也并不想要阻挡文化的自然演化和生生死死,我反对的是以强加的政治叙事代替文化自身逻辑的削足适履,因为它将使社会趋于单一和封闭。

也许我家公寓楼电梯里的那个小男孩长大后注定不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他的记忆深处永远会保留这样一片充满温情的天地,那是连接他和母亲的纽带。

作者:陈季冰,上海人,曾主持《东方早报》财经与评论工作,目前就职于《上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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