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有方:战时日本媒体的怕和爱

对于中国的媒体人来说,阅读《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前坂俊之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1月版)一书很容易产生时空错乱之感,需要不时把自己从出神中拉回来:哦,这是在说日本媒体,说1930至1940年代的日本媒体。

1930至1940年代——确切地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15年间的日本媒体发生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逐渐丧失了作为社会公器的自由与独立,沦为政府特别是军部的帮闲乃至帮凶。对此,《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等主流大报在战后作出了痛切的反省和应有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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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938年《朝日新闻》报道日军攻入武汉)

《每日新闻》关西总部编辑局长高杉孝二郎在得知日本投降后向社长提出了辞任和停刊的建议,以“向国民谢罪”,“承担作为一家核心大报一直以来讴歌和煽动战争的责任”,而高杉和以奥村信太郎社长为首的五个报社重要人物真就都辞职了。《朝日新闻》则在报纸上公布了《关于自我认罪的声明》,坦陈“特别是与引导国民、舆论、民意走向等有着最密切关系的言论机构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并“已经做好了‘惩罚自己’的充分准备”。不久,社长以下、编辑干部全体辞职,兑现了“惩罚自己”的宣示。

其实,《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等报纸的罪错不止于充当军部的“笔杆子”,还有捐赠飞机大炮等充实“枪杆子”之举,就差没有“投笔从戎”了。那么,这些报纸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向堕落呢?当然先得说明一点,即自明治时代以来就有一部《报纸法》悬在报纸的头上,制约着报纸的行动和报道自由,其规定之细之广令人瞠目。尤其是刊登新闻报道的各种限制以及一旦违反势必禁止发行的惩罚,让报纸不得不预先自我审查以行规避。“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进入“紧急状态”、“准战时体制”,言论自由越发陷入像蛛丝般张开的审查大网中。《读卖新闻》的专栏“编辑手记”执笔者高木健夫说,随着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的开始,“报道不准发表,禁令每天就有好几条。悬挂在报社统版编辑部桌前铁丝网上的禁令纸张,转眼就挂得满满的,想要记住到底禁止的是些什么,足以伤透脑筋。整日头晕脑胀。禁止、禁止,简直无从下笔。”

当局的执法手段主要是扣押报纸,为此增加了大量人手。此外,报纸和杂志还受到地方司令部和在乡军人会的监视,并由宪兵队执行对执笔者的身份调查和上门访问,一旦写了什么犯忌的文章,就立刻以“不买运动”相要挟。如果说这等做法尚属文明的话,那么对于胆敢指斥军人不法的记者则直接“上手段”了,拷问时宪兵曹长把军刀弄得咔嚓咔嚓响,并威胁“不听军部的话就等着去坐牢”。坐牢犹嫌不足,则予杀人灭口。《时事新报》领导人武藤山治便因揭露官商勾结而遭枪杀,这被认为是“以直接行动造成的威胁来从根本上压制正义言论”。由于接连发生针对媒体人的刀砍、泼粪、送蛇等事件,报社员工开始悄悄携带短刀用以防身,新闻界的报纸《新闻之新闻》甚至主张“报社的干部应该被允许携带手枪”,日本报纸进入了一个“搭上性命的新闻报道”时代。

面对政府和军部的暴力胁迫,《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这样的大报为什么不敢或者不愿反抗?不敢是因为怕(损失),不愿则是因为爱(好处)。时任《每日新闻》主编的高田元太郎说,他何尝不想即便让报社倒闭也起来反抗,“但考虑到过万的职员及其家属将会流落街头”,他“就无法做到”。时任《朝日新闻》编辑局长的绪方竹虎则说,“每一次的禁止发行将造成数万日元的损失”,“报纸需要刊登广告,(狡猾的暴力团伙)就用恐吓广告主的手段,试图使他们将广告撤出”,这对广告主来说当然是很大的麻烦,也就牵连到了报社,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投降了。

实际上,政府和军部对报纸使用了“反革命的两手”,暴力胁迫的“大棒”之外,还有鼓励听话的“胡萝卜”,亦即让“报纸因战争得到发展”,包括纸张的供给和资金的投入,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报纸发行量猛增。比如《朝日新闻》在1936年的印刷数是230万份,到1941年末就增长到351万份。《读卖新闻》原本快要倒闭了,“九一八”事变一起迅速起死回生,与《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崛起”的秘诀自然就是“向组织靠拢”,跟着军部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就算是运用武力,也必须包围日本的权益”。

“赏罚严明”之下,日本几大报纸就这样沦为军部和政府的宣传机器(讽刺的是,这居然也被视作“言论报国”)。在这期间,报界内部不乏抗争的举动,也不乏警觉的声音,而其所折射出来的内心挣扎尤为值得玩味。《时事新报》编辑局长伊藤正德指出:“虽然环境恶劣,但作为新闻人士缺少勇气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虽然我不要求大家都有为了言论的自由而把自己报社的命运赌在一篇社论上的那种勇往直前的勇气,但至少可以全面展开防守性的论战阵势,这对新闻人士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广津和郎也指出:“在烦闷时写些不可相信的新闻也就算了,但被要求写不可相信的新闻后,竟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脸上还挂着骗子一样的假笑,这就已经荒唐至极了。”绪方竹虎则曾这样反思道:“《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如果真的联起手来,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思考如何压制军部的政治干预的话,难道不是可以成功地做到吗?在日本战败后仔细想想,其实军部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赚月工资的集团。”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况且竞争对手确实往往容易陷入囚徒困境,留给后人的恐怕徒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慨叹。

作者:游有方,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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