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科学,需要一剂猛药:科学家们必须走出象牙塔,走进现实

科学没有自我修正,而是在自我毁灭。

为了拯救科学,科学家们必须走出象牙塔,走进现实。

醒醒吧。

拯救科学,需要一剂猛药:科学家们必须走出象牙塔,走进现实

科学是现代文明的骄傲、客观知识的源泉,然而如今正面临着困境。

近几十年来,来自政府的投资不断递增,各领域的科学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创造力,在数以万记的期刊上发表了亿万篇文章。然而,这其中的许多内容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可靠、不可用或根本是错误的。从癌症转移到气候变化到经济增长到饮食养生,本应是去伪存真的科学却往往将人们引入矛盾、争议与困惑的歧途。

科学已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漩涡。想要脱困,就必须摒弃自己的保护壳,直面自身的局限性及对社会的责任。

你一定也听说过的美丽谎言

情况何以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委实一言难尽,因为科技企业被炒作、迷思与否定的高墙保护得太严密了。然而大部分问题可以回溯到一个赤裸而美丽的谎言,科学的政治和文化力量正是建立在这一谎言之上的。就在美国即将开始一段非凡的科学、技术及经济增长时期,这个谎言不失时机地浮出了水面。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科学进步来自于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由发挥,在他们自选的课题上深入研究。

这段话深植于我们的文化心态中,几乎成了一条常识。这段对科学的豪迈见解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范内瓦·布什,他在二战时创立了美国科学研究局,研发出了原子弹,并参与了改进微波雷达、大批量生产抗生素和其他对盟军胜利至关重要的壮举,逐渐声名大噪,甚至被《时代》杂志称作“物理将军”。

范内瓦·布什

范内瓦·布什

随着战争进入尾声,布什预见到美国科学将进入和平新时代,顶尖学者仍将接受自珍珠港以来就习惯了的丰厚的政府拨款,但科研将不再局限于军事需要和应用,而是通过对“科学最纯粹的领域进行研究”,让科学家们为孕育创造健康、减少失业及增强军事安全保障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奠定基础。更多科学资讯:www.yangfenzi.com/tag/kexue

布什为建立优渥而长期的科学投资所付出的努力异常成功,其谎言的力量显而易见:只有“自由知识分子们的自由发挥”才能为国家提供应对未来挑战的必要知识。美国联邦对“基础研究”的拨款从1953年的2.65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0亿。投资在高校“基础研究”的款项甚至更为惊人,从8千2百万美元飙升至2百40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花在高校“应用研究”上的钱要少得多,只增加到了1百亿。

这个美丽的谎言还为缺少公共问责的公共开支提供了漂亮的理论基础:政客把纳税人的钱给了科学家,但只有科学家自己才能对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做出评估。由外行引导内行做科学只会干扰科学自由和不可预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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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好奇心驱使探索未知所获得的科学果实常常是辉煌而甜美的。最近发现的引力波为人类研究宇宙打开了新的窗户。类似的数十亿美元的大手笔太空探索成果还包括火星上存在流动水的证据。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和基因学家利用基因测序技术为早期人类曾与另两个古人类物种——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进行杂交提供了证据。这些令人惊异的发现都提高了我们对宇宙及人类自身的认识。

正如布什所预言的,在科学好奇心不断深入挖掘构成人类世界的根基之时,科学也创造出了同样多的应用奇迹:数字计算机、喷气式飞机、移动电话、互联网、激光、卫星、GPS、数码成像、核电和太阳能。在布什的年代,人类尚未造出任何能围绕地球飞行的东西,软件尚不存在,反倒是天花还未灭绝。

因此,如果谁认为这些美妙的技术变革真的是“来自于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由发挥”的产物,也是情有可原。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三重枷锁

当然,科学对技术发展一向很重要。科学家发现和探测了无数现象,然后才有了巨大而广泛的技术应用。但现代社会的种种技术奇迹并非来自“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发挥”,而是将科学创造力用来满足美国国防部的科技需求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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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不仅推波助澜散播了布什的谎言,还为科学提出了三道难题,只有了解这三重枷锁才有望使科学摆脱当下的困境。

第一,科学知识发展最快、对社会贡献最大的时候并非是被“自由知识分子”所“自由发挥”时,而是当科学知识被用来解决问题时——尤其是与技术创新相关的问题。

第二,当科学不被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时,科研工作就常常操之过急、草率行事,这对科学本身极为有害。

第三,这也是最恐怖的难题——科学如果不是在实验室中束之高阁,而是以谨慎恰当的方式与社会影响力直接、开放且紧密地结合起来,科学无疑将对今天的社会做出更可贵的贡献。

军事和政治催生的科学

二战甫一结束,作战部很快就更名为国防部,并开始统辖对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研人员。这是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谓的“军工结合”,也正是今天所谓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一系统上至高校实验室及科学家,下至大大小小的创新开发及营销公司,还有这些创新的用户——军方。对国防部来说,花费不重要,确保美国的军事科技强于所有其他国家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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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需要的不仅是基础知识的发展,还有专业技术技能。这些需求不仅带来了经费上的一掷千金,还形成了对基础研究发展的关注,从高能物理到物质科学到流体力学再到分子生物学,无所不包。

例如,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构建于40年代中期,用以计算弹道轨迹并设计第一颗氢弹。这台计算机的造价是50万美元(合今天470万美元),比现代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慢了无数倍,体积赶上了一台小型巴士,且无法被立即应用在商业上。除了五角大楼,还有谁会购买这样的东西?但国防部也支持了能让创新延续下去的科学研究。在50年代晚期及60年代,计算机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但相关的科学研究却跟不上。于是国防部在麻省理工、卡耐基梅隆、斯坦福及其他高校创立了计算机科学这门学科,并大力扶持。

这样的例子还有喷气发动机。美国空军和海军多年来一直为飞机制造业拨款,促使喷气发动机不断改良。同时,波音公司将自己为空军开发的以喷气发动机为动力的空中加油机稍作变化,用在了波音707客机上。波音707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安全可靠的商业喷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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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还有国防部对AT&T的贝尔实验室的资助。通过出资推动工程开发和建造生产设施,军方为日后的信息时代奠定了工业基础。

直到今天,国防部还在对机器人及人体增强设备等最新项目进行巨额投入。

美国人倾向于将科学家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天才(比如爱因斯坦),将发明家塑造成不按牌理出牌的天才(比如乔布斯和盖茨)。然而真相却是,今天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来自于国防部对科学及科技的催化与操控,但无论科学家还是决策者都不愿承认军方在创造现代经济及社会上的作用。范内瓦·布什那美丽的谎言才是在理念和政治上更美好的解释。然而并不是每人都能被糊弄过去。

研究需要管理

20年来,杰夫·马库西都在为国防部提供环境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从麻省理工博士毕业的马库西也是布什谎言孕育出的科学家。“我所受的教育让我成为了一个基础科学家。我研究的是统计物理学。我的论文又深奥又无用。”马库西称。

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不是爱因斯坦,绝大多数科研项目也不可能得出什么石破天惊的重大结果。如果人们想让科学研究为一个更远大的目标服务,就必须有问责机制驱使科研向那个目标前进。马库西认为,这种问责机制的缺乏导致了现有科研体制让“人人都想进来混口饭吃”,催生了“太多不必要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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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西同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认为科研需要被“管理”。这种管理不是强迫科学家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而是确保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能对更为远大的目标作出贡献。更多科学家故事:www.yangfenzi.com/tag/kexuejia

马库西与军方合作的任务包括为野外作战的士兵开发更经济简便的净水方式、如何保护士兵不受军事基地土壤中的有害物质毒害等。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知识永远不会来自于“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发挥”。马库西意识到,如果仅仅是把资金给科学家,让他们自己去工作,那么最后将得到一堆毫无用处的知识和许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当然想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也想推进科学前沿,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想要解决的问题。”布什美丽的谎言称只有科学家才能对科学家问责,而马库西对他的研究团队人员的建议恰恰相反:“不要在科研界寻求支持者,只需在终端用户那里寻求就可以了。”

有时他不得不终止一些在科学上有成果但对任务无益的项目。这些项目或许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绝对不会废止的,但如果按马库西所言,科研的支持者是社会,不是科学家,那么你的最终目标就是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增加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这就是为何科学与技术间的共生关系如此强大:技术为科学提供了焦点和领域。但范内瓦·布什的美丽谎言让高校和研究机构追寻更多的知识,而不是想着解决问题。马库西认为,重新定位科学家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资助让他们重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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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让科学家在读研究生之前去维和部队体验一下。至少A·J·库马尔在斯坦福读完物理学本科之后就是这么做的。在南非两年的工作让库马尔将科学看作他影响世界的手段,这也让他开始对美丽谎言提出质疑。和马库西一样,库马尔理解并尊崇基础科学的意义,但他也意识到布什的美丽谎言只会让科学家“在一个课题上不停地越挖越深,甚至不会自问为何要做这件事”。他认为需要在“如何做科学上”培养更多的“意向性”。

在哈佛的应用物理博士生课程中,库马尔对将科学与贫困国家的医疗卫生联系起来产生了兴趣。他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关注点:“如何将血液研究信息引入资源匮乏的环境中?”这个问题将他导向了两个方向:在社会背景下,让更完备的血液信息满足人们的需求;在科学领域中,那些理论即工具可以提供这些信息。因此,他与有在非洲工作经验的医生交谈,也与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商讨,最终找到了二者的交汇点:利用简易离心机分离蛋白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用来分离血细胞,可以用来帮助诊断目前缺乏快速、低廉、便携和可靠的方法来诊断的镰状细胞病。这构成了库马尔博士课程的研究内容。利用他的这种方法,血检仅需15分钟便可得出结果,成本不到1美元。

库马尔在津巴布韦演示他的镰状细胞病血检

库马尔在津巴布韦演示他的镰状细胞病血检

库马尔将研究过程的各个方面协同在一起,而他的研究接受的不是科学同行们的审核,而是来自终端用户的检验。

出路何在

与失败的民主政治、刑事司法、医疗卫生与公共教育一样,科学的组织与文化被囚禁在可怕的自我本位的惯性中,而科学研究中的价值观所代表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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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最有价值的科学机构将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将对社会大众负责,将激励科学家对关注问题胜于关注知识的产出,将使研究课题针对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仅为了理解知识而理解知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科研的质量必将得到提高。同时,现今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将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继续崩坏,但也会继续独吞大部分资源并坚持抬高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著名化学家乔治·怀特塞兹(也是库马尔的博士导师)在2012年的《经济学人》上曾提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纯粹由好奇心驱动的科学只产生了一两项根本性的突破(量子力学和基因组学),使科学与技术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范内瓦·布什的美丽谎言所保护的那些科研方向,无论看起来多么阳春白雪、意义深远,也比不上解决问题或指引方针决策,甚至在发现可验证的真理这条路上也未必比解决问题的科学走得更远。

拯救科学,需要一剂猛药:科学家们必须走出象牙塔,走进现实

科学本应帮助人类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但由于闭门造车,今天的大部分科学都已丧失了这种洞察力。在安全舒适、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自由知识分子们的自由发挥”渐渐变得对世界漠不关心,对社会不负责任。可悲又讽刺的是,主流科学退化的想象力正是科学家们为了成功而坚持的自治造成的恶果。科学必须直接参与到真实的世界中来,才能摆脱束缚,重新发现通往真理的道路。

【来源:The New Atlantis 作者:Daniel Sarewitz 编译:未来论坛 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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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今天因为要查找一点细节,重读了旧文章。读了一部分之后激动得满地乱跑,恨不得挂在镜子上以后每天早上刷牙之前拜三拜。从前根本就没懂精妙之处,忍不住来回答自己从前的问题。或许以后会把完整的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整理在专栏里。String-net condensation: A physical mechanism for topological phases,是Levin-Wen模型建立的那一篇文章。我相信这个动机部分一定是文老师写的,因为照常是和朗道的对称性破缺理论对比。
    One way to reveal the gaps in our understanding is to compare with Landau’s theory of symmetry breaking phases. Landau theory is based on (a) the physical concepts of long range order, symmetry breaking, and order parameters, and (b) the mathematical framework of
    group theory. These tools allow us to solve three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ordered phases. First, they provide low energy effective theories for general ordered phases: Ginzburg-Landau field theories [24]. Second, they lead to a classification of symmetry-breaking stat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only 230 different crystal phases in three dimensions. Finally, they allow us to determine the universal properties of the quasiparticle excitations (e.g. whether they are gapped or gapless). In addition, Landau theory provides a physical picture forthe emergence of ordered phases – namely particle condensation.
    Several components of Landau theory have been successfully reproduced in the theory of topological phases. For example, the low energy behavior of topological phases is relatively well understood on a formal level: topological phases are gapped and are described by topological
    quantum field theories (TQFT’s).[25] The problem of physically characterizing topological phases has also been addressed. Ref. investigated the “topological order” (analogous to long range order) that occurs in topological phases. The author showed that topological order is characterized by robust ground state degeneracy, nontrivial particle statistics, and gapless edge
    excitations.[3, 13, 26] These properties can be used to partially classify topological phases. Finally, the quasiparticle excitations of topological phases have been analyzed in particular cases. Unlike the symmetry breaking case, the emergent particles in topologically ordered (or
    more generally, quantum ordered) states include (deconfined) gauge bosons[27, 28] as well as fermions (in three dimensions) [29, 30] or anyons (in two dimensions) [31]. Fermions and anyons can emerge as collective excitations of purely bosonic models.
    Yet, the theory of topological phases is still incomplete. The theory lacks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a physical picture (analogous to particle condensation) that clarifies how topological phases emerge from microscopic degrees of freedom, and a mathematical framework (analogous
    to group theory) for characterizing and classifying these phases.
    有多少人在学朗道对称性破缺和序的理论时候,能够这样去概括:“数学框架是群论,物理概念是长程序,对称性破缺和序参量”?平日学习习惯好思考得多的同学怕也想得到。那么接着,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个模型所解决的问题:“低能有效理论、对称破缺态的分类、准粒子激发”?这一点怕是要有研究经历的人才做得到,且得是目光长远的研究者。
    这是朗道的旧故事。当你听了一个故事,学到一个理论,概括了它的特征,深入地了解它解决的问题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朗道理论失效的地方,是拓扑物态。当你碰到一个新问题,你该如何着手切入?你在过去的学习中进行的总结和思考,又如何应用到这个新问题上来?我想他的这段文字做了很好的解答。针对拓扑物态,上述低能有效理论、对称破缺分类、准粒子激发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决。然而,真正的物理概念和数学框架仍然缺失,所以他们那篇文章就来填补缺失。首先我欣赏这种类比,因为它说明作者有一个够清晰的逻辑,知道重要的问题还是这些,知道这些在拓扑物态里对应什么。其次我欣赏这种有野心的选题。这里所谓填补缺失,填补的是“物理图景”和“数学框架”,多么“空泛”的词,背后就要有多少细节来支撑。知道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还敢去解决这最重要最难的问题,还提出了一种解决。难道不值得惊叹么。…我以为我是个很会表达的人,却觉得没说清楚,只写了一点非常粗的动机就没法写下去了,而文章后面数学上物理上的动机和思路当真漂亮。想感叹,日常中要进行多少积累和思考,要养成怎样好的习惯,有多大的勇气,有多少的直觉和耐心,才能做出好的工作。知易行难,只能宽慰自己一句来日方长,然后一点一点去学罢。

  2. 玻尔的思路就很值得学习。
    科学允许人们质疑一切未经证明之事。包括存在了数千年的日心说、又统治了数百年的经典力学,以及屡受质疑的哥本哈根诠释。科学也允许人们相信一切未经证伪之事包括所有宗教甚至飞天拉面大神。这两条反向的思路确保了自然科学可以不断地自我更新,可以不断地发展下去。那些颇具创造性的理论也是在这两种思维的引导下形成的。大多数时候,科学家都的思维都是在这两种极端过渡区间,并且有选择性地在质疑和相信中来回徘徊。对理论经过反复的发展和敲打,最后还能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思考的精华所在。质疑一切:质疑一切未完全证明的理论,找出漏洞,哪怕是最微小的瑕疵。通过微小的瑕疵找出最本质的问题。
    相信一切:相信自己的思路,尽可能去尝试一切可能的思路。比如说题主的例子,玻尔猜出了mvr=n[hBar],结果和实验相符合,于是拿到了诺奖。不仅如此,他相信描述水滴的模型也可以描述原子核的状态,于是稍加修改就得到了可以描述原子核能级的原子核“液滴模型”。我本科的导师就对玻尔的思维方式推崇备至。0)庄子.秋水 鱼之乐
    先借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直观地感受一下,质疑一切和相信一切为什么可以给科学家留下个人选择的自由。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故事中庄子和惠子代表的两种极端状态。当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有选择相信任何一方和质疑另外一方的思维的自由。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译文:
    庄子和惠子漫步在濠河的桥上。庄子说:“鲦鱼游弋得很从容,这鱼很快乐啊。”
    惠子说:“您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您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惠子说:“我不是您,当然不知道您的感知吗;您原本不是鱼,您不知道鱼的快乐,那就肯定了。”庄子说:“请找到原本。您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这话所表明的是,就是(您)已经知道了我所感知的然后才问我,我是在濠河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句诡辩请忽略,拉低了这个故事的品位。】所以鱼到底快乐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撑或反对“鱼快乐”。
    所以,庄子相信“鱼快乐”是他的自由,惠子质疑“鱼快乐”也是他的自由。
    (但他们想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理论时,则必须要拿出经得起质疑的证据。)
    在科学事实没有给出定论的时候,即使相反的结论也可以且应该被讨论。科学都是在旷日持久的争论下慢慢演化的。1)质疑
    在提出独创性的新理论时,我们往往以及有一个还不错的旧理论了。
    所以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步步紧逼又逻辑严密的质疑来找出旧理论的缺陷。伽利略是实验科学的先驱。靠的就是发现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漏洞,然后不说废话,直接用实验一个个地打脸。牛顿力学的弱点呢,牛顿大神自己就认识到了,所以还想了一个水桶实验来支持绝对时空观。牛顿观点的本质是:根据圆周运动的特性,真空中的水球,如果是椭球体,那么能够推出水球在转动;如果是正圆球体,那么可推论水球没有转动。可是运动是相对的,茫茫太空(真空)中一个变扁的水球,是在相对于什么参照物转动?牛顿认为是相对于绝对的空间。
    后来马赫认为旋转水桶水面的爬升/水球的椭圆化是因为相对于天体的运动。马赫是对的。这个观点后来也启发了爱因斯坦。所以,首先却不少了毫不留情的质疑,即使是牛顿说的,只要证据不充分科学家就可以选择质疑。2)相信玻尔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他选择相信自己创造的对世界的新的理解,并把它表述成了哥本哈根诠释。而爱因斯坦和玻尔旷日持久的论战所关注的就是哥本哈根诠释。爱因斯坦始终认为哥本哈根诠释是一派胡言。于是不断地在会议、在论文上质疑玻尔的观点。还提出了诸多实验,还有著名的EPR佯谬,结果爱因斯坦用亲自预言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证明了玻尔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实验都支持哥本哈根诠释,上帝掷筛子,物理学定律有非定域性(nonlocality)。
    玻尔在爱因斯坦的质疑下继续相信并巩固自己的结论,才能使得哥本哈根成为量子力学的圣地。恰巧玻尔的思考习惯是,用一天时间提出最疯狂的假设和理论,尽可能地信任各种理论的可能性。第二天则用最严苛的态度来质疑自己第一天的理论。如此反复。玻尔的这种在质疑和相信中不断变换的思维方式就是科学家的楷模。

  3. 基于对实验现象的敏锐观察. 典型的是凝聚态物理中的例子. 从 Mott insulator 到 Anderson localization 甚至到 Kondo Effect, 这些深刻理论的提出最初都是源于物理学家们对实验体系具有敏锐的直觉. Mott insulator 有氧化镍的电阻率难题, Anderson localization 有自旋扩散的难题, Kondo Effect 是低温电阻率的反常. Mott, Anderson, Kondo 分别看出了这些现象来源于电子-电子相互作用, 杂质的随机性, 磁性散射, 因此水到渠成地写出了自己的模型, 提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理论.我对于把电子的自旋引入波动方程并不感兴趣, 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利用过泡利的工作. 其原因在于, 我的主要兴趣是要获得一个与我的普遍的物理诠释和变换理论相一致的相对论性理论.在前人已有工作基础上的推广. 这与独创性并不矛盾. 这需要对已有的理论和现有的问题同时具有一定理解. 往前看, 杨振宁就很善于推广前人的工作, 比如他对 Bethe ansatz 的推广对于严格求解 Hubbard model 意义重大. Hubbard model 后来又成为了很多高温超导理论的基础. 往现在看, 自从 Anderson-Higgs mechanism 以后, 越来越多高能的理论渗透进了凝聚态物理中, 同时加深了人们对这两个领域的理解. 当代很多有名的凝聚态物理学家, 比如 Sachdev 都是靠这个起家的.关于量纲分析的两点注记: 问题描述中, 角动量和 Planck 常数的量纲一致本身没有奇妙的地方, Planck 常数当然也可以以其他量纲的形式出现, 比如玻尔半径. 整件事情最妙的地方在于量子力学中有 intrinsic 的长度量纲. 这是在经典物理中不曾见到的. 有关于此更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这篇专栏: 5. Quantum Physics by Dimensional Analysis – On the back of envelope – 知乎专栏.
    另一个回答中说的: "一个无量纲的系数如果特别大或特别小,那么背后可能有深刻的物理". Quora 上的这个回答对此的阐释很精彩, 不在此赘述: David Simmons-Duffin’s answer to What are some examples where solving a problem with just dimensional analysis can make things go wrong?我的导师算是开辟了一个领域的科学家,他经常说 “There is no first in science, history just like to repeat itself" 告诉我要善于从过去的知识中发现新鲜的事物。
    恩,最近正好有个非常棒的例子,从高分子活性聚合中获得灵感,将其应用到超分子自组装中。

  4. 1、自下而上:从一个领域的基础方法做起,然后在实践中发现其不足,并提出方法完善。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因为你要知道,在你之前已经有不知多少人尝试过不知多少种方法来完善,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失败多少次,即使成功,也可能由于你的方法过于简洁(数学性不强)而依然是屌丝之作。2、平行结合:简单来说,就是把两种方法合二为一。比如有一种方法可以加速计算过程,另一种方法可以应用于某特定场合,两者结合,就变成了应用于某特定场合的快速计算方法。这是创新难度最低、最保险的途径,一般我国科研人员的论文99%都是这一类。3、自上而下:此方法是牛逼之中的牛逼,大屌之中的巨屌,是我等人民群众眼中的独孤九剑。简而言之,就是将数学思想套用于其它学科。听起来很简单,但背后要求的是极扎实的数学功底,所谓扎实,就是理解数学某方向的主干知识、并能随时扩展相关知识。而极扎实,就是不仅理解这些知识,还要理解其背后的思想和应用背景。一般数学专业出身的博士,以及应用学科极优秀的博士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们下天山,开始拯救我们这些失足少年。。。当然,对于数学出身的人来说,在他们练成独孤九剑之前,还得花几年时间掌握应用学科的全套基础知识和经典方法,并跟进某方向的方法至第一线。所以,成本极高。能做到第三种的,基本为当代大牛。能把第一、二种发挥到极致的,拿到美国前30的faculty基本没有问题。如果是科学媒体,请开始在采访我们的科学家时转变思路,不要再让他们随便谈一下人生,而是认认真真做好功课询问他们的研究,并尝试开始策划优良的影视作品来跟踪研究过程。如果是优秀的科学家,请不要再在被采访时将科研提高到道德高度来浅浅谈谈人生,而请一定用一个任何学科本科毕业的人都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一下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只有您的研究工作是吸引人和令人激动的,观众能够感受到从事研究是非常有乐趣的,这才能真正从社会吸引年轻人,稳定住科研队伍。甚至这样才能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一颗研究愿望的种子。普通研究者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哪怕研究界的收入很低。前段时间休假去了一趟佛罗里达的EPCOT和肯尼迪航天中心,那些娱乐项目做得真好啊,好多好多小朋友,他们就在玩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科学,了解到各个学科到底未来都在做什么。另外,皮克斯最新的动画《inside out》,背后也有两个科学家为动画片做科学指导。感觉美国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并不觉得跟小朋友们解释他们的工作和研究、以及和工业界产业界合作是一件没身份的事情,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却被各种paper work,各种..工作要求缠住了自己的双手双脚。我们真的在这方面还差好远!在很多的科学家标榜的是自己为了自己的事业付出了多少的心酸,但是对于后进者更看重的是你为之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探索未知边疆?发现新的物种?中国的科学家受近代教育太深,习惯用苦难辉煌来描述自己的人生,但是却没发现年轻人们的目标已经不是他们所熟知的了。虽然我说的和科普的事关系较小。但是下方关于一些科普的建议,也值得思考。科普的“懂”和做研究的“懂”不是一个概念。探索冥王星的科普做的好吧?但他们也没讲新视野号的设计、构造,信号是如何在两颗星球间传播、降噪、滤波的。从科研的角度看,这些问题不讲那就完全没把工作讲清楚,但从科普的角度看却完全没有必要。有的研究,比如代数几何,确实艰深得没法科普,但很多领域的工作却是可以做好的科普的。

  5. 对于如何提出创新理论,应用科学领域一般需要一下几步:
    1. 现实中确已发现,或预测到未来可能出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广泛的阅读,知识的积累,了解这一领域已有的知识体系,或解决问题1需要的知识体系。3. 根据专攻问题的独特性,提出改进现有知识体系的方法。比如本人专攻石油工程,近年来页岩气页岩油逐步成为关注焦点,也被誉为新型油藏未来发展重中之重。但开发页岩气藏需要攻克多重难关,这就促进了在这一领域的科研进程。通过广泛了解开发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大量研读常规油藏,及其他非常规油藏(如煤层气)的有关理论,加以使用至页岩气藏。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灵活得改变现有的理论,使之同样使用与页岩气,就成为了科研创新的一种途径。第一条建议就是保持平常心,同时踏实勤奋。我们存在于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累计,而这些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也定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不易被发觉,或者!相当难以攻克!所以我们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第二,正因为各个领域知识的累计已经相当丰厚,想要全面了解这些领域就变成一个大工程。因而,步骤中的第二步也成为一个需要学者潜心专攻的过程。
    有了以上两步坚实的基础,第三步很大程度就是水到渠成了。当一个人的大脑储备了足够知识、方法。面对问题是自然就会构筑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科学家不是孤立的个体,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的,他/她需要一个学习、成长和生活工作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培养出杰出的科学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好比干细胞和微环境的关系,干细胞的分化和增殖需要微环境提供的营养物质和细胞因子。没有合适的微环境,干细胞也不能定向的分化。科学大师是在一个科学的、公正的、自由的氛围中随机脱颖而出的。进行科学研究就是对规律的探索,而规律绝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是有其适用条件的。随着其条件的变化,规律也会发生变化,所谓的创新无非就是发现了在一个新的条件下存在的规律,或者反之。公正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接受科学教育和培养的机会,让科学大师的潜在者范围最大化。自由则是鼓励百家争鸣,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争论,真理是在争论中得到的。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性格、智力上的特征,但是无法先去评价他/她的这些特征,再得出他/她是否能够作出创新性科学成绩的推断。我相信科学大师们都会有一些共性特征,但是这些共性特征并不是特异的,还有很多更重要的特征无法挖掘出来。曾经有过的少年大学班制度是最好的反例,追踪那些曾经被精心选出的具备某些特征的“神童”经过“定点”培养后几乎没有成为科学大师的,甚至有不少还不如普通人。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青少年时期和普通人没有差别。对理论研究要有爱,要牵挂它,要不时地想起它。如果有爱,那么我们就能够对它持续的付出(比如苦读关于它的一切),甚至我们的感官/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下意识的搜集素材灵感。并列)1. 巨人的肩膀
    有了爱,也就有了方向。下一步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寻找巨人的肩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啦,比如牛顿。怎么找?阅读文献(人类知识的主要载体)。推荐我前两天看到的一篇博客:南京叠锶另外,文献的发表人大都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所以阅读的时候要判断甄别文献里面的论点/结果。

  6. 对于如何提出创新理论,应用科学领域一般需要一下几步:
    1. 现实中确已发现,或预测到未来可能出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广泛的阅读,知识的积累,了解这一领域已有的知识体系,或解决问题1需要的知识体系。3. 根据专攻问题的独特性,提出改进现有知识体系的方法。比如本人专攻石油工程,近年来页岩气页岩油逐步成为关注焦点,也被誉为新型油藏未来发展重中之重。但开发页岩气藏需要攻克多重难关,这就促进了在这一领域的科研进程。通过广泛了解开发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大量研读常规油藏,及其他非常规油藏(如煤层气)的有关理论,加以使用至页岩气藏。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灵活得改变现有的理论,使之同样使用与页岩气,就成为了科研创新的一种途径。第一条建议就是保持平常心,同时踏实勤奋。我们存在于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累计,而这些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也定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不易被发觉,或者!相当难以攻克!所以我们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第二,正因为各个领域知识的累计已经相当丰厚,想要全面了解这些领域就变成一个大工程。因而,步骤中的第二步也成为一个需要学者潜心专攻的过程。
    有了以上两步坚实的基础,第三步很大程度就是水到渠成了。当一个人的大脑储备了足够知识、方法。面对问题是自然就会构筑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科学家不是孤立的个体,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的,他/她需要一个学习、成长和生活工作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培养出杰出的科学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好比干细胞和微环境的关系,干细胞的分化和增殖需要微环境提供的营养物质和细胞因子。没有合适的微环境,干细胞也不能定向的分化。科学大师是在一个科学的、公正的、自由的氛围中随机脱颖而出的。进行科学研究就是对规律的探索,而规律绝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是有其适用条件的。随着其条件的变化,规律也会发生变化,所谓的创新无非就是发现了在一个新的条件下存在的规律,或者反之。公正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接受科学教育和培养的机会,让科学大师的潜在者范围最大化。自由则是鼓励百家争鸣,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争论,真理是在争论中得到的。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性格、智力上的特征,但是无法先去评价他/她的这些特征,再得出他/她是否能够作出创新性科学成绩的推断。我相信科学大师们都会有一些共性特征,但是这些共性特征并不是特异的,还有很多更重要的特征无法挖掘出来。曾经有过的少年大学班制度是最好的反例,追踪那些曾经被精心选出的具备某些特征的“神童”经过“定点”培养后几乎没有成为科学大师的,甚至有不少还不如普通人。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青少年时期和普通人没有差别。对理论研究要有爱,要牵挂它,要不时地想起它。如果有爱,那么我们就能够对它持续的付出(比如苦读关于它的一切),甚至我们的感官/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下意识的搜集素材灵感。并列)1. 巨人的肩膀
    有了爱,也就有了方向。下一步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寻找巨人的肩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啦,比如牛顿。怎么找?阅读文献(人类知识的主要载体)。推荐我前两天看到的一篇博客:南京叠锶另外,文献的发表人大都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所以阅读的时候要判断甄别文献里面的论点/结果。

  7. 寻找巨人肩膀的过程往往是艰苦的,漫长的,没有趣味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应用了自己学习的能力,但是没有发挥创造的能力,对于一个对创造有爱的人,这是不可忍受的。所以,我想说,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也要创造,要在寻找巨人肩膀的过程中创造。(不要害怕重复造轮子,如果在你的思想世界里还没有轮子,那么自己去创造一个也是“原创”。这么做的好处还是很多的,成本却不高。)怎么创造?从理论的角度看,就是“问对问题”。
    The scientific mind does not so much provide the right answers as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Claude Lévi-Strauss (b. 1908) French anthropologist
    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的。牛顿的例子就很有意思:“苹果会掉下来,为什么月亮不会?”。这个时候牛顿也许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再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本人搞计算的。学过不少计算机编程语言,学习过计算理论的课程,阅读过不少高性能计算的论文,自己也动手编写过一些高性能计算的应用程序。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现在编程技术的一些缺点,结合自身经历,开始考虑“编程效率”的问题,感觉找到了爱。然后就是进一步阅读文献,同时开始“问问题”。一些问题成为了我的博士研究课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基于汉字的编程究竟有没有效率?”。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研究一些现有的中文编程语言,看一些讨论中文计算化的论文(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o(^▽^)o)。直到问出了这个问题:“汉字的特点在于每一个字的信息量很大,那么利用这个优点能不能提高编程的效率?”。继续寻找巨人的肩膀,找到了 – Ken Iverson, 还是通过知乎找到的:有相同想法的人,多交流,这也是我还做得不好但是正在努力的一点。牛人们的例子很多啦,比如题主举得波尔和普朗克的例子。我贴一个戏剧化的图片好了,里面有:普朗克,波尔,居里夫人,薛定谔,泡利,爱因斯坦,海森堡。与会的共29人,其中的17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从古往今来科学家来看,个人对科学的敏感觉知或许是最大的推动力。而这种敏感往往来自于个人在某一领域特别的执着和坚持,有时候执着于自我看法往往是初期的关键,阅读大量前人研究或者与人交流讨论或许更多是对当初自我看法的验证和深入,而不是获得爆发性灵感的最佳源泉。创新性研究诚然需要楼上所论述的那些诸如厚积薄发、穿插交流等特质。但我想说: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毫无建树、有些人却貌似“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开某个领域的阀门。勤能补拙我相信,但是如果说,在顶尖层面灵感可靠努力获得,我不太信;如果说,上帝没有在掷骰子,我不太信。爱迪生说过:那1%的灵感比另外的99%重要。虽然很让人伤感,但这是事实。通过大量的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然后进行实验,在不断探索,和同事,朋友的交流之后,才能有一些较新的想法。

  8. 寻找巨人肩膀的过程往往是艰苦的,漫长的,没有趣味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应用了自己学习的能力,但是没有发挥创造的能力,对于一个对创造有爱的人,这是不可忍受的。所以,我想说,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也要创造,要在寻找巨人肩膀的过程中创造。(不要害怕重复造轮子,如果在你的思想世界里还没有轮子,那么自己去创造一个也是“原创”。这么做的好处还是很多的,成本却不高。)怎么创造?从理论的角度看,就是“问对问题”。
    The scientific mind does not so much provide the right answers as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Claude Lévi-Strauss (b. 1908) French anthropologist
    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的。牛顿的例子就很有意思:“苹果会掉下来,为什么月亮不会?”。这个时候牛顿也许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再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本人搞计算的。学过不少计算机编程语言,学习过计算理论的课程,阅读过不少高性能计算的论文,自己也动手编写过一些高性能计算的应用程序。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现在编程技术的一些缺点,结合自身经历,开始考虑“编程效率”的问题,感觉找到了爱。然后就是进一步阅读文献,同时开始“问问题”。一些问题成为了我的博士研究课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基于汉字的编程究竟有没有效率?”。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研究一些现有的中文编程语言,看一些讨论中文计算化的论文(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o(^▽^)o)。直到问出了这个问题:“汉字的特点在于每一个字的信息量很大,那么利用这个优点能不能提高编程的效率?”。继续寻找巨人的肩膀,找到了 – Ken Iverson, 还是通过知乎找到的:有相同想法的人,多交流,这也是我还做得不好但是正在努力的一点。牛人们的例子很多啦,比如题主举得波尔和普朗克的例子。我贴一个戏剧化的图片好了,里面有:普朗克,波尔,居里夫人,薛定谔,泡利,爱因斯坦,海森堡。与会的共29人,其中的17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从古往今来科学家来看,个人对科学的敏感觉知或许是最大的推动力。而这种敏感往往来自于个人在某一领域特别的执着和坚持,有时候执着于自我看法往往是初期的关键,阅读大量前人研究或者与人交流讨论或许更多是对当初自我看法的验证和深入,而不是获得爆发性灵感的最佳源泉。创新性研究诚然需要楼上所论述的那些诸如厚积薄发、穿插交流等特质。但我想说: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毫无建树、有些人却貌似“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开某个领域的阀门。勤能补拙我相信,但是如果说,在顶尖层面灵感可靠努力获得,我不太信;如果说,上帝没有在掷骰子,我不太信。爱迪生说过:那1%的灵感比另外的99%重要。虽然很让人伤感,但这是事实。通过大量的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然后进行实验,在不断探索,和同事,朋友的交流之后,才能有一些较新的想法。

  9. 然典型的数据科学家是两类,那么对照着这两类对自己的技能树查缺补漏就行。要么补业务知识,要么补代码能力,要么补机器学习相关的技术与工具。总之,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新算法,而没有基础的分析或者工程能力,这样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能带来任何价值。从一位分析师或者程序员开始职业生涯,都是很好的选择。然而,职业生涯的追求肯定不是一个 Title,而是某些能力,对照着理想中的独角兽差缺补漏,确实是非常好的办法。然而当我们退一步想,一个全知全能的职位,理论上应该在每一个时代都大受欢迎,而为何如今我们看到所谓数据科学家如此兴起,这背后的原因和技术趋势是什么呢?Ken Thompson
    C语言编写者 Unix系统设计者 1983年图灵奖获得者 06年加入google,Guido van Rossum Python的设计者 架构师 05年加入Google, 12年离开,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的另一个作者Brian Kernighan. 同为贝尔实验室的Ken Thomps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的作者Peter Norvig.Geoffrey Hinton.如果是科学媒体,请开始在采访我们的科学家时转变思路,不要再让他们随便谈一下人生,而是认认真真做好功课询问他们的研究,并尝试开始策划优良的影视作品来跟踪研究过程。如果是优秀的科学家,请不要再在被采访时将科研提高到道德高度来浅浅谈谈人生,而请一定用一个任何学科本科毕业的人都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一下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只有您的研究工作是吸引人和令人激动的,观众能够感受到从事研究是非常有乐趣的,这才能真正从社会吸引年轻人,稳定住科研队伍。甚至这样才能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一颗研究愿望的种子。普通研究者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哪怕研究界的收入很低。造成“山顶等候多时”幻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行把科学研究的山顶和山脚搞反了。被外行当成山顶的定性描述,其实只是某个科学理论的山脚而已。
    现代科学的前沿研究已经太过艰深,非专业人士几乎无法理解,只能从少量科普读物里管窥蠡测,获得某一科学理论的简要定性概述,而有些人误以为这就是某一理论的全部。
    比如说起弦论,大多数外行只能理解到“这个世界是一些弦在振动”这个层次。这难道是弦论的山顶?你不会以为物理学家爬了这么久山就发现了这些吧?这其实山脚得不能再山脚了,怎么把弦论的数学模型做出来,让计算结果和标准模型相容,才是在爬山啊。数学家们倒是有资格说,我们早就准备好登山工具了。比如广义相对论,数学家预先准备好了微分几何。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数学家们预先准备好了发散级数广义和理论。所以真实的场景是这样的:佛学大师和哲学家在山脚等候多时,但是没能力登山,然后物理学家接过好基友数学家递过来的登山工具,绝尘而去。看了之前哲学科学之辩,总体感觉是这样
    科学:其实哲学并没能指导科学…
    哲学:但这也是哲学的一部分!
    科学:并不存在一个高于科学的形而上的哲学…
    哲学:还说你没有用哲学!哲学是基础!哲学是舵手!哲学是伟大领路人!
    科学:领个路我看…
    哲学:这个,那个,哪儿都是,总之广撒种,先占坑。
    科学:其实你在做什么你自己很清楚对不对?哲学说白了其实…
    哲学: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那就是除了古希腊哲学-科学家,其他任何民族连“地球”这个事实都没发现,更不要聊“宇宙”这个话题了。朱清时不是物理研究者,是化学家,跟物理尤其是理论物理压根不搭边。

  10. 然典型的数据科学家是两类,那么对照着这两类对自己的技能树查缺补漏就行。要么补业务知识,要么补代码能力,要么补机器学习相关的技术与工具。总之,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新算法,而没有基础的分析或者工程能力,这样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能带来任何价值。从一位分析师或者程序员开始职业生涯,都是很好的选择。然而,职业生涯的追求肯定不是一个 Title,而是某些能力,对照着理想中的独角兽差缺补漏,确实是非常好的办法。然而当我们退一步想,一个全知全能的职位,理论上应该在每一个时代都大受欢迎,而为何如今我们看到所谓数据科学家如此兴起,这背后的原因和技术趋势是什么呢?Ken Thompson
    C语言编写者 Unix系统设计者 1983年图灵奖获得者 06年加入google,Guido van Rossum Python的设计者 架构师 05年加入Google, 12年离开,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的另一个作者Brian Kernighan. 同为贝尔实验室的Ken Thomps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的作者Peter Norvig.Geoffrey Hinton.如果是科学媒体,请开始在采访我们的科学家时转变思路,不要再让他们随便谈一下人生,而是认认真真做好功课询问他们的研究,并尝试开始策划优良的影视作品来跟踪研究过程。如果是优秀的科学家,请不要再在被采访时将科研提高到道德高度来浅浅谈谈人生,而请一定用一个任何学科本科毕业的人都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一下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只有您的研究工作是吸引人和令人激动的,观众能够感受到从事研究是非常有乐趣的,这才能真正从社会吸引年轻人,稳定住科研队伍。甚至这样才能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一颗研究愿望的种子。普通研究者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哪怕研究界的收入很低。造成“山顶等候多时”幻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行把科学研究的山顶和山脚搞反了。被外行当成山顶的定性描述,其实只是某个科学理论的山脚而已。
    现代科学的前沿研究已经太过艰深,非专业人士几乎无法理解,只能从少量科普读物里管窥蠡测,获得某一科学理论的简要定性概述,而有些人误以为这就是某一理论的全部。
    比如说起弦论,大多数外行只能理解到“这个世界是一些弦在振动”这个层次。这难道是弦论的山顶?你不会以为物理学家爬了这么久山就发现了这些吧?这其实山脚得不能再山脚了,怎么把弦论的数学模型做出来,让计算结果和标准模型相容,才是在爬山啊。数学家们倒是有资格说,我们早就准备好登山工具了。比如广义相对论,数学家预先准备好了微分几何。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数学家们预先准备好了发散级数广义和理论。所以真实的场景是这样的:佛学大师和哲学家在山脚等候多时,但是没能力登山,然后物理学家接过好基友数学家递过来的登山工具,绝尘而去。看了之前哲学科学之辩,总体感觉是这样
    科学:其实哲学并没能指导科学…
    哲学:但这也是哲学的一部分!
    科学:并不存在一个高于科学的形而上的哲学…
    哲学:还说你没有用哲学!哲学是基础!哲学是舵手!哲学是伟大领路人!
    科学:领个路我看…
    哲学:这个,那个,哪儿都是,总之广撒种,先占坑。
    科学:其实你在做什么你自己很清楚对不对?哲学说白了其实…
    哲学: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那就是除了古希腊哲学-科学家,其他任何民族连“地球”这个事实都没发现,更不要聊“宇宙”这个话题了。朱清时不是物理研究者,是化学家,跟物理尤其是理论物理压根不搭边。

  11.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们的奉献,会让普通人留下热泪。
    当然也有很多另一类普通人觉得“纳税人的钱不要浪费,不如造福社区”。我不想多做评判。
    在最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中,世界上只有面包和机床两种产品,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这两种产品是替代的。想多吃面包就少生产机床。但是机床的意义在于可以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生产更多的机床和面包。前辈自己勒紧裤腰带才有今天我们能吃更多的面包。这就是高积累工业化的意义所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生活态度就是及时行乐吃干拿净。然后他们就边缘化或正在边缘化的路上。我们的祖先一直有未雨绸缪积谷备荒的传统。勒紧裤腰扩大再生产,投入子女教育。所以华人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在两三代的准备和积累都能脱颖而出。全部吃面包当然开心,甚至只图一时爽,寅年吃卯粮。后果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萎缩,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希腊就是前车。借钱搞福利,只图一时爽,GDP逐年下降,债务却越来越高。希望国内某些小文艺青年少喝鸡汤,少熬鸡汤,没有白左的命偏爱得白左的病。尤其不事生产牢骚还很多觉得自己又比别人高明别人都亏待他的人。好好工作学本领,别总指望拿别人的税收改善你们的处境。福利的意义在于保障你不饿死,不是让你好吃懒做锦衣玉食。
    把模型换一下,大炮和面包。都吃面包吧,没有大炮保家卫国有一天你一块面包都吃不到。苏联那种只生产大炮把自己饿死的固然蠢,某些小清新觉得咱不生产大炮都生产面包,只要咱不作恶,人家也不会来抢我们,其实更蠢。
    非常感谢两弹元勋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为我们生产机床和大炮。是你们的牺牲和付出,让很多智商和技能在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的人,能脑洞大开,异想天开。正常的人会为你们洒泪,就像我在评论区看到的那样。
    郭永怀是两弹元勋中唯一一个烈士。飞机失事,郭先生和警卫紧抱在一起都烧焦了。胸前是机密文件和实验数据保存完好无损。当然,又会有很多闲人跑来论证不符合生理学物理学常识。郭先生九泉之下也不会难过。为什么?国士无双!人家是求仁得仁,是为理想生,为信念死。郭老这样的人,世界级科学家,无论时局多么混乱和艰难,都完全能让自己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人家正是想让这帮啥事都做不好,在命运面前如汪洋孤舟的弱小生物能有一个平静的港湾,悠哉喝着下午茶,说三道四,然后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似的。现在大家可以黑中国举国体制玩体育,金牌战略没人性了。可曾记得就在70年前,我们还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大辫子背零蛋的漫画形象被全世界嘲笑。
    回到那个时代,每个正常的中国人都希望不计代价搞一个金牌出来长点志气。
    现在每次搞那么多金牌,大家都审美疲劳了,反倒觉得这么搞挺傻逼的。这不,很多地方对奥运冠军的奖励都取消了。大家高高兴兴自己健身去了。
    刘翔拿田径金牌,举国沸腾。因为第一次啊,连日本人都跟着兴奋,都是黄种人嘛。我们也可以!孙杨也一个道理。过十来年,田径游泳金牌多了,大家也不觉得稀奇了,该干嘛干嘛去。当年杨、李诺奖整个华人世界为之一振。大陆邀请,台湾也不在乎这是没节操的叛将杜聿明的女婿了。赶到后来华裔三两年出一个,这兴奋劲儿就没了。就在这二十年之内,正儿八经中国籍的诺奖科学家会开始大量涌现,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诺奖某种意义上跟奥运金牌一样,国人更需要的是世界的尊重和认可。获奖者/金牌得主某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突破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全人类的骄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尚在弱小时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来源。

  12.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们的奉献,会让普通人留下热泪。
    当然也有很多另一类普通人觉得“纳税人的钱不要浪费,不如造福社区”。我不想多做评判。
    在最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中,世界上只有面包和机床两种产品,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这两种产品是替代的。想多吃面包就少生产机床。但是机床的意义在于可以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生产更多的机床和面包。前辈自己勒紧裤腰带才有今天我们能吃更多的面包。这就是高积累工业化的意义所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生活态度就是及时行乐吃干拿净。然后他们就边缘化或正在边缘化的路上。我们的祖先一直有未雨绸缪积谷备荒的传统。勒紧裤腰扩大再生产,投入子女教育。所以华人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在两三代的准备和积累都能脱颖而出。全部吃面包当然开心,甚至只图一时爽,寅年吃卯粮。后果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萎缩,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希腊就是前车。借钱搞福利,只图一时爽,GDP逐年下降,债务却越来越高。希望国内某些小文艺青年少喝鸡汤,少熬鸡汤,没有白左的命偏爱得白左的病。尤其不事生产牢骚还很多觉得自己又比别人高明别人都亏待他的人。好好工作学本领,别总指望拿别人的税收改善你们的处境。福利的意义在于保障你不饿死,不是让你好吃懒做锦衣玉食。
    把模型换一下,大炮和面包。都吃面包吧,没有大炮保家卫国有一天你一块面包都吃不到。苏联那种只生产大炮把自己饿死的固然蠢,某些小清新觉得咱不生产大炮都生产面包,只要咱不作恶,人家也不会来抢我们,其实更蠢。
    非常感谢两弹元勋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为我们生产机床和大炮。是你们的牺牲和付出,让很多智商和技能在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的人,能脑洞大开,异想天开。正常的人会为你们洒泪,就像我在评论区看到的那样。
    郭永怀是两弹元勋中唯一一个烈士。飞机失事,郭先生和警卫紧抱在一起都烧焦了。胸前是机密文件和实验数据保存完好无损。当然,又会有很多闲人跑来论证不符合生理学物理学常识。郭先生九泉之下也不会难过。为什么?国士无双!人家是求仁得仁,是为理想生,为信念死。郭老这样的人,世界级科学家,无论时局多么混乱和艰难,都完全能让自己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人家正是想让这帮啥事都做不好,在命运面前如汪洋孤舟的弱小生物能有一个平静的港湾,悠哉喝着下午茶,说三道四,然后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似的。现在大家可以黑中国举国体制玩体育,金牌战略没人性了。可曾记得就在70年前,我们还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大辫子背零蛋的漫画形象被全世界嘲笑。
    回到那个时代,每个正常的中国人都希望不计代价搞一个金牌出来长点志气。
    现在每次搞那么多金牌,大家都审美疲劳了,反倒觉得这么搞挺傻逼的。这不,很多地方对奥运冠军的奖励都取消了。大家高高兴兴自己健身去了。
    刘翔拿田径金牌,举国沸腾。因为第一次啊,连日本人都跟着兴奋,都是黄种人嘛。我们也可以!孙杨也一个道理。过十来年,田径游泳金牌多了,大家也不觉得稀奇了,该干嘛干嘛去。当年杨、李诺奖整个华人世界为之一振。大陆邀请,台湾也不在乎这是没节操的叛将杜聿明的女婿了。赶到后来华裔三两年出一个,这兴奋劲儿就没了。就在这二十年之内,正儿八经中国籍的诺奖科学家会开始大量涌现,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诺奖某种意义上跟奥运金牌一样,国人更需要的是世界的尊重和认可。获奖者/金牌得主某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突破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全人类的骄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尚在弱小时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来源。

  13. 诺贝奖是科学界最权威最高级别的荣誉。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业内认可的行业大牛,或者某一流派的开山鼻祖。因而,在某一学科,拥有得一些诺贝奖的科学家是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在某一学科能做到国际一流,水平足够高,在行业内也获得了同行的认可。所以,题目的逻辑有问题就在这里。只谈诺贝尔奖这一指标性的现象不能说明事情的本质。表面上看是诺贝尔奖,实际上,把某一学科做到国际一流才是根本。你说没有诺贝尔奖,就是某一学科水平不够,原创性的贡献不足,影响力不大,得不到国际同行的承认。而把某一学科做到国际一流,本质上还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所以,没有诺贝尔奖没那么遗憾,遗憾的是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没有诺贝尔奖也不是因为两弹一星,而是因为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的缺失。
    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有很多要求的,最基本的要有足够的机制保证优秀的人流入科学这个行业,一代一代的优秀人才流入科研行业,爱因斯坦,波尔是大牛,但是搞科研不是指望一两代超级英雄,而是要靠拥有大量优秀人才的才智。除此之外,一个好的科研系统,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创造大量财富来支撑。而如果想紧跟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潮流,避免闭门造车,实时的跟全世界的同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诺贝尔奖,没有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跟两弹一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建国后没有去主动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的结果。谈良好有些奢侈了,实际的情况和环境太过恶劣,人为反科学的东西太多。那个时代,谈科研就是在开玩笑,不说没有主动去建立,能尊重科学都做不到,论及人才,下乡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肯定不是往诺贝尔奖的道路走。看看国际学术期刊,有可能都是大罪过。更不要说,奇怪的社会运动对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的干扰。可以好好体味下那个时代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一切就明了了。有点常识的人应该明白,那个时代还谈什么科研。再来说说两弹一星,其实就是建国后那批有热情的海归的力量,这股海归的力量用在两弹一星上算是幸运了,毕竟这些人的才智因为国防需要的关系还是被发挥出来了,优秀的人才没有被荒废。其实不搞两弹一星,他们也绝对搞不出科研成果,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如此,没有多少资源给你,而且想安心搞科研也没那么容易,再优秀的人也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诺贝尔奖跟两弹一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那个时代整体对科研的态度的问题,而两弹一星因为特殊原因还有成果已经算是不错,算是科研界的幸运。如果真的历史重来,完全可以既得到大量诺贝尔奖,也有两弹一星,甚至先进战斗机航母等大量尖端项目。就像现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防研究同时并存一样。关于两弹一星,这个要分开看,两弹当然比一星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两弹的问题不是在于其复杂度,而是在于出现的时间,以日本的国力来说,搞出两弹不是什么难事,以韩国的国力,搞出两弹也未必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为什么?时机过去了,再搞就是政治不正确。看看伊朗核计划的问题搅合的中东一直不安宁,多大的阻力,要搞两弹,必须趁时机正确才好。布洛赫(Felix Bloch, 1905-1983)因发展核磁精密测量的新方法及其有关的发现,共同分享了195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贝特(HansA.Bethe, 1906—) ,以表彰他对核反应理论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涉及恒星能量生成的发现。
    而这些,仅仅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中的一部分。
    然后是导弹,导弹又涉及了很多方面,信号传递,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 卫星,天文物理、宇宙物理……不一一例举了,很多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学奖也都与之相关。
    其实题主有一个根本上的错误,那就是两弹一星才是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发展的目的。诺贝尔奖,正如诺贝尔遗嘱中所说,只是起鼓励作用。
    元勋们未能获得诺奖是因为起步晚,条件差,但是我们不需要向诺贝尔奖努力,因为一旦我们为科学、国家做出了贡献,社会一定会给予我们像诺贝尔奖一样的尊重和荣耀。

  14. 诺贝奖是科学界最权威最高级别的荣誉。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业内认可的行业大牛,或者某一流派的开山鼻祖。因而,在某一学科,拥有得一些诺贝奖的科学家是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在某一学科能做到国际一流,水平足够高,在行业内也获得了同行的认可。所以,题目的逻辑有问题就在这里。只谈诺贝尔奖这一指标性的现象不能说明事情的本质。表面上看是诺贝尔奖,实际上,把某一学科做到国际一流才是根本。你说没有诺贝尔奖,就是某一学科水平不够,原创性的贡献不足,影响力不大,得不到国际同行的承认。而把某一学科做到国际一流,本质上还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所以,没有诺贝尔奖没那么遗憾,遗憾的是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没有诺贝尔奖也不是因为两弹一星,而是因为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的缺失。
    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有很多要求的,最基本的要有足够的机制保证优秀的人流入科学这个行业,一代一代的优秀人才流入科研行业,爱因斯坦,波尔是大牛,但是搞科研不是指望一两代超级英雄,而是要靠拥有大量优秀人才的才智。除此之外,一个好的科研系统,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创造大量财富来支撑。而如果想紧跟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潮流,避免闭门造车,实时的跟全世界的同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诺贝尔奖,没有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跟两弹一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建国后没有去主动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的结果。谈良好有些奢侈了,实际的情况和环境太过恶劣,人为反科学的东西太多。那个时代,谈科研就是在开玩笑,不说没有主动去建立,能尊重科学都做不到,论及人才,下乡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肯定不是往诺贝尔奖的道路走。看看国际学术期刊,有可能都是大罪过。更不要说,奇怪的社会运动对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的干扰。可以好好体味下那个时代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一切就明了了。有点常识的人应该明白,那个时代还谈什么科研。再来说说两弹一星,其实就是建国后那批有热情的海归的力量,这股海归的力量用在两弹一星上算是幸运了,毕竟这些人的才智因为国防需要的关系还是被发挥出来了,优秀的人才没有被荒废。其实不搞两弹一星,他们也绝对搞不出科研成果,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如此,没有多少资源给你,而且想安心搞科研也没那么容易,再优秀的人也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诺贝尔奖跟两弹一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那个时代整体对科研的态度的问题,而两弹一星因为特殊原因还有成果已经算是不错,算是科研界的幸运。如果真的历史重来,完全可以既得到大量诺贝尔奖,也有两弹一星,甚至先进战斗机航母等大量尖端项目。就像现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防研究同时并存一样。关于两弹一星,这个要分开看,两弹当然比一星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两弹的问题不是在于其复杂度,而是在于出现的时间,以日本的国力来说,搞出两弹不是什么难事,以韩国的国力,搞出两弹也未必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为什么?时机过去了,再搞就是政治不正确。看看伊朗核计划的问题搅合的中东一直不安宁,多大的阻力,要搞两弹,必须趁时机正确才好。布洛赫(Felix Bloch, 1905-1983)因发展核磁精密测量的新方法及其有关的发现,共同分享了195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贝特(HansA.Bethe, 1906—) ,以表彰他对核反应理论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涉及恒星能量生成的发现。
    而这些,仅仅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中的一部分。
    然后是导弹,导弹又涉及了很多方面,信号传递,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 卫星,天文物理、宇宙物理……不一一例举了,很多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学奖也都与之相关。
    其实题主有一个根本上的错误,那就是两弹一星才是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发展的目的。诺贝尔奖,正如诺贝尔遗嘱中所说,只是起鼓励作用。
    元勋们未能获得诺奖是因为起步晚,条件差,但是我们不需要向诺贝尔奖努力,因为一旦我们为科学、国家做出了贡献,社会一定会给予我们像诺贝尔奖一样的尊重和荣耀。

  15. 文革”期间,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另一可能原因,是江青认为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栾建军,第207页);“有的领导者”认为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感兴趣。对此,我无从查证。
    我国对诺贝尔奖持批判拒绝态度不是始自“文化大革命”,其发明权也不属于江青或“有的领导者”。拒绝或反对诺贝尔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乃至于军衔制等采取全盘否定的必然结果。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正式通过国家鉴定的时间是“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在这次鉴定会即将结束时,有人发言:“诺贝尔是靠搞炸药发了财的,后来拿出一些钱作奖金,我们要打破诺贝尔奖金的迷信。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1966年4月19日,鉴定会议简报第14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我国科学事业在“文革”中遭受空前浩劫。1972年,杨振宁向周恩来提出,拟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婉言谢绝。“文革”期间,它提不到日程上来。
    是否因为报了二百多人失去了获奖机会,这一点貌似有争议,不过上面这段还是没问题的
    另外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又不是没有,所以作为中国人不应该为没拿到诺奖遗憾

  16. 文革”期间,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另一可能原因,是江青认为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栾建军,第207页);“有的领导者”认为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感兴趣。对此,我无从查证。
    我国对诺贝尔奖持批判拒绝态度不是始自“文化大革命”,其发明权也不属于江青或“有的领导者”。拒绝或反对诺贝尔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乃至于军衔制等采取全盘否定的必然结果。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正式通过国家鉴定的时间是“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在这次鉴定会即将结束时,有人发言:“诺贝尔是靠搞炸药发了财的,后来拿出一些钱作奖金,我们要打破诺贝尔奖金的迷信。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1966年4月19日,鉴定会议简报第14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我国科学事业在“文革”中遭受空前浩劫。1972年,杨振宁向周恩来提出,拟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婉言谢绝。“文革”期间,它提不到日程上来。
    是否因为报了二百多人失去了获奖机会,这一点貌似有争议,不过上面这段还是没问题的
    另外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又不是没有,所以作为中国人不应该为没拿到诺奖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