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纸媒死掉一大片是好事

去年底,《新闻晚报》宣布停刊,到不久前《竞报》宣布休刊,我一点都没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感觉,反而觉得传统纸媒,死掉一大片,于国于民于纸媒行业于那些死掉的媒体自身,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而且,我更认为,对于媒体行业,这已只能算是迟到的“正义”,其无量功德,更多在环保意义上了。

中国纸媒发展这些年来,整体办刊水平,从理念到技术,到经营,到体制,一直处于一种粗放混乱的状态中几无提高。甚至,在很多方面,更是每况愈下。比如,人才的流失,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比如,职业尊严的消失,许多报道几成笑柄;比如,内容报道的空间,愈益窄逼;新闻理想的失落,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的盛行……

整体行业生态的恶化,也是中国社会社会环境恶化的产物和写照。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在纸媒的市场准入方面,依然有着很高的政治门槛,在所谓意识形态安全考虑的惰政思维下,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决定着媒体市场的生死时速。在刊号垄断的保护下,在部门行业利益保护之下,传统媒体市场一直是不完全竞争市场。

当其他行业中优秀者能够开放的完全竞争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不仅成就自己,也提升了行业整体水平的时候,传统媒体行业的资源消耗式地激烈竞争,除了极小数量的媒体的办报理念、职业素养、技术水平有所提升外,行业的整体水平,却是每况愈下——竞争不仅没有提升行业的生产力——办刊水平,反而拉低了生产力水平(过去在中国一些城市的都市报市场竞争中早已有端倪,今天不过更普遍化),这是我们这个行业萎缩逐步自行消亡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这是垄断保护下必然出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首先,我们国家现代的传统媒体的出生,不是市场和专业选择的结果的,而是部门权力和资源的衍生,其中,主管主办就是一个一个历史性符号。

回过头来仔细梳理新闻晚报和竞报的出生,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警示。

既然媒体的生不是市场和专业选择的,它们的死也就不是市场决定的了的。

这些年来,行业主管部门一直希望推动所谓退出机制,其心可嘉。但是,这种期待,最终演化为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博弈。所以,在权力而非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在一个封闭垄断的市场里,刊号成了奇货可居的资源,即便最初的办不下去,也可以走马灯般地寻租。

 

这是好死不如赖活最典型的体现。

 

而这一过程中,如何赖活?许多媒体开始明目张胆地利用新闻寻租,其实一块是出卖版面换资源,一块就是“敲竹杠”。

这一过程中,企业原本正常的市场推广费用,相当一部分被迫转向危机公关——这些年有太多的案例可循,原本相对正常的媒企合作关系,开始走形扭曲,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真正的劣币驱逐良币。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中,媒体业人心的毁坏和专业素养的跌落速度更快。

即便没有同流合污,但这些年权力保护下不能死去的媒体的内容高度同质化,同样分流了这个行业有限的资源,读者、客户,乃至机会。

一些国家企事业单位对下属媒体机构的补贴,不仅徒耗公帑,对于基于市场生存的同业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资源不能由市场有效配置,不能流向产出效率最高的媒体,这个行业的水平便无从提高,而错失的,不仅是好媒体的机会,也有行业自我提升的机会。

在该死的不死,该放的反收这样逆势而动中,被摧毁的,是传统媒体新生的机会和未来。

这,恰恰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实困境。

只有在开放的市场中,只有斩断权力支撑和补贴之手,只有在法治框架下的自由竞争,该死的才能都死掉,而它们的死,或许还能换来行业优秀者的生,换来行业重塑转身的机会。而且,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回到当前出现的传统媒体之死潮流上,我所能观察到的,是整体市场恶化和技术冲击下,原本的财务支撑补贴体系出现了问题所致。如同这个国家到处需要支撑补贴一样,这些媒体原来的主管主办单位已经捉襟见肘。但是,具体到这些媒体,它们之死,与技术冲击还没有太大关系。

传统媒体之死,才刚刚开始。对于这个行业自身的重建转身而言,已经太晚了。

(感谢青年记者的厚爱)

作者:朱学东  《中国周刊》总编辑,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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