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2008年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业》一书（注1），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可·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扛鼎之作，也为他后来倡议的“重建美国新闻业”（注2）提供了有力的铺垫。
在本书中，舒德森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驳斥所谓新闻促进或损及民主的简化和流俗之见；相反地，他认为新闻和民主之间是共生的关系，不仅取决于新闻业对民主做了什么，更取决于民主为新闻业做了什么？在他看来，人们对新闻业提出批判固然事出有因，但对新闻业的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全面否定新闻业的存在价值则不仅没有必要，尚且有害。在批判新闻业成为全民运动的氛围下甘冒大不讳，甚至敢于挑战多位声誉崇隆学者对新闻业的批判，舒德森不仅以本书为新闻业提出有力的辩护，近年来更倡议以公共政策行动介入重建新闻业的社会工程。
在全球各地出现传统新闻业的危机中，这本书激起的广泛回响可说是世界性的。为此，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即将在该校四百周年校庆典礼上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舒德森，也预定在2014年6月召开一场名为“不可爱的新闻业：与迈可‧舒德森对话”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舒德森也预定将在2015年2月受邀至浸会大学、复旦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注3）。
舒德森开篇即引述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认为真理和政治之间存在恒久的紧张关系：不同于“规范性真理”，由事实和事件所组成的“事实性真理”有其本质上的脆弱性，容易被权力挟持威胁，因此需要一些与权力保持距离的制度性建构，特别是学术、司法和新闻业的独立地位，以捍卫民主赖以维系的事实性真理。舒德森指出，吾人必须容忍并保障新闻业的“不可爱”或甚至是“讨人厌”的诸般表现，因为正是他们受法律与政治文化保障的“顽固”和“傲慢”，确保了新闻业得以对直面权力并且敢于对权力说真话。
不管在成熟民主如英美等国，或是后进民主化的台湾地区，新闻业都经常成为众矢之的，错误地被指控必须为令人失望的政治社会现状负起最大责任。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归因的结果，因为同样需要为政治社会现状负责或甚至比新闻业需要负更大责任的政治界、司法界、学术界和公众本身，并未受到如此全面性的否定。究其原因，是因为一方面对新闻业期望甚高（或过高），认定它应该维护或促成民主理想的实现，但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于民主在现实上的不足或缺失，新闻业就成了一个最容易锁定的代罪羔羊。这种仿佛是“万般有罪，罪在新闻”式的指控，将民主的种种限制或缺失全部归因或归责于新闻的说法，舒德森认为是具有误导性的。
舒德森指出，产生这种误导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对民主的浪漫想象有误，习于将民主等同于极大化的公民参与，或是将“直接由人民统治”悬为民主的理想境界。虽然这种关于民主的浪漫想象很有市场，也很政治正确，但这在现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故而舒德森正本清源地论称：
民主不是最大限度地使群众参与决策。民主是在一种竞争性的选举、正当程序、个人权利保护、言论、出版、请愿、结社自由的保护，以及维护多元文化的制度体系下，确保公众参与及公众对政府施政表现的监督。
有此体认，或许就得以更能恰如其分地理解新闻业在代议民主政治里的特殊地位，从而更现实地去思考新闻业应该而且可以扮演的角色。他并不对所谓的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抱着怀旧念想，认为当代新闻业的表现比所谓“黄金年代”或此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新闻业要差。相反地，他认为当前新闻业具有莫大的活力和可能性，因为它也比过去拥有更大的搜集和流通新闻的能量和潜力。
舒德森认为，新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两者并非同一回事；新闻业确实是能为民主服务，但新闻或新闻业本身并无法产生民主，因为新闻业本身镶嵌于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复杂脉络中，无法完全凭借自身力量而能在没有民主的地方生出民主来。同样地，我们不能只问新闻为民主做了什么，也该反过来问民主为新闻做了什么？当每个人都热衷于指责新闻业却佯装其他的所有人都没有过错时，民主的缺失和不足将更加恶化与沉沦。舒德森进一步指出，正是新闻业不讨所有人喜爱的特质，让民主有机会得到救赎。
（《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作者: 迈克尔·舒德森>书籍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在舒德森看来，新闻能为民主所做的七件事包括：告知公众、调查报导、分析性报导、社会同情、公众论坛、社会动员以及维护代议民主政治的价值。
这当中的前几项任务都可能触怒一些人，甚至触犯政商既得利益集团的禁忌，但新闻业至今比任何其他的社会机制都表现得更为称职和无惧。舒德森剀陈，“媒体的职责是让那些拥有权力者颤抖”，所幸有《纽约时报》、《卫报》或BBC等有意愿和能力耗费成本从事调查报导的专业媒体和记者，民主得以有其最坚实的屏障。同样地，若非新闻业致力于将私人困扰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何以言公共领域？又何以能够激起社会同情和义愤以促成社会改革？
后两项任务 —- 社会动员和维护代议民主政治 —- 值得再做更多阐述。社会动员指涉的并非返祖地回归十九世纪美国党派报业时期的党同伐异，当时的报纸全然附属在党派之下，通常只是维护党派忠诚度和动员己方支持者投票的选举机器，而当时报业和党派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难分彼此的忠诚和利益交换关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美国报纸逐渐脱离纯然作为政党社会动员的工具，扩大变成可以为包括党派在内的各种多元社会力量服务，例如成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有机会利用的社会动员机制。就此演变而言，选民在选举中开始拥有比过去更为自主的角色，对党派偏见抱持更警戒的态度，对新闻业提供的公共事务信息有更大的需求，而新闻业也适时地响应了这样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并未因新闻业而更沉沦，反而是因新闻业更具实质的参与性和协商性。
同样经常被人忽略的是新闻业在代议民主政治的角色。舒德森主张，新闻业的角色是民主的，但非民粹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新闻业的职责不在于“实现人民的意志”，而在于维护宪政主义、健全代议民主和保护（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少数群体的权利。
承继前述的讨论，舒德森在第五章中指向本书的论旨：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业。不分地域和民主政治成熟程度，新闻业经常容易干犯众怒，甚至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但舒德森认为，不为众人所喜的新闻业，正是民主政治健全运作所需要的。
在本章中，舒德森为新闻业做了有力的辩护，并且不惜于与新闻业的批判者商榷。他认为，新闻业确实在相当程度依赖官方消息来源，并且也经常反映官方立场的新闻常规操作，但此一现象并非像批判者所说得那么一无可取。舒德森认为，尽管在新闻业受到科技和财务冲击下，调查报导和分析性报导不像过去那么普遍，但当前美国新闻业的表现仍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新闻媒体和记者仍然敢于冒犯权势人士或集团，敢于对权力说真话，并且提供人民接触多元意见的机会。
新闻业执着于事件导向的报导，经常流于琐碎化，或是着重冲突性、戏剧化的表象。然而，舒德森认为，新闻的事件导向也使得它无法被任何政治或商业力量所垄断和控制，因为“烂事总是会发生”（“shit happens”），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所卷动出来的新闻效应，可能因此揭露了事件背后的权力结构。着重冲突性的新闻报导，再加上新闻业一贯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以及求新寻奇的新闻本质，其实也让新闻业有机会为民主政治做出贡献。
在本书的第九章，舒德森对杜威（John Dewey）和凯瑞（James Carey）的看法提出商榷。他不那么同意杜威和凯瑞所谓对话是民主之魂的观点。舒德森认为，公众之间的对话虽然重要，但此一对话必须立基在“公共世界的存在前提”。舒德森认为，若非报刊媒体存在并恪尽其职，这个公共世界和公共生活势将难以成形。再者，舒德森认为凯瑞和杜威过度浪漫化了公民之间的对话，因为是民主创造了对话的条件，而非先有对话才有民主。
在本书的结论里，舒德森重新检视杜威与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之间的著名辩论。杜威贬抑专家在民主政治中的角色，以其未能贴近人民的真实心声，并对公关专家充斥于新闻之中的现象感到忧虑。但舒德森（呼应李普曼的观点）肯认专家（包括政治人物）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认为只要不放弃诘问职责的新闻业继续存在，专家（与政治人物）之间可以相互抗衡，从而达成“对权力说真话”、“为公共辩论厘清基本事实”的使命。因此，舒德森认为，反专家、反精英的立场虽然讨喜，容易得到大众的附和与共鸣，但这对民主政治的真正落实与健全运作却是有害的。在他看来，不仅不应贬抑新闻业本身扮演的专家角色，反而应该鼓励新闻业负起专家的职责，并且让非属于媒体编制内的学者专家在民主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
正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最近撰文呼吁（注4），学者专家莫像躲在修道院中的中世纪僧侣那样，过着自绝于社会大众的生活，因为社会需要教授们介入公共议题的论辩。纪思道指出，当代的学者专家在国内外重大议题和辩论上缺席，逐渐变得无足轻重，殊为可惜。究其原因，除了深植于美国社会传统的反智主义之外，学院研究在学术酬赏与评鉴体系下变得愈来愈专业和量化、让社会大众难以接近，致使许多学院知识分子不愿意介入真实世界，逐渐远离公共议题，诚为社会的重大损失。
这种情况并非只出现在美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弥漫一股反专家、反菁英的反智情绪，对“学者从政”、“博士内阁”的现象语多讥讽，甚至批判“知识分子误国”。虽然这种反弹情绪和严厉批判并非无据，确实是有些人以知识换取权力和利益，也确实有伪知识分子以“名嘴”之姿招摇撞骗，但若毫不区别地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参与，恐亦有矫枉过正或反淘汰的副作用，造成学者怯于肩负起公共知识分子对权力说真话的社会职责，不仅可能使整个社会朝向民粹主义和反智氛围的方向进一步恶化，也极有可能加速民主社会的沉沦。
在保障言论和思想自由的美国和台湾地区尚且有此征候，遑论缺乏充分言论和思想自由保障的地方，在官方打压以及民粹主义和反智情绪的双重夹杀下，公共知识分子往往被贴上具有负面意涵的“公知”标签，学者专家也被嘲讽为“砖家”，使得知识分子更不敢对权力说真话，也造成专制权力因此更能高枕无忧。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当学者专家选择集体噤声，新闻业被污名化，那么整个社会对权力的问责与监督也将无从着力，甚至可能荡然无存，而民主政治也就岌岌可危了。以此而论，舒德森确实有先见之明，提供了相当睿智的提醒：民粹不是民主，反智更不是民主；民主需要专家，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倡议与行动介入，而民众对新闻业纵有万般不满，实不可抹煞新闻业对民主的贡献。
综合而论，舒德森在本书中可能刻意淡化了新闻业本身长久为人诟病的诸般问题，但他这么做也自有可以被理解的理由。在新闻业腹背受敌、岌岌可危之际，在科技决定论者过度乐观社交媒体可以取代新闻业，以及新闻业不缺乏最无情严厉的批判者的时刻，新闻业的存在价值迫切需要这位能够坚定为之辩护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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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书已有极佳的中文译本：贺文发主译，《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北京：华夏出版社。
注2：舒德森与曾任《华盛顿邮报》副总裁与前总编辑的李奥纳‧小唐尼（Leonard Downie, Jr.）合着的专论是《重建美国新闻业》（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的专论，中译版经两位作者授权翻译，收录在罗世宏、胡元辉 (编)（2010），《新闻业的危机与重建：全球经验与台湾省思》。台北：先驱媒体社会企业。
注3：取自本文作者与舒德森的电邮通讯，2014年3月7日。
注4：Kristof, N. (2014, February 15, 2014). Professors, we need you!.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4/02/16/opinion/sunday/kristof-professors-we-need-you.html?_r=0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罗世宏，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