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论坛2017年会:创新生态系统——从基础科研到前沿技术开发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中国产学研领域目前真实的生态状况又是什么样子?与硅谷等创新标杆相比,中国最需要追赶什么,又具有哪些独特优势?科学家、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针对目前国内的创新生态系统状况,会有哪些痛点不吐不快?

氧分子网www.yangfenzi.com)讯,1月14日下午的未来论坛2017年会上,参加创新生态系统圆桌会讨论的科研、创业、投资、企业、政府、媒体、咨询机构等各界代表,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了许多诚挚意见,热烈的讨论气氛使得会议结束时间一再推迟。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发布圆桌会讨论内容,用文字再度呈现会议现场的思想激荡盛况。以下是圆桌会上篇内容(因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减):

方方,水木投资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未来论坛理事

共同主持人
方方,水木投资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未来论坛理事
朱军,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

讨论嘉宾
陈大同,北京清芯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委会主席、未来论坛理事
陈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务委员,创新评估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丛京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校长讲席教授、特定域计算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客座教授
黄晓庆,达闼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李柏霖,天使投资人,通邮集团董事长,未来论坛理事
李亚,一点资讯首席执行官,凤凰网总裁
梁雅莉,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行业解决方案集团总经理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药数据中心主任
马雪征,博裕资本创始及管理合伙人、未来论坛理事
Dovi OLLECH,E.merge 创始人,前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主任
齐轩霆,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汤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执行院长
陶匡淳,毕马威中国主席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邢波,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系副系主任
易子开(Larry Namer),美天环娱集团总裁
余凯,HorizonRobotic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张曦轲,安佰深私募股权投资集团(Apax Partners)全球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总裁,未来论坛理事
张醒生,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创始发起人、理事长,道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亚太区首席代表,未来论坛理事
张晓东,俄亥俄州立大学Robert M. Critchfield讲席教授、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未来论坛理事
周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瑟夫•埃尔金讲席教授及纳米结构实验室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主持人方方:今天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从基础科研到前沿技术开发互相之间的关系,怎么创造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在座的各位有做基础研究的、有做投资的、有创业的。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

作为抛砖引玉,我提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中国的科研、产业和投资这三个领域目前的生态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评估?我们怎么来发现这里面中国的优势和不足?

马雪征:我在中国的科研、产业和投资这三个领域当中的每个领域都做了10年以上,科研是在中国科学院,产业是联想集团,投资现在是在博裕资本,主要是私募基金,投资中国新兴的有成长性的企业。

我自己的经验和经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政府在过去将近30年中,对中国创新的环境给予了很多政策支持。比如说从80年代开始,就支持中国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把自己的产品、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80年代很流行一句话,就是努力把科研成果转变成对国民经济有促进的生产力,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像一些做科技的企业等,所有的研发投入,政府都给了各种政策支持。比如税收的优惠政策,比如研发产品、研发项目的政府优惠贷款,甚至是现金支持。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政府提出的“双创”(创新、创业)概念,使得不仅是年轻人、科研人员,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大地上,都有了非常好的机会和平台,能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努力转化为生产力。

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目前存在的不足有很多。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上看,第一,我觉得“浮躁”是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当中的一个“雾霾”了。这个“霾”在产业、创业、科研当中都起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雾霾”其实是好事,但没有利用好它就会产生负面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流动性非常高,实际上就是“钱多”,无论是外国的热钱流入,还是中国的资本。这样使得科研成果能够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作用的压力就过大,创造出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就更严重,因此就给了创新、给了科学家或科研人员更短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创造经济效益。这个循环实际上是目前最大的障碍。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只是觉得我们应该给做科研的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做科研的人应该有更多的韧性克服困难,去不断地尝试。投资人在考虑高回报的前提下,也能够给这些创新更多的余地和机会。

主持人方方:谢谢马总。其实这些话也反映了未来论坛的一些宗旨——希望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能够获得长期的支持和社会的尊重。张总,您的高见。

张醒生:大家好,我叫张醒生,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在政府机关、国企、外企、民企、NGO组织以及天使投资人和投资基金从事了不同的职业。

马总的发言触动了我的神经。中国政府支持了很多科学项目,但是最近几年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很多科学家在科学创新或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有一点问题,有可能有学术腐败,被抓起来了。去年我跟咱们科学院的科学家聊,带头人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最大的困惑是国家的科研资金,他们年初、年底最大的任务是找资金、找项目。找到项目以后,您知道第二步是干什么吗?想办法把钱挪出去。否则的话,可能很多钱没有办法完整地被他们自由使用,或者比较好地使用。所以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能不能够名正言顺地把科研的这笔基金真正地用起来。

正好我也投美国的高科技项目,美国在创新科技上有很多是政府资助的项目,转化成了科技成果。美国80年代之前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资助的项目不可以民间化,因为是政府的项目。但是美国提出了一个法案叫《拜杜法案》,政府支持的项目如果不能够被商业使用,可以转化给民间使用。于是美国的大学创新进入一个特别高的高潮,大量的成果就公正地、自由地转化。最近几年你们看有时候一些科学家、带头人突然被抓起来了,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拨款机制,拨下来之后可能很死板,并不能够为科学的转化而使用。

既然马雪征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创新的生态系统里离不开法、离不开制度,所以中国的创新还需要对我们的科技,尤其对体制内做科研的人有一些法治、法规上的保障,允许他们把科技的成果转化出来。

主持人方方:刚才醒生总对比中国的科研体制和美国的科研体制,这方面我们正好有几个从美国飞过来参加这次论坛的教授,还有像英特尔这样的企业,英特尔今天也是我们这场论坛的赞助。先请周教授,您是从普林斯顿回来的,您分享一下。

周郁:我是普林斯顿的教授,另外还是四家公司的创始人,我有200多个专利,我的有些发明现在被工业界广泛应用。所以我今天要用亲身的经历讲一讲。

要怎么发明创造?对年轻人来说一定要走出传统性的领域,要把不同的领域引到你的领域里面来。举个例子,我是纳米压印的创始人,纳米压印实际上是把机械的方法引进去做纳米。在20年前这是一个很先进的主意。第二个例子,现在我们做的新技术,将来所有的验血什么的都可以自己做,拿手机照张相就可以,你觉得这有点天马行空,一年之后就可以用到这个技术。这种方法的产生,要把实验室、大机器用在这个上面,引进四个不同的方案结合在一起才可以有革命性的突破,60秒钟完成所有检验。

不要怕别人说No,实际上你在发明创造的时候,别人都说“不可以”。你的发明越好反对的人越多。你去送论文,他不给你发表,不要怕被拒绝。因为你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一定要放弃现有的领域。

主持人方方:周教授是从美国东岸来的,我们想听听来自西岸硅谷,最有名的创新创业活跃基地,给我们带来强大计算能力的英特尔的一些看法。请梁小姐。

梁雅莉:谢谢方总,也谢谢未来论坛的主办方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支持这个环节的讨论。我们支持这个环节的初衷,是因为英特尔作为整个科研成果的受益者,希望能够回馈整个基础科研界,产生一个良性互动。

回到硅谷这边,我觉得其实硅谷的崛起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是来自于时代和地域的背景。比方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整个电子学社区的崛起是在美国的东海岸,美军在太平洋的战争行动带动了西海岸相关社区的发展。“二战”推动了电子学真正走向产业化,“二战”之后的欧洲重建再到冷战时期,来自军用市场的长期需求,以及美国国力的强大,才促进了所有电子产业的崛起。大量的电子消费促进西海岸的电子行业持续壮大,同时也促进了软件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第二,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础科研的突破。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的发现,固态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成为整个产业崛起的技术基础。这些科研发明成功转化成了生产力,从而给整个产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其实英特尔的共同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路易斯博士就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二十世纪的九大发明当中,无论是PC还是互联网技术,其实就是把之前很多基础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持续的产业红利的最好写照。

第三,一个产业或者说一个生态圈的发展,不仅仅关乎时代背景、科研技术突破,同样还在于组织和文化。加州和硅谷远离东部的经济和权力中心,硅谷早期的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都是“草根”出身,所以他们推崇以人为本、民主平等,简约高效的管理理念。这些理念吸引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英特尔在这方面是杰出的典范,如今风行全球的开放式办公室格子间最早就是英特尔共同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博士首先提出并采用的,英特尔所有员工包括CEO在内都没有自己的封闭式专用办公室。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这才是吸引人才来帮助我们做持续创新的一个基础。

第四,我觉得是产业配套。在座的各位投资大咖,实际上正是你们给产业持续创新、给基础科研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最后,无论一个什么样的产业,都离不开人,硅谷周边聚集了很多世界顶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周边产业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当基础科研成果能很好的迅速够转化成产业,产业为学界的基础科研领域提供反哺,无论是产业,还是基础科研,都能够同时有产业界的视角和科研的视野,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所以,硅谷的崛起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因素,用中国人的老话来讲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谢谢!

主持人方方:今天在座的都来自产业界、学术界、投资界,只有一个是律师,我想先给律师一个机会。

齐轩霆:今天在座的都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包括科技企业的领袖,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谦卑。我叫齐轩霆,来自方达律师事务所,我们给很多科技企业、TMT的投融资提供服务。我想就我自己的本业,谈一谈中国创新法律环境方面的看法。我谈两点,一个是IP,还有一个是IPO。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从源头上保护创新。中国在IP方面的立法方面其实已经相当先进了,基本跟国际接轨,甚至某些地方还有所超越,关键是具体执行和落实的问题。IP往往是一家企业的灵魂,一个官司的输赢涉及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价值,但是往往法院倾向于只在法定范围内判赔你所能够证明的有限的直接损失而不是包括成本、对方获利、间接损失等全部,到最后有可能只会判几十万上百万。这里面存在很多原因包括缺乏先例。另外,很多专利、商标、著作权案件,判得不及时,这无疑跟很多新商业现象层出不穷有关系,当然也跟法院的工作量有关系。每年浦东新区一年的案子量可以达到十几万个以上,对于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一年365天需要判300个以上的案子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复杂的经济现实是个挑战。

此外还难免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只要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还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有些造假企业就有机会骗取地方政府的保护或创收鼓励政策。因为从地方税收的角度,很容易看出哪一堆钱更高,但很难看出哪一堆钱更合法更高尚。不过我们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专门在各地成立了知识产权的法院,为了克服地方的保护主义国家还成立了六个跨省市的巡回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到各个地区去落地了,这都是非常值得欣慰的现象。在具体判例方面,方达去年办了两个影响较大的IP案子,一个是在最高法院为真乔丹赢了侵权案,一个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推翻了原来对苹果不利的裁决,这些都是知识产权拥有方权益得以伸张的案子。

另一个是IPO,IPO是来源于资本的力量,相信各位对资本是又爱又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创新企业在资本市场退出,无论是IPO还是借壳或者把自己的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卖给上市公司,跟创新企业这个话题最有联系也最不足的一点是:无论是上市批准的条件,还是批准以后的对赌,都是以利润来作为指标的。但是很多创新型企业可能是高增长企业而未必是一个盈利企业。另外上市以后,一般证监会过会以后,让你首发的IPO允许估值是23倍,如果借壳的话一个壳可以装进去的估值也不能超过20倍,这就产生了和上市或借壳前PE/VC轮融资倒挂的估值。当然允许非盈利企业上市、审批改注册制、估值市场化等改革虽然有波折,始终有希望。证监会跟市场之间博弈这么多年,怎么样达成一个平衡,既完成国家任务,又培育好一个市场,是个艰巨的任务。

总的来说,学法律的人都知道有一对基本矛盾叫做公平和效率,政府监管永远要掌握好一个平衡,怎样既规范好市场,又要鼓励创新。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些措施,跟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支持科技进步和发展的政策是一致的。监管和促进的固有矛盾,也只有在不断的实践动态当中跟市场之间形成良性的反馈,才能达成一个动态平衡,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更好地塑造一个创新环境的法律。

主持人方方:谢谢,有请陶先生,毕马威中国主席。

陶匡淳:KPMG是专业服务机构,近年来做了很多帮助中国创业者树立企业形象的事情,也在帮助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转型,面对一个新的市场。今天我不说业务上的看法,说说我个人看法。创新有非常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看美国,在硅谷当地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很多中国人和印度人,不同国籍的人都在那边创业以及创建他们的家园。我听说在纽约这么多的中学里,有超过一百个国籍的学生在那边学习,我相信人才的多元化应该是创新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回到中国,哪怕中关村也好,深圳也好,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才多元化。5年、10年、20年之后,中国会不会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人才最渴望来学习、创业的国家呢?在这些方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国家的政策关注一下,人才政策方面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没有答案。

主持人方方: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创业的环境再到人才,大家发表了很多的观点,下面是不是谈一谈在基础科研到技术生态的发展当中,中国有没有可以总结的经验,大咖们有什么样的观点,过去的30年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刚才马总提到了政府做了一些很大的推动工作,这届政府也有很多大的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各类的投资基金也非常多,也有很宽松的环境,有没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可以吸取的教训。

陈大同:我叫陈大同。20多年前我在硅谷创过业,也成功了,后来回到国内创业,最近8、9年的时间在做风险投资和一些产业投资,一直是围绕着创业这方面来做。我在这20多年中看到一个变化,首先硅谷跟中国创业环境最大的差别,在于硅谷有一套成熟的以风险投资作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包括法律、估值、融资以及退出。在这套体系之下,不管任何的潮头来了,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大数据等,任何创新机会来了它都能抓住,但是中国是缺乏这套体系的。

2000年我回国的时候,这套体系几乎没有,当时没有任何的VC。但非常欣慰的一点是,这十几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创新体系的变化非常大。从10年前开始有了美元基金,最近又有了人民币基金。中国的特点是没有就没有,一有就是一大波,现在我们基金数量已经上万了,到处都是基金。表面上有点乱,但实际上是好处,总归是从无到有了。说一点好事,在美国完全没有的条件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政府资源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地方政府,我们看到许多人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创业机会根本不可能有。特别是海归,回来之后第一笔钱落户落在哪儿得到的支持,从无到有开始做起来,这个在美国是完全没有的,没有任何政府会给你投资,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因为地方政府有一个考核的要求。

我说一下不足的地方,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退出机制。投资之后,总得想办法退出,中国的VC跟美国的VC差不多,规则全都差不多了,但是上市的监管这方面千差万别。我们投资一家公司按照美国的标准应该是6—9个月就肯定能上市,但是在中国等了3年半,大家怎么等?刘主席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做堰塞湖,700多个公司在那儿等着,要等2、3年的时间,这是对创新一个最大的障碍,即大家怎么退出。

排队是一件事,还有一大问题,本来定价是市场的行为,但是国家对股民负责任,非得弄一个PE,变成多少倍。我们股票上市时要是抽签能抽到就跟中彩票一样,绝对能赚钱,这是全世界没有的情况。最近半年多我们看到了一种变化,包括审批制到注册制的变化,实际上是有一些苗头的,正在改变。

说一下科研成果转化,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现在非常有钱,国家现在给的科研经费,给大学的是大概是10年前的几十倍。原来我能拿到几十万的项目就挺高兴了,现在像清华这样的学校,一个教研组哪个项目不拿一千万,他都看不上眼。有了这么多钱,资金给了之后权利跟义务应该是相等的。怎么花?你会发现规定的那些科研项目,完全跟产业或者跟中国现实是脱离的。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现象,很多人拿到经费以后,任务就是出一个科研成果通过验收,我就没看到一个项目是科研成果不能验收的,验收项目最后应该能够实现产业化,但是凤毛麟角。实际上,政府主导的资金的体制,跟我们的产业需求和创新需求之间有巨大的差距。

主持人方方:陈先生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陈锐:我是来自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陈锐,刚才仔细一看体制外的同仁很多。科协虽然也在体制内,可是我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是中立了,代表中国8100万科技工作者的利益,我想耽误大家三分钟时间表达几个观点:

关于“双创”,全国的第三方评估是我具体牵头的,我们做了两年“双创”第三方评估之后,形成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精英创新引领大众创业的浪潮。大家如果有幸参加过今年10月10日左右在深圳湾召开的“中外创客领袖峰会”,李克强总理专门有一个重量级的发言,特别谈到了很多规律性的共识,大家可以在网上搜,我不再重复了。可是有一点我重申一下,“双创”正从传统的利益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在座诸位有很多海归的精英,坦率地讲,本人从北大毕业就立足中国科学院工作学习21年,去年调入中国科协,所以我是一个纯正的“土鳖”。虽然也多次赴国外访问,可是我劝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言必称希腊。我希望在座不管是华裔的还是外籍的科学家、创投的相关同行,你们能主动发现中国的潜在改变,同时积极地善待中国的一些规律性的共识,最终能一起来引领全球创新步伐。

围绕这个我想说几句真话。

第一,“双创”的过程中,我们由纯粹以政府主导的创新,正在变成由政府引导、企业或者社会共同参与,我们叫“三导机制”——政府引导、企业市场主导和社会督导。这个机制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深圳前海、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乃至内陆地区的西安西贤新区都可以看到。在座的各位,我说的一半以上的地区大家都没有到过,建议大家在进一步了解国内状况的时候还可以走走看看,知道我们最新的改变在哪儿。我们在尊重全球创新创业浪潮的时候,更多是理性地寻求全球共治下的系统解决方案。

第二,我们刚刚完成了全国的全面创新改革实验的第三方评估。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科普,全面创新改革实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科技创新。今天在座的,包括王贻芳院士是我们的科研所的所长,我作为政策组的组员为党组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刚刚发布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规划中的四个前瞻布局,涉及到很多需要在座的创投界同仁关注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在改革中我们看到科技界、产业界和教育界形成了一个新的价值共识的改变,是什么?就是科技这个词,我们真正从两个维度上去重新认知它。科学要跟教育融合,而技术要与产业协同,所以我们的科教观要发生深刻的改变。上个月我去了日本,跟日本前文部科学省大臣以及重量级的顾问会面。他是2015年国际友人最高奖得主,也是一个华人。他谈到为什么日本人能在过去17年里拿17个诺奖,最大的关键是发现了企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主动性。如果要谈到中国科技创新30年的变与不变,改变的是我们日渐看到的环境,不变的是我们所谓“砥砺前行”和保持创新的热度。

陶先生提出的人才问题我特别赞同。中国科协也牵头完成了全国“引进全球高精尖缺人才的引才目录”,中组部发布的10大人才引进计划,最重要的举措是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今天这个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应该真正地树立“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为人才”的观点,我觉得后面站立的很多年轻人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依赖的对象,我们看到真正引领创新的这批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平凡人生,没有什么非常显赫的经历,也不存在情景故事,成功了我们就把它美化、勾勒,变成英雄追寻的梦境。可最重要的,是尊重每一个人成才的路径,每个人的路是不可复制的。

我代表中国科协欢迎各位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中国科协各项学术活动以及智库论坛,共同推动中国科技界的繁荣和发展。谢谢各位!

主持人朱军:非常感谢各位大咖精彩的发言,我觉得很多观点都非常独到和犀利。我在抛出下一个问题之前,利用一点主持人的特权。刚才我无意中“中枪”了,陈总谈到了清华,张总也谈到了体制内,我刚好两边都占了,我在清华当老师。我简短回应一下,刚才说我们清华看不上小于1000万的项目,我觉得有一点误解,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我们还是非常看重的。第二,关于经费。我们国家的经费体制改革现在都在做,我们都在积极努力地把这件事做好,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不光是拿国家的钱还要用好。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国家的钱拿过来以后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自己也不是很容易花掉的,但我们希望花在好的地方。最后,关于创新,我想我们清华也有很多的教授是跨几个领域的,从教学、科研到创业创新,最近国家也有体制上的鼓励,鼓励老师走出去创业,也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我就不具体讲了。

主持人朱军:下面嘉宾可以分享一下从大学到产业界、从基础研究到科技转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关注,还有哪些值得年轻人在成长道路上值得借鉴的经验。

主持人方方:柏霖你是从创业者转成投资者的,你有什么感想?

李柏霖:非常感谢未来论坛,大约在2014年的春天,我们的秘书长武红大姐找到我说要做这么一个事,我们正在做天使投资,第一笔天使投资投给了未来论坛。在接近3年的时间里,我自己得到了非常大的成长和提高,尤其是在科学认识方面。今天我想谈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谈未来,第二谈未知,第三谈科学。更多未来论坛介绍:www.yangfenzi.com/tag/weilailuntan

现在的世界,以我们所能认知的,仅仅是了解到真实世界的1%。为什么这么讲?大家想象一两百年前以前,谁知道电场、磁场、原子、元素这样的概念?但这些是存在的,我去年学习了三个理念,暗物质、暗能量、量子纠缠。尤其是量子计算、量子通讯,这次的未来科学大奖,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就是在高温超导和拓扑量子方面有很多的成就,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方面取得了大奖。我们知道潘建伟教授主导的量子卫星“墨子号”上天了。我刚才讲未知,未来只有朝两个方向走才不会被历史淘汰。第一是创新和科技,帮助人们节约更多的时间和成本;第二是服务和体验,让人们甘愿花出自己的时间来尽情地享受。所以说我们未来论坛的使命是什么呢?我想信仰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存在的,每一个信仰都值得尊重,但只有科学的信仰才能让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法论得到很大的提升,来促进人类生活的改变和社会真正的进步。

我这里也不是做广告,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我们每个月的未来论坛讲座以及未来论坛的公众号。今天圆桌会关注的是创新生态系统——从基础科学到前沿技术开发,我在这里感谢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投资人、所有的企业家,共同打造了这样一个未来论坛,我们一起共同迎向新的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方方:谢谢!我们请红杉的周逵总发言。

周逵

周逵:我在实业企业大概有12年的时间,另外一半的时间在投资公司。我就说三个我看到的问题以及我看到的积极的解决方案,也是我的一些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信不信的问题。刚才谈到政府要引导和督导,说的人多信的人少,在科技和商业之间到底是对立还是连接的?我说一个信的例子,不知道在座的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红杉投了思科和苹果,思科的使命是连接时间,苹果是“think difference”,这就是信。投资公司赚了很多钱,这说明实际上是有路可走的。

第二个是浮躁,提到浮躁就认为这是行业的“雾霾”,可是浮躁是多数人的选择,浮躁也就是短期目标,不是没有目标而是短期目标,这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因为生命有限、青春有限。为什么一说就说百年,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现象。可是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谈的科技、资本,也就是我现在从事的行业,就是把短期的浮躁变成一个长期接力的机制,我把我的使命交付给下一帮人来从头开始,这样就能把短期的5年拼成15年,把15年拼成30年,实际上这是一个solution。我拿自己做例子,12年在企业,13、14年做投资,至少这两年包括今天参加这个会,我后面10年要跟科学家混在一块,我要跟他们越来越接近,我的事业就会越来越有希望。这是我的一部分,也就是拼接机制,长期接力的机制。

关于机制的成功率,科技和商业中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技术创新最牛的人是不是管理创新最牛的人?从零开始的小企业,在发展成大企业的过程中有很多的decision要做,我们又扮演了一个角色,让他们少吃亏。因为要从一个小企业变成一个大企业,CEO每天爬起来做的决定,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怎么保证他每次都可以做对呢?有这样一个伙伴可以降低他的失败率,这是我理解的我做的事情的意义,这是第二个我观察到的问题,浮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发散,所有的人都在谈同样的问题,都在给钱,但钱是极其分散的,每个人都在打井,变成了一个运动,但实际上每个人打的井都不够深,我认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三个问题。可是我看到了一个solution,是比较积极的,我们过去两年投了一批科学家,甚至在论文的阶段就进去了。我们发现BAT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是能够拼接的,我可以考虑还有人接我棒。15年、30年,我们愿意投,可是BAT他们也来竞争,我们的产业里出现了华为、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角色,他们上百亿的决策是再容易不过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发散的解决方案。他们的产业聚合了以后,把毛毛雨变成了“倾盆大雨”,打一口井可以打3000米,而不是打到500米就收工了。

主持人方方:请这边的丛教授发言。

丛京生:我是UCLA的丛京生,北大客座教授。跟周教授一样,我们有三个创业公司。 讲到转化,我们是其中一个例子,从学校做基础研究一直到做产业,我有这么几个心得。

第一个是项目要选对,其实选项目就是市场要选对,这是由教授把关的。

第二,在做的过程中,我每次都不愿意出去做,我还是接着做教授,一定要有比较核心的技术团队的人员愿意出去做。怎么做到呢,我的博士学生,要让他们在整个科研的过程中做主人,不只是作为帮助你做事的人,他们应该是这个团队中的重要参与者。

第三,要有Capital,在座有这么多投资界的人,可以讲一下,我们这三个公司都不是VC投的。为什么投我们的不是VC呢,VC们可能不服气,他们会说,丛教授,VC的门总是向你敞开的。但说实在的,我们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找VC展示,你们有没有可能走回来,走到学校里,仔细看一下哪些比较有兴趣的项目,这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刚才周总提到了你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那还是很有意义的。可喜的是我这第三个公司确实有一个VC,很了不起,我一点没有去找,他就找到我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值得大家参考的。即使说大学不是唯一的技术起源地,最起码是重要的技术起源地,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们能否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

刚才讲到技术转让,在美国其实有两种模式,我们在UCLA有技术了之后,或者是合伙人模式,或是由UCLA作为股东这一模式把它做出来。

主持人方方:下面请曦轲发言。

张曦轲:我是欧洲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Apax的中国区总裁,也是未来论坛的创始理事之一,很高兴,大家的很多观点我都认同,所以我讲得简单一点,围绕主持人反复提的创新生态系统,从最前端的技术研究到最后的产出获利。

首先描述一下我自己感觉中的理想系统是什么样的,我脑子里理想的创新生态系统应该有三个东西非常有机地组合起来。

第一是基于对未知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和强烈兴趣的技术研究,技术研究不可能是功利性的,一定是对未知的深刻好奇和兴趣;第二是基于满足甚至于可以引领人类未来需求的技术创新,因为技术创新需要的是满足需求,所以和技术研究不一样。第三是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一个基于高效的、基本完全市场化的资本配置。我觉得有了资本配置才会有商业化,所以我觉得技术研究、技术创新和技术商业化是三个需要厘清的不同概念。

对应中国来讲,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存在在技术研究上过分功利。在技术创新上则是专利很多,但很难商业化,很难有继续的市场需求。同时在商业化的过程中,目前资源配置在市场上的扭曲仍然在不断发生。要改变这样一种状态,达到一种理想状态的创新,确实需要有更开放和自由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其它一些机制、体制的支持,我觉得离理想状态可能还有段距离,但总体上看应该是越来越好的。

主持人方方:汤教授您是从事交叉科学方面研究的,既做基础研究又做技术创新,您有什么看法?

汤超: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汤超,在美国待了三十年,五年前全职回到北大,我回来之前是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教授,我本人原来是学物理的,后来做跟生命科学有关的问题,交叉研究吧。我现在在北大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我从很早开始就经常回国,和国内的同事合作,所以我实际上是看到了过去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的大学科技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觉得变化相当大。

举个例子吧,现在北大招年轻教授,我们的竞争力是相当强的,可以和美国很好的学校竞争,有相当一批年轻人觉得北大、清华以及其它学校给他们提供的科研创新环境,包括我们的资助、我们的待遇,都相当有竞争力,他们愿意回来,我们现在可以和美国前20名的学校竞争,和最好的学校竞争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变化还是相当大的。刚才好几位提到了经费的评审、使用,这些东西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确实也在改,改的力度也蛮大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解的。

现在有两个比较主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创新的文化在大学里面还不是特别浓,一个原因在于大家还是不了解,不知道我的技术到底能不能转成产业,刚才丛京生说了,如果VC能进来的话,跟大家聊聊,经常交流,可能就能改变这种文化。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想做的,找不着北,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我这个东西到底现在市场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下面应该怎么做,这是应该了解的问题。

还有,虽然现在政府非常鼓励科学家创新,但很多规则还没出来,特别是下面很多学校不敢做,我们北大还是鼓励的,但很多具体规则还是要出来。我们知道美国的学校规则非常清楚,比如我原先所在的加州大学,五天之内你有一天可以做你自己的事儿,去公司也可以、去创新也可以,去做Consulting也可以,规则很清楚、定的非常细,你可以去,但不能做CEO。我觉得这也是近期内可以解决的。

回到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刚才陈先生提到日本,日本在过去十几年拿了十几个诺贝尔奖,这和他们战后大批投资科研、投资教育有关系。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做事很认真,能沉得下心来,他们可以把一个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好。刚才说了,现在我们很大的问题,“雾霾”是浮躁,日本的这个“雾霾”基本没有,或者是比我们小多了,有一批科学家安下心来一直做,他也不是很在乎别人说他做这个东西有没有意思,社会对他怎么评价,他就是能够沉下心来做。但说句老实话,我个人认为日本不是个创新大国,而且我也不看好日本在20年、50年以后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创新大国。这个我们可以往下再看。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中国在2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大国,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面都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创新变成新常态,能不能做到。我有三个问题比较担心:

1、教育太千篇一律。刚才谈到人才多元化的问题,我们完全是千篇一律,应试教育,基本没有多样性,其实多样性对于创新是很重要的。

2、人文教育严重缺乏,我们基本没有人文教育,大家可能觉得人文教育不就是听听音乐、欣赏一幅画,素质高一些吗?其实远远不只是那些,并不是所有能够创新的人才都必须有人文教育,但如果整个社会都没有人文教育的话,那会很糟糕,因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全面了解对于学生能不能有批判思维、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挑战权威、能不能有创新意识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3、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国人重视别人怎么看,缺少自我内心的追求,包括急功近利、浮躁,还有就是非常单一、实际的价值观。我可能比较悲观,我觉得中国人的文化里比较少追求精神上的东西,比较喜欢追求物质上的东西。读书也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不是为了达到精神上的满足,而是能够出人头地、做官、能够有Title,缺少精神上的探索和追求。

主持人方方:谢谢。余凯从高级的研究员转身成为成功的创业家,也是未来论坛青年行动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有请余凯。

余凯:不是成功创业家,是创业刚开始。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过去在德国和美国从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方面的基础科研,后来到互联网企业,到百度去领导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研发,从去年开始创业,创业当然是前沿技术的商业化落地。

我们这个公司叫地平线机器人,主要做的是面向自动驾驶等重大应用领域的嵌入式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怎么样去重构这个软件跟芯片的架构,能够实现低功耗、高效能,从感知到决策的能力。整个创业的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中国其实经过这十几年,整个经济非常成功,诞生了BAT,现在有新的美团、今日头条,包括滴滴。这种成功的模式,一个鲜明的特征是我们做的都是2C的工作。我有一次跟红杉的周逵聊天,说到移动互联网这波创新,如果看成是一个球赛,可能现在是到了下半场。中国其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创新发展的周期,这个周期可能更多的是用前沿技术驱动的,可能是更加2B的,而不是2C的。这里面无论投资还是创业,还是创新,其实都面临困惑,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周期没有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经过相对长的研发周期,得到一个客户都要经历很长的过程,没有那种兴奋度。所以这里面引出我的第一个看法。美国有很多科学家创业的例子,比如说高通、VMware这些都是做到500亿到1000亿美金以上的公司。中国没有出现这种公司,我们缺乏对这种模式的理解。我们需要研究他们怎么样从基础科研到前沿技术、到商业化落地,这中间的历程中国没有走过。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性,我们看整个经济创新的发展周期,通常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互联网是最大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互联网能做什么生意、能怎么赚钱。第二个阶段是移动互联网。现在大概认为下一个阶段是人工智能,这是一个2B的生意,其次是更多的2C的生意会起来。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机会,怎么研究?我发现中国因为对整个生意的这种形态不适应,导致很多困难。中国都是拿来主义,把成熟的技术方案拿过来,在其他地方都经过充分验证,所以中国的企业尽管有的企业一年销售额能做到1000多亿人民币,但他们不为创新付费,这是中国特色。

这里面有一个结症,中国走到今天这个阶段,很多时候需要前沿技术,前沿技术有风险,不一定成熟,你愿不愿意跟大家一起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现在需要去解决这个结症,我觉得它会阻碍我们的创新,会让我们的前沿技术永远只是前沿,它不能落地。

我觉得政府其实可能有机会,比如政府愿意投入,创立怎么样的机制、引导基金,鼓励企业去防御风险,让创新性的企业能够开发这样的技术,能够从0到1,去走过这个路。

主持人方方:上海市政府曾经推出过一个政策,说VC投资如果投在创新的企业亏钱了,上海市政府可以补,这在社会上被吐槽了很长时间。刚才您是从创业的角度谈,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也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就是李亚,他不仅是企业高管,同时自己也在做大数据方面的创业。我们也请李亚讲一讲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亚:谢谢方方。我们的一点资讯是移动互联网上的资讯客户端。大家可以关注未来论坛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点资讯发布的《2016年网民的科学阅读大数据报告》,大家猜一下,在一点资讯平台上定制“科学”关键词频道的,跟订阅“王菲”“杨洋”“雾霾”这四个频道的人数,大家排一个序——不可能有人能猜出来,答案是科学频道的订阅人数是后面三个频道订阅数之和的100倍。科学频道订阅数差不多是7000万左右,后面三个频道,雾霾是最高的,三个加起来是70万左右。在座有很多科学家,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谁不把明星的绯闻当成最乐于消费的内容?为什么科学频道成了最大订阅频道。我觉得关键是,这里指的是用户主动订阅的关键词频道,跟基于简单的智能推荐,或者是基于编辑推荐的消费资讯内容不一样。我们这个平台主要是靠智能推荐,在这之前鼓励用户主动搜索订阅,当用户主动搜索或者订阅一个科学频道的时候,他订阅的是他觉得有价值而不光是有意思的东西。所以从理性来讲,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从2015年底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布100周年,到AlphaGo人机大战,再到量子力学方面所主导的事件,包括中国航空航天大事件,包括富有争议性的人工合成生命体等等,所有这些事件都会有二类、三类、四类比较窄的关键词频道订阅。科学频道最后成了这么一个在所有用户主动订阅频道中排名第一的频道,第二是“恋爱”,第三是“减肥”,然后是明星时尚。我觉得挺受鼓舞的,这也是我们跟未来论坛年会所发布的年度阅读报告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惊喜。它让我们看到,虽然可能各种综艺节目、真人秀、明星绯闻垄断了社交平台上最大的传播,但是我们的民众还是在走近科学。特别是我们看到25-38岁之间的群体,他们订阅科学频道的比例占到了我们这个平台人群的38%。这样的数据我觉得也看到了年轻人在这样一个时代对科学的关注,他也为我们的科技教育普及,为未来的科技创新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分享一个感受,特别是今年我们看到欧洲和美国的政治事件,一些大选或者一些重要的民众投票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科学主义或者启蒙思想所推动的市场经济,尤其是硅谷和华尔街的结合这个模式,在推动全体大众的生活水平提高方面是很明显的,我们大家都受益于语音识别、无人驾驶、生命科学等很多方面。但是在解决比如说收入、就业以及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些平等和公众问题方面,这又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才会有非常多的选民通过选票表达了不满。科学创新体制,硅谷与华尔街的结合,从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提升方面,可能相对来说让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我们公司有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基础,人工智能在未来30年将要消灭的工作机会,也会给就业问题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同时我们看到一些更重要的可持续发展,像刚才提到了雾霾,以及很多跟生态相关的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机制,它要超越单纯的市场经济和VC、IPO这样的结合。实际上东方的文化跟西方启蒙和市场经济之间还是有不一样的东西。也许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甚至现在最紧迫的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市场作为主导力量,但是同时,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传统的文化和智慧,可以让我们来共同解决科学创新、科技创业,为我们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或者使社会更公平、更全面,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可借鉴的地方。谢谢。

主持人方方:接下来我们要请辉耀和晓庆,这两位都是重量级的海归代表人物,请你们也从各自角度就今天的话题给我们分享一下。

王辉耀

王辉耀: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这个论坛非常有意义,在中国多年来一直都是商业论坛比较多,围绕科学、创新,特别是今天的论坛围绕创新生态系统,我觉得非常好。先介绍一下,我是王辉耀,是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我感觉今天这个话题,实际上大家都谈得很好,前面各位嘉宾分享了不同角度非常独到的观点。

我们今天这个选题里面谈到怎么样创新生态系统。硅谷和国内生态有什么不一样?实际上我们智库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对比中关村和硅谷,发现硅谷和中关村都是大概100万的人才存量,但是硅谷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人才的比例达到50%,大量来自印度、中国,还有其他国家。中国大概就是1%,1%里面还有70%是海归,大量都是本国人。吸引全球人才方面,中国还差得很远。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大家讲了很多生态系统的问题,我觉得生态系统最根本、最核心的还是人,如果没有来自全球的人才,创业的生态链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我想到中国的唐朝,那是中国最繁荣、在全世界最领先的时候。当时国际人口比例是很高的,“留学生”这个词是日本在唐朝时发明的。当时在长安留完学以后回到日本的叫“还学生”,留在中国发展的叫“留学生”,当时国外来唐朝做官员的也很多,大唐时代就是广纳天下英才的时代。所以这一块怎么样把这个生态真正做起来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的突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关村去年推动了人才二十条,公安部出台文件,华人博士可以回到中国拿绿卡,外国留学生可以在中关村申请工作,但是仅仅局限于中关村。比如昨天人社部、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发文,外国留学生不仅可以在中关村、上海工作,硕士以上的学生可以在全国工作,而且不光是在中国的留学生,海外没有在中国留过学、有硕士学历的人也可以在中国工作。希拉里有一个口号,要给所有学理工的学生自动贴上绿卡。中国也在做,比美国做得更好,我们欢迎全球的人才来中国发展,真正支撑中国创新的生态链,特别是人才环节。

我可以给点数据,比如说吸引外部留学生,美国、其他发达国家都是5%、10%,中国是百分之零点几。我们教育部公布的外国留学生,读学位的不到20万。中国也是吸引国际人口比例最低的(不到0.04%),印度都比中国高出十个百分点,全球发展中国家平均是3%,发达国家是10%,这个方面要有一个全球人才的生态链。中国现在有自贸区开始不断推动,各个自贸区在竞争。前天中关村到我们那儿调研,我说能不能本科生也可以到中国来拿绿卡,或者欢迎他们来学习。我去年还写了一个提案,关于建立国家移民局,这个建议得到了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发改委、中央编办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中国确实要广纳天下英才,不光海归,包括科学论坛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中国未来的核心问题还是人才,1%和50%的差距,如果我们赶上来一定会非常好。

主持人方方:辉耀是人才方面的专家,确实有独到见解。下面请晓庆,他是未来论坛的理事。

黄晓庆:我1982年去美国,在美国23年再回国。回国以后参加了中央企业,也进入了体制内,在体制内工作了8年,最后创业。一次是大家比较熟悉的UT斯达康,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又是负责企业投资的,也做了很多的企业投资,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天使投资,所以今天的会议我可以从两个方向讲自己的一些观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文小刚:创新的定义就是树立自己的标准

第一个方向是中国和美国,第二个方向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中国和美国。2049年中国要成为第一流的强国,至少经济上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应该干什么?我提一个观点,中国第一要学习美国,不学好美国,学第二、第三、第四就没有意义了,这是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事情。第二,我们学习美国,美国有很多政策是非常好的,可是美国的政治家没有完成它,中国的政治家可以完成它。只要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就可以给他发中国的绿卡。

第二,今天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时间是前所未有的创业的最好时机,不管是风险投资还是市场,中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适合创业的一个国家,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我跟打赌,随便弄多少KPI,我可以保证把这些KPI PK掉。

第三,中国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企业要有国际化视野,中国的市场很大,所以我们根本不去管外国市场,包括BAT。说难听点,只有腾讯稍微做得好一点,其他的根本不管外国的事情,百度地图有外国的地图吗?没有。中国的老百姓拿着中国的手机到国外,一上百度地图发现根本没有地图啊。这就是中国的企业,没有国际视野,我们不把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作为我们的义务,这是错误的。中国的标准组织和国家组织,大家一定会写中国XYZ,你写中国XYZ,国际上的人就不来了。你去看看美国的组织,绝对不会写美国或者是USA,一定是写XYZ,或者是global,这说明什么?美国人愿意当白求恩,最后一定会得到回报的。所以一定要有国际视野,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做任何的企业和技术的时候,要想到我们能够为世界人民做什么,也许不是世界上每个市场都去,你可以先去某几个市场,但一定不能只在中国市场。

最后我讲一点感同身受的,回国的时候中国移动只有200个专利,我在中国移动研究院为中国移动申请了接近5000个专利。知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体现知识产权最核心的是专利。你看我们中国申请海外专利的人有多少?真的非常少,我们公司刚刚创业没有多久,都很快会成为全中国的top10了,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中国一定要申请知识产权,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而是在全世界主要的市场申请知识产权。我们不去申请PCT专利、美国专利和日本专利,以后怎么对付他们?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很欣慰地告诉大家,江苏省、深圳市有非常鼓励企业申请国际专利的政策,甚至可以省一半钱、80%的钱,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我们应该申请更多的国际专利,如果不这样干,在未来的竞争中我们就会被别人修理,而不是去修理别人。

主持人方方:谢谢晓庆,还有刘教授,也是我们专门请来的中医方面的专家。

刘保延:看我们今天的题目,从基础研究到前沿技术开发,我觉得和中医行业离得很远,我们还是2000多年前的东西。可是我们回头看一下,2000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非常伟大,他所发明、发现的中医药的针灸,到了2000年以后的今天还得到了国内、国际上高度的关注。目前,我是中国针灸学会的会长,也是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主席,针灸已经在世界上183个国家开始应用了。针灸现在治疗非常多的疾病,可以解除大家很多的痛苦。为什么2000多年前的中医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是最领先的,它当时是把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当时的高科技有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中医理论,发现了经络学说,让我们看到人身上自带着药箱,每个人有300多个穴位,只要运用得好,它不会带来耐药性的问题,不会带来副作用以及医疗费用的无限制上涨,它很容易就给你带来健康。到了今天,这些东西还在用,而且还非常有效。可是有一点,我觉得了它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它的很多潜能没有发挥出来,关键问题还在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并没有解决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没能够去回答古人为什么能够在2000多年前的时代,通过个体化的诊疗让每个人得到很好的关照,能把自然界这么多的药物,例如树皮、草根、矿石以及动物内脏等很多东西拿来治病,并且得到那么好的效果。

我们国家第一个自然科学界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我们院里的屠呦呦研究员,她发现了青蒿素,这不是她自己发现的,而是古人2000多年前民间验方中的介绍启发了她的思路,她改变了提取的工艺,最后发现了青蒿素。类似这样的东西古人有很多,可是我们缺少基础研究的支持,缺少这方面的关注。

今天讨论的议题,作为一个非此领域的专家,我听了以后很受鼓舞。我觉得现在国家在基础研究上有高度关注。我特别呼吁在座的各位能高度关注中医药,这个领域很可能是你们做出原始创新性贡献的一个巨大领域。它和人是最贴近的,我们中医药学是最能和人、互联网、大数据很好结合的领域。可是我们现在缺少一些机制,把中医药和大家联起来,让大家真正地关注它,并且支持它的发展。特别欢迎大家有健康问题来找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如果有投资的意向也来找我们,我们这个领域可做的事非常之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方方:希望中国第二个诺贝尔奖还是从中医药研究院产生,还有两位发言人,有外国朋友没有发言,希望能够听到他们对今天话题的意见和看法。

Larry Namer

Larry Namer:大家好,我来自媒体界,不是来自科学界,因此我不会努力尝试着去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名人的报道。现在在120多个国家当中,我们是领先的大众文化的提供国。为什么我会来中国?媒体发展很迅速,变化很大,过去媒体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控制电视里的每一个像素,而现在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有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硅谷发展了人工智能和增强现实。中国成为了我研究的领域,我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去尝试和实验一些新的点子,在这里比美国实现得更容易。来到中国我会看一些电视节目,拜访很多中国媒体的公司,我们要找到下一个浪潮。你们有很好的优势,我来到这里亲自进行研究也很有优势。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在电视节目当中获得一些新的想法。在美国,他们总是进行试点,比如说给你500万美元进行试点,如果一个试点失败了,你要做下一个试点。我们做一个试点项目有可能会失败,要花500万美元,你很难说服别人的。在美国,500万只能做一个项目,在中国可以做很多项目。如果你是百老汇的制片人,你不会只把你的节目放在百老汇上去展示,你希望先进行一个试验,成功了再把它带到百老汇和世界各地。在中国我可以先做一些试点,成功的话可以推广到世界上,这样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

首先我们在中国开发了一个项目,已经在中国出了这个节目,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进行了节目的展示,在美国也希望播出这样的节目。我们想要看的是人们真正需要什么,他们对什么样的节目感兴趣,希望能够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涉及到需要用哪些技术工具去创建这样的节目。第三,良好的商业模式,可以使我们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这是我在中国所做的事情。

主持人方方:还有Dovi,他来自以色列。

Dovi:我是E.merage基金的创建者,这是一家风投公司,主要在以色列投资,现在做的事情是把这些公司和中国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对风投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希望能够在其他国家拓展我们的市场,我们要把最佳的企业家和公司与我们的投资者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种连接。在建立E.merage之前,我为政府工作,我是以色列首席科学家组织的顾问,这是一个政府机构。我们也建立了一些项目,在科学界和企业界建立起强有力的关系。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以色列的一些视角,可能会让你们感兴趣。以色列是有技术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创新的周期和智能的发展,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基于技术的,我们必须要和以色列的社区、科学界建立很好的联系。我觉得未来论坛本身就是起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承担着一种使命,这样的模式应该在世界范围内采纳。在座的很多人是企业家、投资者,你们在这里共同探讨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能做的第一步。人们可能觉得这一步是自然而然可以发生的,我一直跟踪着未来论坛的发展,我觉得未来论坛真的是太棒了,接下来去看看以色列的视角,我们可以学习一些什么。

首先是企业家。在以色列,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拥有潜在的竞争优势,即强有力的技术,这就意味着企业家要和科学家结合在一起,去大学寻找好的点子,和他们进行互动。我们这些做法可以被其他的国家所效仿,经济的未来是基于技术的,我想每个人都深知这一点。最佳的公司将是能够和最佳的技术互动的公司,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技术,作为企业家你要获得最佳竞争优势的话,必须要有最佳的技术,你必须要和最佳的科学家进行互动,和他们进行合作。

第二,涉及到政府。我过去也在政府工作过,政府可以做太多的事情来架起一座桥梁。以色列的政府给科学家和公司、企业家提供资金,让他们共同合作,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模式。政府的基金并不仅仅是支持基础研究,而是支持三界之间的融合和合作。

第三,涉及到科学。在以色列,每一位科学家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家,今天我们看到非常多类似的人物,也有类似的经验。在以色列确实有这样一种文化,201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教授,在大学教了35年,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科学家承担的角色,他们的思维方式。当然他是大学的教授,但他也应该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想这也是美国体系的基础。

另外一方面,媒体还有大众必须要去庆祝科学的发展,未来论坛就这样做了。我们可以通过名人进行科学和技术的传播和宣传、教育等等。非常感谢各位,再次感谢你们邀请我。

主持人方方:今天下午的圆桌会听下来就是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基础研究,要有远见和定力。第二就是人才,很多嘉宾都谈到了创新生态里的人才,人才是一个很大的因素。第三,技术创新的情怀,在研究的基础上去搞技术创新一定要有情怀,要有信念。这是今天下午反复被大家提到的几个词,看看朱教授还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

朱军:谢谢各位专家精彩的分享。因为我是属于代表着年轻一代的,5年前回国到现在,我也切身感受到了国内的变化,虽然我们确实面临着体制上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像未来论坛的口号一样,我相信中国的创新生态也会向前更进一步。谢谢大家。(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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