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互联网为何没有重大创新

中国自互联网产业萌芽以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发明性创新,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原型都来自于美国。从“中国的雅虎”、“中国的亚马逊”、“中国的谷歌”到“中国的Snapchat”、“中国的Instagram”,往往是吸引资本乃至去纳斯达克上市的最佳口号。

乔布斯的故居
乔布斯的故居

五月的旧金山,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阳光明媚,紫色的蓝花楹开遍山坡。

乔布斯的故居在硅谷的帕洛阿托市(Palo Alto)瓦沃勒街(Waverley Str。)2101号。这是一栋外表极不起眼的英式红砖建筑,外墙爬满了蔷薇。在乔布斯去世前,这里是普通软件工程师喜欢居栖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硅谷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一栋大house动辄千万美元。

我去的时候是晌午时分,整条街道寂无一人,乔布斯家的院子挺大的,低矮的木栅里野花在光影中摇弋缤纷,有一朵红色的罂粟花孤枝直上,开得无比放肆,宛若斯人犹在。

“这两年,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互联网新贵们在这附近购房置业,争着当乔布斯的邻居,雷军[微博]的新房子就在不远的一个街区。”陪同的Isa告诉我。

“中国邻居”们想要接近的不但是乔布斯的房子,而更是他的创新灵魂。可是,后者好像比前者要稍稍遥远一点。

Helen的女儿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她回家问妈妈,“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中国人是C2C?”

C2C是Copy to China的简说,小女儿感到很受羞辱。Helen对她解释了半天,不过,“其实在内心,我也觉得这真是一个问题。”

Helen的中文名叫梁海燕,是一位在硅谷生活了十多年的博士创业者,她曾经创办过一家可穿戴智能公司,从去年开始,她在硅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并开通了名为“千读”的微信订阅号。如今,这个读书会有500多个人,是硅谷地区最大的华人学习组织,而“千读”公号上线一年也拥有了一万多名订户。“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喜欢读书。”她对我说,“我们每周在线讨论两本书,很多都与创新有关。”

每年,梁海燕都会接待好几批来自大陆的企业家朋友,“他们来这里,问的最迫切的、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硅谷现在最流行什么?无论是软件、硬件或商业模式,都很受到关注,可是,很少有人问,硅谷的创新为什么与众不同。”

梁海燕的疑惑,也得到了James洪的呼应。James曾是苹果公司的高管,他帮助库克完成了苹果与富士康的手机业务衔接工程,是一个很有点传奇色彩的人。就当我们在硅谷聚餐的那一天,周鸿祎[微博]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脱口秀,隆重推出360的酷派手机,而雷军则同时宣布小米手机[微博]降价。

“他们都在做手机,每个人都在做手机。”James一边嚼着台湾厨师做的酱汁仔排,一边说,“他们都把苹果当对标物,都说做出了比苹果更牛、而价格却便宜一半甚至更多的手机,可是,他们真的知道苹果是怎么理解手机的嘛。”

吴晓波与Helen和James的合照
吴晓波与Helen和James的合照

在不久前,梁海燕的读书会分享了硅谷鬼才彼得-蒂尔的《从0到1》,这本书近日也雄踞大陆商业图书榜的前列,一位分享者在群里提问,“美国人在想的是,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这是价值观上的差异吗?”

在硅谷,能够清晰地看到中美创业者对创新的理解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它不仅是价值观上的,更是制度上的。

美国人对技术驱动有宗教般的痴迷,同时对创新的维护也十分的严苛,任何新的发明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没有一家公司敢于轻易地去模仿竞争对手,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或哪个阶段会遭到专利的狙击。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支持任何的仿冒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但是耻辱的,更是危险的。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和道德环境中,小公司的创新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和鼓励,颠覆性事件时时发生。但是,因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特别是应用性领域的大规模拓展,也使得创新与仿冒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再到扎克伯格,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全数遭到过抄袭的指控,有些甚至陷入旷日长久的侵权官司之中。

相对于中国,自互联网产业萌芽以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发明性创新,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原型都来自于美国,而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考虑,在专利法的执行上,偏护本国企业,外国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的难度非常之大。

有一朵红色的罂粟花孤枝直上
有一朵红色的罂粟花孤枝直上

创新环境的差异,最终造成两个结果——

首先,中国企业先是大规模地模仿美国同行,竞相以模仿速度的快捷为创新的第一指标,风险资金也以此为投资的最主要的考量指标,从“中国的雅虎”、“中国的亚马逊[微博]”、“中国的谷歌[微博]”到“中国的Snapchat”、“中国的Instagram”,往往是吸引资本乃至去纳斯达克[微博]上市的最佳口号。

其次,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模仿,同质性产品层出不穷,所有指责别人模仿自己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模仿的产物。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凡是能够被模仿的模式,都不应该算是创新。中国人在民族性上从来有“胸纳百家,为我所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实用主义传统,对创新的认定往往以最终的成效为前提,“存在即是合理”,“成功是检验创新的唯一标准”。

创新是所有产业进步的起点,差之毫厘,行而百里便如隔天涯。正是美国与中国对创新的这种迥然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新经济竞争环境。

去斯坦福大学参观,陪同的是医学院的博士后王峰,他在这里从事免疫学研究,而这无疑是当今最为显赫的领域之一。

斯坦福大学校景
斯坦福大学校景

前些年,来硅谷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应用产业,而如今,医学、大数据及智能硬件成为了新的追逐对象。医学院有一栋以朱棣文命名的U型大楼,里面有很多交叉学科的实验室,正在像银河系大爆炸那样地酝酿着无数的可能性。

“每天都有几个来自中国的投资人在这里像星探一样地逛来逛去。”王峰笑着说,“这栋楼里做的是从0到1的工作,而咱们中国公司将完成从1到N的使命”。

也许在不久的几年后,硅谷将出现新领域的“乔布斯”,他们暴得巨富,然后把某个新街区变成另一条瓦沃勒街,再过了若干年,那里又将出现新面孔的“中国邻居”。

(文/吴晓波 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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